（一）
1919年注定是中国不平静的一年。早在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这样，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的“既成事态”，便被明文肯定下来。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集会于北大法科礼堂，报告巴黎和会的情况。会场上群情激愤。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会后，愤怒的学生们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
当晚，消息便传到天津，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群情激愤，立即奋起响应。经过一天联络，5月6日，各校学生即组成天津临时学生联合会，作出统一部署；5月7日，各校学生乘“五七”国耻纪念日机会，走上街头，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举行集会、请愿及示威游行。5月14日，各校学生正式组成天津学生联合会，不久，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宣告成立。从此，五四运动在天津更加轰轰烈烈，声势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斗争也越发激烈。
刚刚回到天津的周恩来，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5月5日，周恩来先以南开学校校友的身份，全力参加天津学生运动。南开学校学生是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一支最活跃、最能战斗的队伍，一大批积极分子早在运动初期就开展了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活动，并且多次组织进京请愿斗争。卖国贼曹汝霖在北京赵家楼的住宅被愤怒的爱国学生火烧之后，逃往天津，躲进了租界。他装出一副关心教育的样子，表示愿捐巨款给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此时该校正在筹措大学部的经费，遂准备接受其捐款并聘其为南开学校校董。
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和南开的学生领袖们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无论如何要阻止此事，以维护学校的声誉。为了广泛联络已经毕业的南开同学声援这一斗争，周恩来很快给留日南开同学会去了信。他在信中写道：“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17、18世纪，甚而13、14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留日南开同学会接到周恩来的信后，于5月21日将信节录抄寄给留美南开同学会。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南开学校的毕业同学一致决定，如果校方领导执迷不悟，就全体宣布与南开学校及校长断绝关系。经过坚决的斗争，校长只好宣布拒绝接受曹汝霖的捐款。
为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加强各校学生的联系，进一步唤起民众，继续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作为自己的喉舌。周恩来首先接受邀请承担主编的任务。《会报》开辟有主张、要闻、时评、新思潮、来件、文艺、演说、翻译等10多个栏目。最初，《会报》为日报，每日对开一大张，后改为3日报。
当《会报》出版预告登出后，来自各处的订报函件，就像潮水一般涌进天津学生联合会，截至出版前一日，订户即近两万。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其中不仅有学生、教员，还有工人、店员、职员以及家庭妇女等。不仅有天津的订户，还有外地甚至南方的订户。
7月12日，为扩大即将创刊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影响，周恩来在《南开日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文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把它同日本的米骚动、朝鲜的独立运动并提，认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宣布《会报》将“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等。
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终于以崭新的姿态与世人见面。周恩来亲撰社论《革心！革新》作为发刊词，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响亮口号，天津各大报纷纷转载，在天津、北京、上海、保定等地引起强烈反响。这对当时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对提高广大学生的认识和觉悟，都是一个很有力的推动。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密切配合了当时的爱国斗争。从7月1日起，山东学生因反对日本人在山东挑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全省人民都起来支援，声势浩大，北京政府为了镇压爱国运动，竟于7月25日宣布山东戒严，派济南镇守使皖系军阀马良为戒严司令，逮捕学生，还屠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领袖3人。消息传到天津，《会报》立即派出外勤，赶赴济南深入现场采访，及时地报道了上述血案真相，激起爱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8月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愈来愈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
8月23日，天津以学生为中心结成的各界代表，偕同山东代表前往北京，会同北京代表齐集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刽子手马良。代表们在坚持斗争达三天三夜后全部被捕。消息传到天津，周恩来认为这正是继续掀起加强爱国运动的好时机，遂与天津各界领导人共同商讨行动计划，指挥《会报》紧密配合斗争外，还亲自赶到北京，做了大量工作。很快，《会报》发出号外，万人争购，街头喊声一片：“看学联会报号外，政府决心与民为敌，请愿代表全部逮捕！”天津人民积极组织力量，投入战斗，26日，派出第二批代表，27日派出第三批代表，28日，派出第四批代表，相继赶至北京，向反动政府展开猛烈进攻。北洋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被迫于8月30日后分批释放被捕代表。
正因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号召学生和各界同胞采取罢课、罢工、罢市、示威游行等各种有效方式，积极参加爱国斗争，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恐惧。8月底，北洋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会报》。9月22日，天津警察厅派出军警，武力逼迫印厂不准承印《会报》。《会报》被迫停刊。经过周恩来等不屈不挠的斗争，10月7日终于复刊。复刊后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由日出一大张改三日出一张半，然而战斗性却更强了，它明确提出：“集世界大事，作为系统的记载，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义的国家范围。”到1920年初终刊，《会报》共出版了100多期。《会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大都由周恩来主笔。
（二）
早在9月2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谌小岑等人从北京胜利返津的途中开始酝酿成立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要打破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活动的封建束缚。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虽然也在斗争中彼此支持，但是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两大团体的联合已是势在必行。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进行筹备工作，他奔走于两个组织之间，和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学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这个团体是一个最初由20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定名为“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10人。当时觉悟社会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码。
9月16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会议决定出版一本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觉悟社作为一个崭新的团体，没有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在男会员中周恩来是5号，后化名“伍豪”。女会员中邓颖超是1号，后化名“逸豪”。
周恩来在为觉悟社起草的《觉悟的宣言》中，阐述了觉悟社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在这篇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请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觉悟社讲话。9月21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李大钊来到觉悟社，和社员们亲切交谈。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李大钊和周恩来等谈了很久，才依依惜别。
觉悟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项工作是出版刊物。1920年1月20日，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第一期出版了。这本杂志有百余页，将近10万字。仅周恩来一人就在上面发表了《觉悟》《觉悟的宣言》《有什么分别》三篇文章和《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雨后岚山》等五首白话诗。在《觉悟》上发表文章时，周恩来就使用了“伍豪”的代名。周恩来撰写的《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人的生活。”
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周恩来进入大学部文科学习。几天后，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11月25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10月10日，他参与主持了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的共和纪念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行径。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并不准上街游行。男女学生多人被打伤。觉悟社社员邓文淑等带领女学生首先冲破警察的包围，走上街头，和陆续冲出包围的队伍一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最后，游行队伍来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为代表找警察厅长杨以德质问，杨避而不见。
1920年1月初，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同意日本提出的山东问题由日中“直接交涉”。此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形成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直隶省长曹锐下令各学校提前放寒假，以瓦解学生的爱国运动。周恩来主持觉悟社会议，提出“反对直接交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提前放假”等口号，由学联组织学生广为宣传，并组织日货调查团，深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天津反动军警逮捕请愿代表后，周恩来、张若名等开会紧急动员，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营救被捕代表。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和于方舟4人被学生们公推为代表，要求面见直隶省长。游行队伍在周恩来的指挥下，群情激愤，一路高呼爱国口号。可是，当他们来到直隶省署门前时，省署两扇大铁门已紧紧关闭，任凭你口号呼得再响，门内却不见有任何动静。周恩来、张若名等4位代表从门下的缝隙钻进省府，找当局说理，游行队伍继续在外边呼喊口号声援。当周恩来他们一钻进省署大门，埋伏的大批反动军警随即一拥而上，将他们悉数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