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Shi Chuan Tong
探讨日本的“与众不同”，首先应该从解读武士开始，武士阶层在日本的历史和传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了解武士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武士是怎么产生的，它是如何统治日本的，它对日本的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武士精神包括哪些内容，这些都是我们感兴趣和必须了解的。
第一章 武士的起源
武士阶层影响了日本的历史，武士精神影响了日本的文化，但是，武士并不是日本历史上本来就有的，它是公元12世纪平安时代末期，伴随着当时社会的混乱和皇权衰落的过程而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是外戚贵族侵蚀皇族的权力，后来就是武士登上政治舞台。在这种靠武力统治的现象出现之后，日本历史就一直伴随着武人的活跃向前推进。皇室在之后的7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这是日本历史的一大特色。所以，了解武士的起源，是了解日本历史和文化之所以与众不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从“国王”到“天皇”
武士的出现是对皇家权力的侵蚀，所以，了解武士的起源，必须从日本天皇说起，从考察天皇的出现和皇权的衰落过程说起。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期以来称日本为倭或者倭国，称其首领为倭王或者国王，“天皇”一词并不多见，也没有证据表明那时的日本有“天子”的思想，古代早期的历史资料都表明日本是臣服于中国之下的，只能称“王”，不能称“皇”。
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授予过倭奴国王金印，三国时代，公元239年，魏国封“邪马台国”国王为“亲魏倭王”。公元420年后，日本与南朝的宋有交往，接受宋的册封，有“倭五王”被册封，这时是大和朝廷时代。日本早期没有史料记载当时日本的首领叫什么，根据中国资料看，当时他们都被称为国王。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获得中国的册封对于小国林立的日本来说，具有必要性，因为获得大国册封者可以拥有在其国内的权力正当性，可以借助大陆大国的权威控制其他小国，还可以在发生争端时借助大国的力量调节争端。
册封是有封号的，比如，公元478年，南北朝时，倭王武曾上书宋请求封号，但是后来宋灭亡，齐朝封倭王武为“镇东大将军”。齐灭亡之后，梁朝封倭王武为“征东将军”。其实，当时的中国处于南朝与北朝对立状态中，并无暇控制日本，也成不了日本国内事务的调停者，但是尽管如此，获得这个名分，在政治上对日本这些小王国还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历史上日本的各个小国需要中国的册封，除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之外，他们中的霸者还需要利用中国对抗朝鲜半岛。但是，从史料上看，这些小国似乎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他们获得的封号与朝鲜半岛获得的封号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时还低于朝鲜半岛获得的封号。比如，倭国获得的“镇东大将军”封号低于高句丽获得的“征东大将军”封号，而他们后来还获得过“安东将军”这个称号，显然也低于同时期百济获得的“镇东大将军”和“安东大将军”称号。由此可见，倭国未必能通过中国的册封体系保持对朝鲜半岛的优越地位。不管日本的小国是什么意图，接受中国的册封，便意味着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成为君臣关系，中国的王朝也就不可能称日本的任何首领为皇帝或者天皇，只能称其为“王”。
那么，日本是什么时候出现要与中国平起平坐思想的呢？原来，当日本觉得自己有能力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关系时，自我中心主义便产生了，这种能力的政治基础是国家的统一。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拥有相对的政治独立性，有日本学者从出土的稻荷山铁剑铭上的“治天下”中分析，日本可能在公元471年时就有自己的“天下”思想，具有了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思想基础。虽然统一之初倭王武还接受中国册封，但是，根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到了公元600年，大和朝廷第一次遣隋使称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弧”，这个古日语单词，意思是“天儿”，说明当时日本已经具有“天子”的思想。当时应该是推古天皇时代，她是第三十三代天皇，也是史料记载的日本历史上的首位女皇，遣隋使把她的字解释成“天儿”，是要告诉中国，他们的“王”也是“天子”。
既然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时期，日本的天皇已经传到第三十三代，那么之前他们一直接受中国朝廷对他们的册封，甘愿为“王”，甚至为“将军”，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策略，抑或还有别的原因呢？
原来，日本的历史，除了根据中国史料记载的比较确切的部分之外，还有一段传说的历史。虽然关于天皇的记载，并不比隋朝久远，最早出现在公元8世纪初成书的日本史料《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但是里面却把天皇的起源说得很久远，而且还把天皇神化了。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说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后代神武天皇是日本初代天皇。但是，这两本书太过于神话，不足以作为史料来看，所以，有历史根据的首位天皇还是被认为是与隋唐同时期的推古天皇。就连著名作家松本清张都说，《记》《纪》两份资料“是当时朝廷编纂的，是天皇家和中央政府自我美化的作品，完全是为了巩固天皇政府的统治而编写的”。特别是关于“神代”日本，从神武天皇到开化天皇的九代，基本上是杜撰的。
尽管如此，根据学者按照《记》《纪》的记载推算，神武天皇即位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60年，那时日本还是弥生时代，中国则处于春秋时代。神话不足以构成历史研究的根据，所以，一般日本历史学家还是以中国史料为根据，从《三国志》记载的邪马台国开始研究日本的历史。中国史料《旧唐书》记载，“日本”是倭国的“别种”，本来是一个小国，后来合并了倭国。《新唐书》则记载，日本与自古以来和中国有交往的倭国不同，日本的国王姓“阿每”，筑紫城的神武征服了大和自称天皇，600年前后开始与中国交往，这是指大和朝廷与隋唐的交往。
由此可见，与唐朝交往密切的大和朝廷有可能不是邪马台国的继承国家，因为邪马台国长期向中国称臣纳贡，从未自称天皇。而大和朝廷却自称天皇，并认为天皇（神武天皇）早在公元前660年前就存在了，这意味着：或者大和朝廷以前确实很小，没有像邪马台国那样与中国交往过，或者它后来吞并了包括邪马台国在内的其他小国，统一了日本，并开始向中国显示其“天皇”的存在，抑或有可能是邪马台国演变成或者吞并了各国，形成大和朝廷，并产生大国意识，不再接受中国册封，并告诉中国他们的国王也是天子，即“天儿”。这些都是日本古代史的谜团，现在还没有定说。
不管大和朝廷来源如何，也不管它与邪马台国是什么关系，后来的事实证明，隋唐以后，大和朝廷不再接受中国的封号，说明大和朝廷不同于过去的倭国，开始独自建立自己的威信。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大和朝廷的使节呈给中国朝廷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的表述，进一步证明那时日本已经对外自称天子了，隋炀帝对此十分不满。既然称“天子”会引起隋朝的不满，那么就改称“天皇”，根据《日本书纪》记载，第三次遣隋使递交的国书上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意味着“天皇”这一称号在公元608年，日本就在对隋外交中正式开始使用。总之，这一举动意味着日本正式脱离了中国的册封体制，确立了政治的自立性。
但是，由于还有经济和文化上的依赖，虽然不接受册封，但朝贡体制还是维持了下来，大和朝廷并没有停止向中国朝贡。唐朝给日本的国书仍然写着“倭王”，说明唐朝并不认可日本的所谓“自立性”，不承认所谓的“天子”和“天皇”之说。公元702年，入唐使者栗田真人接受的唐朝国书上写着“日本国王”，说明唐朝接受了遣唐使的通告，承认了“日本”这一国名，不再称其为“倭国”，但仍然称日本君主为“王”。其实，“天皇”一词是武则天对唐高宗的尊称，这一用语很可能被入唐留学生传到日本，日本充满神话的所谓“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不过是借用了唐高宗的尊称——“天皇”，杜撰了日本“天皇”的神话历史。大和朝廷也许早就存在，但是，“天皇”一词应该出现在武则天之后，所谓神武天皇之说，很可能是大和朝廷的官方“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编的瞎话。“王”或者“大王”也许具有比较久远的历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天皇”的历史不会早于唐朝。
2.天皇大权旁落
从邪马台国的历史看，像卑弥呼这样有实力的国王曾经掌握过日本的政治主导权，天皇或者大王的国家未必掌握过类似的权势。大和朝廷的天皇终于统一日本，这是事实，但是从朝廷内贵族的专权和后来武士幕府的出现看，日本的天皇真正掌握政治主导权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大和朝廷的天皇由于当时日本存在“摄关政治”，逐渐失去了实际权力。所谓“摄关政治”是指拥有摄政王和辅佐天皇的“关白”这一职务的贵族经常干涉朝政的现象。公元710年，天智天皇的第四个女儿即位成为元明天皇，她模仿唐朝长安，在奈良建立平城京，从此日本进入奈良时代。元明天皇是一个有作为的天皇，她建立的平城京中有贯穿南北5公里、宽度70米的朱雀大街，大街两旁是皇宫和罗城门，还有与朱雀大街垂直的数条长6公里的东西走向大街，模仿的是中国长安的城市规划。但是，后来这位元明天皇的孙子盛武天皇即位后，娶了大臣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做夫人，皇权开始被藤原家族掌握。藤原不比等是帮助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除掉专权的苏我氏，并在大化改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臣足（因为有功被赐姓藤原，据说日本现任副首相麻生太郎家族有他的血统）的儿子，势力非常强大。他的女儿光明子是夫人，他就是国丈，权力进一步稳定。外戚干政也就从这时开始，天皇实际上失去了对朝政的控制权。
但是，按照当时宫廷的制度，“夫人”还不是皇后，藤原不比等死后，他的儿子们试图让自己的妹妹光明子成为皇后，但遭到辅佐盛武天皇的长屋王反对，理由是光明子是藤原家的女儿，不是皇族。但是恰巧，这时光明子生了一个儿子，并被立为太子，这样，藤原兄弟自然要成为国舅，但是这位皇太子不到一岁就死了。于是，藤原兄弟认为皇太子是长屋王咒死的，便利用权势逼迫长屋王自杀，然后，把他们的妹妹光明子立为皇后。不过，藤原兄弟没有富贵的命，不久都接连生病而死，看来，藤原家族的专权并不顺利。但是，从这些权臣的权谋术数中可以看出，天皇开始被架空了。
直到公元794年，大和朝廷又出现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天皇——桓武天皇，他将首都迁往京都，当时叫平安京，日本进入平安时代。桓武天皇的牌位供奉在现在的京都平安神宫。平安时代的日本天皇是亲政的，桓武天皇就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但是到了公元9世纪后期，藤原家族的势力逐渐膨胀，实行“摄关政治”，导致天皇大权旁落。藤原家族干政的方式是与天皇联姻，他们经常将女儿嫁给天皇，等到男孩儿出生，便强行立为太子，然后再让太子顺利即位成为天皇，藤原家族的人自然成为国丈或者国舅。然后，藤原家族就任摄政王，操纵日本政治，在天皇成人之后，藤原家族的人仍然以“关白”职务，继续操纵政务。
“摄政”是天皇年龄小时由摄政王代理政务，“关白”是天皇长大成人后辅佐天皇的职位。藤原家族利用与天皇的姻亲关系要么担任摄政王，要么担任“关白”，操纵朝政。历史上把这种现象称为“摄关政治”，其实就是外戚专权，天皇大权旁落。
公元11世纪，藤原“摄关政治”达到了最盛时期。比如，藤原道长虽然并未就任“关白”的职务，但是其势力连天皇也要让他三分。他的三个女儿分别成了三个天皇的皇后，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一门三后”。大女儿彰子是一条天皇的皇后（彰子的家庭教师就是《源氏物语》的作者紫氏部），当时一条天皇已经有皇后，叫定子（定子的家庭教师是文学家清少纳言），但是藤原道长还是强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立为正室。另外，他还把二女儿妍子嫁给一条天皇的堂弟，即后来的三条天皇，但是这位三条天皇没有生男孩儿，所以，藤原道长强迫三条天皇退位，又立一条天皇与彰子的孩子，也就是藤原的外甥，让他成为后一条天皇，并将三女儿威子嫁给他，也就是说，藤原把亲女儿嫁给了自己的亲外甥，即，后一条天皇娶的是自己的姨妈，这就是所谓的“一门三后”。其实，后来的后朱雀天皇做太子时曾娶过藤原的另一个女儿，只是她没有做皇后，也就是说，藤原道长差点成了“一门四后”的“国丈”。藤原道长写过一首诗：“这世界属于我，就像明月当空照，没有亏缺时。”
除了“摄关政治”之外，“院政”也是导致天皇大权旁落的重要原因。公元11世纪中期，藤原氏家族的香火断掉，没有了子嗣。后三条天皇即位后，他为了排除藤原家族干政，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因为藤原家族之所以能够干政是体制原因，这个家族不是担任“摄政”就是担任“关白”，也就是说，“摄关政治”导致了外戚专权，架空了天皇。于是，后三条天皇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自己提前“退休”，让自己的儿子当天皇，自己当“上皇”，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太上皇，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上皇实际上掌握实权。这样，即使有人利用天皇的名分玩弄权力，也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天皇还未成人，实权掌握在他的父亲“上皇”手里。上皇虽然没有什么名分，但由于他的宫殿叫“院”，他在宫殿设立“院厅”，打理朝政，所以在日本历史上，上皇代替小天皇施政被称作“院政”。
事实上后三条天皇并没来得及实行“院政”就死了，后来他的儿子白河上皇如法炮制，于1086年真正开始实行“院政”。“院政”其实与“摄关政治”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凌驾于真正的天皇之上玩弄权力的手段，只不过“摄关政治”是外戚专权，“院政”是老子代替儿子掌权。“院政”的目的在于防止外戚专权，维护自己的权力，但是“院政”的结果同样导致了真正的天皇被剥夺了权力，最后还出现了天皇与上皇的权力争夺，也就是父子之间争权夺利，在日本历史上，上演了父子相煎、骨肉相残的荒唐剧。
3.武士的起源
平安时代继“摄关政治”和“院政”之后，又出现了武士阶级，他们的上层取代贵族和皇族控制朝政，继续置天皇于权力的边缘。其实，给天皇的权威打击最大的并不是外戚，而是武士，特别是武士建立的幕府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皇的统治，使天皇制在日本历史上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武士出现的背景是奈良时代的大化改新把土地定为“公地公民”，但是，由于耕地有限，后来不得不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公元743年立法规定开垦的土地实行永年私有，从而导致了大化改新制定的“公地公民”名存实亡，土地变成了私有物。但是在当时拥有土地的农民为了确保自己的土地不在社会动乱和纷争中被夺走，往往把自己的土地“寄进”给贵族或者寺院。“寄进”的意思就是委托给贵族或者寺院管理，因为当时日本的贵族和寺院拥有不向朝廷纳税的特权和拒绝官吏进入的特权，这样就保证了土地不被侵犯。这些贵族或者寺院把自己拥有的土地经营成庄园，然后，雇用“寄进”土地者为“庄官”管理土地，并获得收获，然后庄官向庄园交年供。本来这些税和年供都应该向国家缴纳，但是却被贵族和寺院收去。庄园主往往是有实力的贵族，如藤原家族就是最大的庄园主。而失去了税收权，却让当时的日本皇室经常捉襟见肘，因为财富都流入到藤原氏等贵族和有实力的寺院手里。
武士阶层是在社会混乱的背景下出现的。皇室权力的削弱，必然导致其治理能力的削弱，这种异常状态难免不使国家陷入混乱，朝廷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财政权力，政治和经济资源都落入有实力的贵族手里，国家治理出现了真空，于是，盗贼四起，治安混乱。在这种背景下，贵族们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无力治理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贵族自然要供养私家武装，这种私家武装就是后来的武士的雏形。朝廷无力治理，必然导致社会混乱，由私家武装代行治理之功能。后来，这些私家武装甚至获得了朝廷的雇佣。最初，武士只不过是武装的农民而已，古代日本是个农业国家，农民是这些私家武装的基本来源。但随着武士阶层的崛起和在社会上甚至在政治上作用的增大，身份较高的没落贵族、官僚和军人也加入到武士的行列，并形成武士团。武士团在相互之间的争斗中合并，形成武士集团，这就是武士形成的过程。
4.第一位武士——平清盛
当时日本最大的武士集团首领平氏拥有桓武天皇的血统，可算作贵族，另一武士集团的首领源氏则有清和天皇的血统，也是贵族出身。可见武士集团的首领其实也是贵族血统占据着主导地位，只不过他们是新兴的武装实力者，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日本皇族和贵族掌控朝政的局面。平、源两大武士集团在平安时代末期发生大决战，他们分别代表了日本社会两大政治集团的利益。起初武士并没有被皇室和贵族重视，但是公元935年发生两次内乱，都是由武士集团引起的。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士的反乱被镇压之后，由于日本社会并未实现稳定，反过来还是大量雇用武士来提供保护和维持稳定。比如，“摄关政治”时的贵族藤原氏利用源氏武士集团保护自己的安全，“院政”时代的白河上皇则利用平氏武士集团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样，武士集团逐渐演变成了国家武装力量。
武士阶级在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中崛起并登上政治舞台。动乱发生的当时是“院政”时代，其特点是天皇与上皇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天皇会早早退位成为上皇，以便在幕后操纵朝政，规避政治风险。但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天皇与上皇之间的权力争夺突出出来。过早地退位导致当时出现过同一时代生活着几位上皇的现象，造成天皇与上皇之间，甚至上皇与上皇之间发生权力争夺。1156年发生的内乱，特点是上皇与其儿子天皇之间的权力争夺，当时，崇德上皇与藤原家族的藤原赖长结盟，而后白河天皇却与藤原赖长的兄弟藤原忠通结盟。这次对立既是天皇父子的对立，也是藤原兄弟的对立，而两个骨肉政治集团所依赖的武装力量都是武士集团，上皇和赖长方面依赖的是平氏集团的平忠正，天皇和忠通方面依赖的竟然是平忠正的侄子平清盛。这还不算完，上皇方面还吸收了源氏集团的源为义助战，而天皇方面则吸收了源为义的儿子源义朝加盟。这是古今内外，闻所未闻的骨肉大战。
战斗的结果是天皇方面取得胜利，后白河天皇从父亲崇德上皇手里夺回了权力掌握了政治主导权，并把父亲崇德上皇流放到香川县。对此，崇德上皇有一首著名的诗：“奔流的小溪，被岩石分成两股，但是他们还汇合到一起。”天皇父子的争权夺力已经足够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亲情伦理的丧失，但是这还不最残酷的，因为参与这场动乱的藤原兄弟、平氏叔侄和源氏父子，上演了一场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足以让今天的我们瞠目结舌。支持崇德上皇的贵族藤原赖长战死，而他自己的兄弟则站在与他敌对的天皇阵营。如果藤原兄弟还未亲手致对方死地的话，那么，武士集团平氏的叔叔平忠正因为站在上皇阵营，最后被站在天皇阵营的侄子平清盛处死，而同样站在上皇阵营的源氏集团的父亲源为义则被站在天皇阵营的自己的儿子源义朝处死。
这次动乱对于武士集团参与政治具有重要意义，实质上是武人干政的开始，实权掌握在武人手里，所以他们不顾伦理亲情，上演了令人痛心疾首的骨肉大战。天皇阵营虽然胜利了，但是这一阵营中的平清盛与源义朝两个武士集团，难以共享权力，开始了又一轮的争权夺利。最后，由于处死过自己父亲的源义朝于1159年发动政变，两个武士集团发生交战，结果，源义朝被站在天皇一边的曾经处死自己叔叔的平清盛打败，源义朝被自己的属下杀死。这次动乱与其说是天皇家的又一次内斗，不如说是武士阶级由此在皇族和贵族支配的日本社会占据了一席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平清盛武士集团势力开始扩大，1167年，平清盛成为太政大臣（相当于宰相），成了京都朝廷的主导人物。这意味着武士阶级取代了过去的藤原家族，开始成了新贵族，并控制日本政治，古代的天皇制实际上从这时开始没落。
5.幕府的开创人——源赖朝
平氏武士集团把持日本政治，当时流传着“不是平家不是人”的说法，但后来也流传着“傲慢的平家不长久”的说法。原因在于，平氏家族专横跋扈，后来引起了后白河法皇（出家的上皇叫“法皇”）的不满，他要铲除平氏集团，特别是经过曲折的过程，后白河法皇的儿子以仁王发出了追讨平氏家族的命令，对此，平氏集团曾经的宿敌——各地源氏旧部最为积极，被流放在伊豆的源赖朝成了反平氏的主力。源赖朝是1156年“平治之乱”那场厮杀中源义朝的儿子，源为义的孙子，源赖朝也参加过父亲与平清盛的战争，他被俘后，被平清盛的继母以绝食要挟说服了平清盛而免于一死，原因是源赖朝长得酷似她死去的儿子，但是平清盛继母的这次仁慈，种下了导致自己灭亡的祸根。
源赖朝最后被流放到伊豆的岛上与当地的豪族北条氏的女儿北条政子结婚，以仁王发布“讨平令”之后，他率兵开始向平氏集团进军，并以关东一带作为基地与平家军作战。平清盛听到源赖朝起兵反抗，大骂他忘恩负义，但不幸染病而死。在反对平氏集团的战斗中，源赖朝的堂弟源义仲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源义经也参战，但是，源义仲与源赖朝有杀父之仇（赖朝的哥哥杀了义仲的父亲），所以他们是各自反对平氏集团，并无合作。虽然义仲攻入平安京城先灭了平家军，但是由于纪律涣散，烧杀掠夺，后白河法皇命令源赖朝追剿他，源赖朝命令弟弟义经与义仲作战。义仲虽然早先为了取得赖朝的信任把长子压在赖朝处做人质，还和赖朝的长女订了婚约，但是，最后还是被杀害了。
源义经虽然协助源赖朝打天下，最后还帮他打败义仲并扫清平家军，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位英雄，但是源赖朝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开始了镰仓幕府时代之后，拒绝义经进入镰仓。义经只好逃到日本东北部的奥州平泉，后来有人说他自焚而死，也有人说他渡海来到中国，变成成吉思汗，这一传说虽然不足为信，但是却足见他在日本人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善战的武士。源赖朝成了最后的胜者，由他开始建立幕府，实现了日本历史上首个武士政权，天皇被架空成了政治摆设。
6.天皇的韩国血统
其实，天皇只在大和朝廷的初期有过短暂的亲政，后来伴随贵族的“摄关政治”和“院政”，特别是武士的崛起和幕府的建立，便在日本历史上成了政治的花瓶和橡皮图章，即，有权任命武士为“征夷大将军”。即使明治维新之后，天皇被赋予海陆军大元帅的地位，但是他仍然是军阀专权的工具。当然，军国主义时代的天皇，与幕府时代不同的是，军国主义分子需要利用天皇的权威达到统治的目的，所以，他们重新塑造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然而，这种塑造面临着一些历史史实的困惑，常常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有关日本历史的神话和天皇万世一系的说法就很难被历史所证明。首先，据说所谓天照大神的神话和天孙神话与韩国的神话非常相似，也与琉球的神话传说非常相似，这令军国主义者十分困惑，只能回避历史，编造谎言。特别是关于天皇血统的纯正性，也有一些让他们不得不回避的历史。
原来，日本的天皇确实与韩国有血缘关系。桓武天皇在位期间为公元781年至806年，是日本第五十代天皇，他的生母是百济归化人的后代。由于这个原因最初没有被立为太子，经过贵族藤原家族参与的宫廷斗争，才最后被立为太子。即位后他娶了藤原氏女儿为皇后，生了平城天皇、嵯峨天皇。桓武天皇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天皇，曾经将大和朝廷迁往平安城，还任命坂上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讨伐虾夷，特别是他支持最澄和空海和尚与中国的交流，对日本佛教进行了改造。
2001年12月18日，日本明仁天皇鉴于日本要与韩国共同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对记者说，因为桓武天皇的生母是百济武宁王的后代，这在《续日本纪》中有记载，所以，我本人深感与韩国有渊源。武宁王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他的儿子圣明王还向日本传播了佛教。对于明仁天皇的这个发言，日本所有主流媒体都感到震惊，但是他们保持了沉默。不过，韩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报道。
关于日本皇室有韩国血统这件事，日韩两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韩国人觉得日本皇室有韩国血统是值得韩国人骄傲的事，甚至有韩国人认为日本皇室起源于百济，就连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也在新年演说中对明仁天皇的发言表示了欢迎。然而，这件事在日本反应却截然相反，尽管明仁在后来的平城迁都2300年仪式上再次提到这件事，可是，日本学者认为，朝鲜半岛的人虽然对古代日本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日本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同化，桓武天皇的生母高野新笠是百济系渡来人武宁王第十代，而且早在第六代就改了日本名“和氏”，他们已经很难说还是韩国人了，特别是“和氏”到底是不是武宁王的后代也很难说。另外，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与大和朝廷贵族结成婚姻关系时，她的先祖已经归化日本上百年，韩国血统已经淡薄了。
还有，日本媒体和学者还说，百济被唐与新罗联军所灭，与现在的韩国并无关系，天皇家族即使有百济血统也与现在的韩国没有关系。因为百济王族的一部分逃亡到日本，已经被日本同化了。百济的统治阶层其实是中国东北的扶余人，扶余人和女真人是一个系统，属于通古斯族，百济与高句丽一样属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扶余人的旁支兴起的政权。甚至有人说百济是扶余人建立的政权，所以是中国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学术”解释无非是想证明，日本皇室的百济血统其实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的血统，与现在的韩国没有任何关系。日本人宁可承认皇室血统中有中国血统，也不愿承认有韩国血统。
看来，日本天皇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他的象征意义却从来没有被否定，捍卫他的神圣性，至少从明治时代起至今都是日本人的责任。因为天皇是日本国家的象征，是日本文化的象征，是日本历史的象征。没有实际权力，但是却有实际作用，他对内可以维护日本国民的统合，对外可以代表日本国家，甚至行使国家元首的职能。过去天皇代表了日本的国体，现在天皇成了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天皇没有权力，但是有权威，有影响力，现在，日本内阁成立后也要有天皇的认证，才能完成法律程序。所以，日本人不允许天皇的形象受到玷污。
天皇制被认为是日本的国体，稻作民族的日本，自古崇拜太阳，产生许多神话，根据传说，自从天孙初代的神武天皇至今传承125代，从未中断。皇室从来没有利用权力或者武力统治过国民，只不过是日本最高的神官。但是由于血统的关系，还有神话的特点，在日本不是谁都能成为天皇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想成为天皇，公元8世纪，大分县的僧人道镜，曾自称宇佐八幡宫的神托，图谋继承皇位，但是最后被和气清麻吕阻止，这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有人图谋当天皇。
总之，武士登上历史舞台，是伴随着天皇大权旁落的过程实现的。天皇的大权旁落，从皇权落入外戚手里和天皇家自身的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就开始了，武士并不是导致天皇在权力方面边缘化的最初原因，也不是唯一原因。武士阶层登上日本历史舞台的基础是这个阶层在历史上，在当时的社会需求中打下的，甚至武士参加权力斗争有很明显的被利用特点，但结果是武士在日本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走向，也影响了日本的传统和文化。如果从1167年平清盛就任太政大臣算起，到明治维新为止，总共700年，日本是由武士统治，而不是由天皇统治的。在武士以幕府统治的方式治理日本的历史过程中，天皇只是履行程序上的职能，比如，武士要想成为号令天下的将军，必须上京从天皇那里得到许可，即获得“锦御旗”，否则不能成为“征夷大将军”。天皇在神性方面不可替代，就连权倾一时的丰臣秀吉也不曾想过要做天皇，原因也就在这里。不过，武士尽管在“万世一系”方面不能与天皇相比，但是，武士在日本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不了解武士，便不能了解日本人尚武精神的根源，便不能真正了解日本为什么与众不同。
第二章 武士的“朝廷”
历史上的王朝，由军人建立，再由军人推翻是司空见惯的，在王朝的框架下，由军人掌握实权的现象也是时常发生的，但是，在保留王朝的前提下，由军人建立政权机制，掌握一个国家实际权力长达数百年，恐怕除了日本的幕府，很难找出第二个国家。公元7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和朝廷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军事力量是由国家统一掌管的，这个时期军队是国家的武装力量。但是，公元10世纪之后，由武士构成的私家武装在日本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对其非但没有控制能力，还反过来经常依靠武士团处理内乱或者纷争，报酬是给武士官位或者征税权，最后导致了武士政权的现象出现，武士政权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进程。镰仓幕府是第一个武士政权，接下来是室町幕府和德川幕府，由武士统治的幕府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为止。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终于再次恢复了古代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军队也终于再次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1.平、源争霸中的“内向”与“外向”
武士阶级早在公元10世纪的平安时代后期就出现了，平、源两氏争权的时代，武士登上了政治舞台。平清盛是最早控制朝政的武士，源赖朝建立的镰仓幕府是武士建立的第一个幕府，幕府实际上是日本的军政府，因为天皇的朝廷被夺去了实际权力，日本长期以来是由幕府的武士治理的。开设幕府的将军是最有实力的武士，将军的地位是世袭的，各地方亦即各藩的统治者——大名也是武士，大名的位置也是世袭的，各藩在大名亦即藩主统治下实行地方“自治”，但有机会也觊觎幕府的权力，因此幕府也必须时刻提防各地大名的造反。如果一定要给武士下个定义，可以说，武士是以武力为基础控制一方的实力者，武士虽然与日本古代的豪族有相似之处，但武士专指1086年日本出现“院政”之后逐渐出现的民间武装势力。
平、源两氏的争夺本来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只不过是权力争夺而已，但是两大集团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有着各自的利益，所以表现为日本到底是向内还是向外的政治争论。当时日本开始使用中国的货币，这件事也涉及日本的内外政策，于是成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宋朝商人携带货币来到日本西岸，为一些日本人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本来日本的皇室和贵族受传统影响，一般不与外国人进行交易，但是当时的上皇也就是“院政”支持平清盛的对宋贸易，带动了一些“国际派”贵族开始通过对华贸易大量引进宋朝铜钱，日本开始使用中国货币。货币的使用改变了日本以农业和实物交换为基础的传统经济，于是，逐渐在日本出现了主张与宋朝进行贸易的“亲华派”，他们与后白河法皇相互结合，在西日本形成了以平氏集团为中心的政治势力。
对于“亲华派”的崛起，维护传统的势力开始进行抵制，深层原因是掌握对华贸易权的贵族，不断地增加财富并控制经济活动，严重损害了已有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是以传统的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守旧派贵族和寺庙的利益阶层。当时日本的僧人势力很大，这些既得利益者没有用来与中国进行交换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却聚集在关东地区与国际派的“亲华派”对抗。当时的守旧派贵族和农村武士是两大保守势力，他们禁止使用平氏集团允许的宋朝铜钱，要返回到实物交换状态，还把平氏没收的庄园还给地主，派遣官吏，获取农业成果。他们还雇佣武士保护自己的利益，源氏集团就是他们的武力保障，形成了反国际化的势力。最后，源氏创立了镰仓幕府，平清盛的对宋贸易逐渐衰落。
同样是武士，但是主张积极与宋朝交流的平氏却被源氏打败，政治的主导权落入源氏手里，倾向于闭关自守的势力占据了上风。在日本，有不少人认为平清盛是太政大臣，所以是贵族的代表，而源赖朝是“征夷大将军”，是真正的武士。其实，平氏和源氏都是武士，源氏不愿意承认平氏的武士身份，还诋毁平氏的名誉，那是因为源氏是胜者，平氏是败者，日本也有“成王败寇”的说法。更多的日本人也十分清楚，这不过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源氏打败了平氏，所以平氏成了坏人。20世纪50年代，日本有部电影叫《新平家物语》，描写了平清盛在鸟羽上皇暗中支持下代表民众向以比叡山延历寺为中心的贵族和寺庙势力发起挑战的故事，主人公平清盛的著名台词是“世间有让人受苦的神吗”，表现了武士的本色，这时的平清盛被描写为一个正面形象。
2012年，日本NHK电视台重拍了电视剧《平清盛》，日本学者與那霸润新出版了《中国化的日本》一书，他写道：中国在国际市场统合的背景下崛起，必须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如何选择才有利于日本的利益，平清盛这样的武士形象才是现代的标准，因为他是开放的，是把日本引向对华贸易的，也就是使日本开放的。與那霸认为，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全国性内战“源平合战”，实际上代表了日本历史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是成为宋朝那样的中华文化社会，“院政”和平氏是这一派的代表，一条是主张日本走独自道路的势力，源氏是这一派的代表。这一对立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最后，守旧派战胜了国际派，并在江户时代闭关锁国维持了长期稳定，日本再次开放是明治维新以后，不过这一次是向西方开放。
2.镰仓幕府与蒙古人的进攻
源氏集团消灭平氏集团之后，源赖朝在镰仓建立了日本武士的第一个“朝廷”——幕府，1192年，源赖朝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征夷大将军”这个称号在日本起源于桓武天皇时代，桓武天皇曾命令坂上田村麻吕征讨虾夷，虾夷是居住在日本东北部的少数民族，一位叫阿特路易的虾夷英雄曾率领虾夷人多次击败朝廷的进攻。坂上田村麻吕被封为“征夷大将军”，意思是征讨虾夷的将军。之后，日本的幕府将军必须是“征夷大将军”的惯例也是从他这里开始的。
镰仓幕府建立之后，镰仓所在的关东地区成了日本历史上又一个政治中心。从此日本在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关西近畿和以“江户—镰仓”为中心的关东两个舞台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政治悲喜剧。但是，在镰仓幕府的创始人源赖朝死后，掌握实权的实际上是他的妻子北条政子。
北条政子的父家是北条家族，在这个家族的实际统治下，源氏家族的权力只维持了三代就中断了，特别是源赖朝及其儿子源赖家都死得不明不白。第三代将军是源赖朝的另一个儿子源实朝，他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出版了诗集《金槐和歌集》，但是最后被暗杀。实际上，在镰仓幕府创立27年之后，北条家族成了镰仓幕府的主人。
北条家族里的重要人物北条政子是北条时政的女儿，源赖朝的妻子。她以自己的家族做后盾，以初代将军夫人的身份控制政局，自己没有成为将军。这倒不是因为她是女的，而是因为北条家族的血缘与天皇太远，因为只有具有皇族血统才能成为将军。源氏武士家族其实是清河天皇的后代，而北条氏虽然也是武士家族，但该家族的祖先是平氏，平氏武士家族虽然是桓武天皇的后代，但是到了北条氏这一支血缘已经较远。“源平合战”血雨腥风，但具有平氏血缘的北条政子却嫁给源赖朝，源氏与北条氏合作打败平清盛，源赖朝与北条政子的因缘，其实也是源氏与平氏的因缘，北条氏又继承了源赖朝开创的镰仓幕府，等于平氏家族的后代又返回了政治的中心，历史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又充满戏剧性。
北条政子曾想从京都邀请一位皇族担任将军，然后自己摄政，掌握实权，然而，这时京都朝廷最有权势的是后鸟羽上皇，他认为幕府是对朝廷的威胁，所以拒绝了北条家族的要求。北条家族只好把藤原家族的四子带回来做将军，藤原家族这时已经没有影响力，但是仍然在朝廷担任摄政和关白的职务。
京都朝廷的后鸟羽上皇一直认为镰仓幕府是个威胁，所以他下令各地方武士起来消灭镰仓幕府，于是发生了朝廷与幕府的对立。面对朝廷动员其他武士集团的绞杀，幕府的实权人物北条时赖陷入了困境，这时北条政子还活着，她凭借其在幕府的影响力，说服了各路武士，提高了镰仓幕府的士气，最后镰仓的武士战胜了朝廷上皇的讨伐，并把上皇流放到隐歧的小岛上。镰仓幕府的统治这才最后稳定下来。之后北条政子在京都设置了一个叫“六波罗探题”的机构，其实就是一个情报机构，目的在于监视朝廷的动向，从此，由北条家族控制的镰仓幕府基础得到了巩固。
然而，不久北条家族遇到了更大的危机，蒙古人忽必烈率领大军开始进攻日本。北条幕府虽然击退了忽必烈的进攻，避免了日本被蒙古人统治，但是这次战争之后，幕府受到很大打击，元气大伤。历史上，日本人在战争之后要给军人，特别是武士以奖励，奖励一般是获得的地方土地。但是战胜蒙古人之后，没有获得土地，幕府也没有什么东西奖励给武士。然而武士以打仗为生，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一次，他们被动员起来抗击蒙古人，却没有获得土地，等于白打了。战场主要在九州，武士们从关东到九州的路费、粮食等等，算下来他们还赔了钱，生活无着落的武士只好借钱来渡过难关。幕府为了缓和武士的不满，颁布了“德政令”，意思是取消武士的债务，也就是说武士可以不用还钱。但是这一招虽然缓和了武士的不满，却欺负了放债者，他们不敢得罪幕府，也不敢得罪武士，但是他们可以从此不再借钱给武士。最后的结果还是贫困的武士借不到钱，所以，和平年代的武士还是经常生活无着落者居多。
最后，镰仓幕府于1333年灭亡，可以说，镰仓幕府的灭亡根源在于他们战胜蒙古人后引起的社会矛盾，也可以说抗击蒙古人是镰仓幕府由盛转衰的开始。当然，如果战败，将是日本臣服于蒙古人。历史上日本还没有过被外族统治的历史，蒙古人的袭击是唯一的一次，幸好当时的北条政权成功抗击了蒙古人。但是不管怎么说，镰仓幕府的建立，使天皇被彻底边缘化，也使日本成为一个以武人掌握政权的国家，这也是日本尚武精神被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从镰仓武士幕府一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大部分时间都是武人占据政治的主导权，当然，若不是武士执政，日本人或许不能击退蒙古人的进攻，同样，若不是武人统治形成了尚武的传统，日本也不会走向军国主义并在二战中遭到惨败，沦为美国的小兄弟。
3.室町幕府与中日关系
镰仓幕府灭亡之后，接下来的还是武士掌权的幕府时代，这第二个幕府叫“室町幕府”。室町幕府的建立经过了一个过程，并不是马上建立的，原来京都朝廷的后醍醐天皇在镰仓幕府垮台后，着手实行“建武新政”，其实就是他想亲政，重新掌握日本政治的主导权。但是天皇亲政已经是400年前公元10世纪藤原“摄关政治”之前的事情，皇室早就经过外戚和武士的长期统治，被置于权力的边缘。特别是朝廷要想亲政也损害了早就存在多年的武士阶级的利益，所以，后醍醐天皇的“新政”只维持了几年，在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武士社会，恢复皇室的权威早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最有实力的武士足利尊有源氏的血统，是原赖朝的后代，比北条氏更有“正统性”。历史真可谓山水轮流转，这回源氏的后代又回来了。源赖朝的后代在北条政权下受尽了排挤和欺负，作为源赖朝的后代足利尊终于等到了历史的机遇，他在推翻镰仓幕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武士阶层中享有威信。顺应武士的“民意”，足利尊重开了幕府，即室町幕府，日本又回到了武士统治的状态。
足利尊在建立室町幕府之前，遇到过一个麻烦，建立幕府的重要条件是“征夷大将军”的任命，武士必须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才有资格建立幕府，但是任命权只有天皇才有，这是天皇牵制武士的唯一手段。当时的后醍醐天皇非常讨厌武士，更讨厌幕府，因为武士和幕府剥夺了天皇的亲政权，他不可能任命足利尊为“征夷大将军”。不过，天下事难不倒武士，原来，早在镰仓幕府后期，京都的朝廷虽然不能亲政，完全不能掌控武士的专权，但是朝廷内皇室的权力游戏还在继续，后嵯峨天皇把皇位禅让给儿子后深草天皇，自己实行“院政”，成为后嵯峨上皇。但是，后来他又改变主意想要立他更喜欢的皇子，即后来的龟山天皇，于是就把后深草天皇废掉了。这便埋下了日后后深草天皇系统和龟山天皇系统处于争夺皇位的状态，出现了日本历史上“持明院统”与“大觉寺统”的争夺，一方是一度被废掉的天皇，另一方是后立的天皇，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两个皇统轮流坐庄。
到了后醍醐天皇时，他要实行“新政”，于是打破了轮流坐庄的规矩，处处挤压“持明院统”，对此，足利尊利用被后醍醐天皇打压的“持明院统”，拥立了这一系统的皇子为光明天皇，使自己获得了“征夷大将军”的任命。于1338年重开幕府，即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在足利尊的武力威胁下只好逃往奈良的吉野，于是，出现了京都的光明天皇朝廷和奈良吉野的后醍醐天皇的朝廷，京都的叫北朝，奈良吉野的叫南朝。由于出现两个朝廷，尽管幕府是北朝任命的，但是足利尊毕竟合法地获得了“征夷大将军”的名分，可以号令各路武士。不过，因为室町幕府的开设，日本皇室也形成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史称“南北朝时代”。
南北朝的状态持续到1392年，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是足利尊的孙子，他逼迫南朝的后龟山天皇退位，北朝的后小松天皇成为唯一的天皇，这一血统持续至今。著名动画《聪明的一休》里的一休和尚其实是后小松天皇的儿子，但是他母亲的父亲，也就是一休的外公是南朝贵族，足利义满是北朝天皇任命的“征夷大将军”，他不会允许南朝贵族的后代成为皇位继承人，所以，是他逼迫一休出家当了和尚，避免了一休成为天皇的可能性。后来，足利义满于1394年将“征夷大将军”禅让给自己九岁的儿子足利义持，自己做起了太政大臣。然后他又把自己另一个儿子送给后贞成亲王做养子，并逼迫后小松天皇让位于这个养子，若不是在让位之前的1408年足利义满突然死去，这位日本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想篡夺天皇皇位的将军，就真的成了太上皇，日本的皇室也就有可能改成足利义满的血统。不过这种事情最终没有发生，足利义满之前没有人想取天皇而代之，足利义满之后也再没有人想当天皇。当然，即使足利义满也未敢直接篡夺皇位，而是把自己的儿子变成皇室成员的养子，使皇室有自己的血统，存在篡位的可能性而已。
足利义满比较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由于日本的政治体制原因，进展并不顺利。足利义满于1376年就曾派遣僧人到达明朝，但是，朱元璋因足利义满的使者无国王国书，拒绝接见。这也难怪，足利义满当时作为一介武士，并不是日本的国王，朱元璋拒绝接见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日本的天皇事实上是不掌握实权的，足利义满才是日本的主导者，对此，朱元璋未必十分清楚，因此他不可能接见一个日本武士派来的使者。其实，如果日本真的以天皇名义派使者，持国书来访，那麻烦一定更大，因为朱元璋不可能容忍日本的国王自称天皇，这便是当时中日关系的尴尬之处。
1382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节来南京，通过丞相胡惟庸求见朱元璋，这一次因为他的书信内容很傲慢，朱元璋拒绝了他献上的贡物。到了1392年，日本结束南北朝对立，进入室町幕府时代，国内稳定后，贵族对奢侈品需求上升，需要恢复与明朝的贸易，1401年，足利义满终于派使节到南京上书称臣，称：“日本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陛下，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态度变得谦逊，这一次明廷鉴于足利义满的诚意，终于允许日本十年来贡一次。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日本再次派使节前来朝贡，朱棣以厚礼相待，还特地派使节随同日本朝贡使回国。
足利幕府之所以臣服明朝，除了贸易的需求之外，还与明朝强大的舰队威力有直接关系，比如，1404年4月，郑和率军到达日本，诏告日本管束倭寇，“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这一次将军足利义持接受了郑和的警告，下令逮捕倭寇首领，双方签订《勘合贸易条约》。之后，日方积极抓捕倭寇，交由明朝处理，1404年11月，足利义持捕奸凶二十人，献于明，朱棣赏给足利义持九章冕服，还将犯人交给日方自行处置，日本使者在宁波将这些人“尽置于甑，蒸杀之”。郑和的日本之行恢复了“东海丝绸之路”，也为第二年开始的七下西洋之壮举解除了后顾之忧。
4.日本的战国时代
室町幕府从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开始走下坡路。因为这位将军虽然有正室日野富子，但却爱上了他的奶妈，于是对任何其他女人都不感兴趣，这让幕府十分担心，万一生不出后代，恐怕会耽误了幕府的传承。于是，在幕府实力人物细川藤元的说服下，已经出家的将军弟弟足利义视还俗成为将军的养子（弟弟也能成为养子），按照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幕府继承人。但是这样安排妥当之后，第二年，日野富子就生了儿子足利义尚，这样，儿子足利义尚和“养子”足利义视都有继承将军的合法性。对此，足利义政不但没有决定谁来继承将军，自己一甩手出家当和尚去了。这样两位继承人背后的政治势力开始了权力斗争，终于在1467年发生了“应仁之乱”，一方是以足利义视和细川藤元为核心的东军，一方是以足利义尚和日野富子为中心的西军，其中各地方的守护大名也参战，战争持续到1477年不分胜负，但平安京遭到严重破坏，室町幕府也走向了末路。
这次动乱的结果是幕府威信丧失，各地大名不断争夺。室町幕府虽然还存在，但是各地大名都不把幕府放在眼里，纷纷凭借实力争夺领地，天下大乱。不但如此，当时有势力者还可以把守护大名赶走，自己成为大名，日本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也是所谓的“下克上”时代。比如，美浓（现在的岐阜县）的大名齐藤道三，虽然父亲也是武士，但从小被送到寺院当和尚，后来又成为卖油的商贩，在那个混乱的时代，这样出身的人只要有实力也能成为大名。当时的日本不但天皇靠边站，就连幕府也名存实亡，不被各地掌握军权的武人放在眼里。
战国时代后期最有名的历史人物莫过于织田信长，他是尾张国（现在的爱知县）武将的儿子，也是齐藤道三的女婿。1559年，他统一了尾张国，第二年便与骏河国（现在的静冈县）交战，在两千人对两万人的力量悬殊下，一度万念俱灭，发出“人生五十年，梦幻一瞬间”的哀叹。但是，由于偷袭成功，居然转危为安，躲过一劫。之后，1567年，他攻克美浓的叶山城，将其改名为岐阜，就是现在的岐阜县。据说是因为中国的周王朝发源于岐山，由此可见，织田信长这时已经有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当时，叶山城的城主是齐藤道三的侄子，但这对叔侄却是仇家。
1568年，织田信长将足利义昭立为室町幕府的将军，自己则操纵幕府权力，但是不久就因为足利义昭不甘被操纵而与织田信长发生对立。最后，织田信长于1573年把足利义昭驱逐出京都，宣告了室町幕府的终结，织田信长成为一代枭雄。之后，1574年他又镇压了伊势长岛的起义，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害。1575年，他与德川家康合作，组织洋枪队击败静冈和爱知地区的军阀武田胜赖。1576年，他在琵琶湖畔建立安土城。如果不出意外，织田信长成为日本历史上下一个将军，建立新的幕府是确实的事情。但是，织田没有成为将军的命，正在他逐步实现其统一日本的计划之际，1582年，他的家臣明智光秀谋反，在本能寺暗算了织田信长，战国时代的英雄织田信长，没能实现统一日本的宏愿，却死在了自己手下的暗算之中。
5.日本的朱元璋——丰臣秀吉
继织田信长之后的战国英雄是大名鼎鼎的丰臣秀吉。比之丰臣秀吉，尽管包括织田信长在内的战国的大名都具有“下克上”的特点，但他们毕竟都是武士的后代，起码都有向上爬，成为将军的资格，而丰臣秀吉则是普通老百姓，本来是不会成为武士的，更别说称为日本的统治者。但是，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像他这样底层出身的人居然从最底层爬到了最高峰，成了朱元璋式的人物。
丰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是织田信长手下的一名侍卫，凭借战功和头脑灵活受到重用。关于丰臣秀吉的出身，有几个版本，一个是1585年，他命人写的《关白任官记》记载的他的母亲曾经在宫中服务，后来怀孕生了他，暗示他有可能有皇室血统，其实这是无稽之谈，根本无任何资料证明。还有的说他的生日是正月大年初一，所以乳名叫“日吉丸”，其实根据现在的研究，他应该是1537年2月6日出生。他的母其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她25岁时生了丰臣秀吉，根据丰臣秀吉自己常说的“我没有父亲”，可以断定他是一个私生子。丰臣秀吉少年时代与继父关系不够好，8岁出家当过和尚，同时也是个孩子王，经常指挥邻家孩子玩打仗的游戏。15岁时被一位武士收留为用人，其间结识社会上一个叫小六的混混儿，小六经常给做生意的邻居当保镖。织田信长当时是不远处的清州城主，他母亲的娘家离小六家不远，织田信长经常骑马来玩，其真实理由是他喜欢上了小六那位做生意邻居19岁的寡妇女儿。这件事成了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长相识的机遇，丰臣秀吉总是找借口跟小六到这位寡妇家，于是有机会认识织田信长。当时，丰臣秀吉22岁，织田信长25岁。
后来，丰臣秀吉成为织田信长家的用人，其才华受到赏识，步步高升，成了织田信长的左膀右臂。织田被害后，丰臣秀吉率领织田的部队战胜了暗算织田的明智光秀，为织田报了仇。其实，织田信长及其长子在本能寺一起遇害后，他还有次子和三子，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丰臣秀吉出场主持大局，但是丰臣秀吉得到了织田信长的亲信丹羽长秀的支持，经过谋划，他们拥立了织田信长死去的长子的儿子三法师为继承人，这样，丰臣秀吉自然成了三法师的保护人。对此，织田信长的三子与另一重臣柴田胜家联合起来向丰臣秀吉发难，结果一败涂地，柴田与妻子还有织田信长的妹妹阿市一起自杀。丰臣秀吉没能成功阻止织田的妹妹阿市自杀，却救下了她的三个女儿，她们是织田信长的外甥女。后来丰臣秀吉把阿市的长女收为侧室，为丰臣秀吉生了儿子秀赖，次女嫁给另一位藩主做夫人，三女后来成为德川第二代将军秀中的正室，并生了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可见，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后代都有了织田信长的血脉。
丰臣秀吉制服织田信长的三子之后，次子织田信雄寻求另一方实力人物德川家康的支持，与丰臣秀吉发生争夺，丰臣秀吉在德川与织田信雄联合军的压力下，突然与织田信雄讲和，孤立了德川，并使德川失去了参战的理由，最后也不得不与丰臣秀吉讲和。丰臣秀吉制服了织田家的儿子们，成了织田信长事实上的继承人。但是他既不是源氏的后代也不是平氏的后代，没有武士的血统，不能成为“征夷大将军”。于是，他要求成为被织田信长驱逐的室町幕府最后的将军足利义昭的养子，目的还是想当将军，但是足利义昭看不起丰臣秀吉，不愿意收他为养子，丰臣秀吉遭到拒绝，这样他也就断了成为将军的念想。这位出身卑微的实力人物转而寻求成为关白近卫前久的养子，这回他成功了，成为关白的养子，就获得了成为关白的资格。关白是辅佐天皇的一个重要职务，从日本当时的官职序列上，关白是高于将军的。1585年，丰臣秀吉就任关白，并由朝廷赐姓丰臣，就此把名字由木下藤吉郎改为丰臣秀吉。第二年他就任太政大臣，依靠强大的武力和皇室的传统，丰臣秀吉力压群雄，最后统一了日本。1588年，他发布禁刀令，没收了所有武器，1591年，他发布身份统治令，禁止农民成为商人，武士成为町人等，奠定了后来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基础。
丰臣秀吉的失败在于他对朝鲜的侵略。全国统一之后，丰臣秀吉把矛头指向了国外，他继承了织田信长的遗志，想要控制中国甚至印度。根据曾经到过日本并与织田信长有过交往的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丝的著作《日本史》（第55章）记载，织田信长曾经计划在统一日本六十六国，成为日本绝对统治者之后，组建一只大舰队，以武力征服明朝。织田信长的这一野心是否属实，没有其他资料佐证，但是，根据丰臣秀吉想征服明朝、天竺和南蛮的构想，这一说法还是可信的。首先，丰臣秀吉向朝鲜发出通知要借道进攻中国，但是，遭到了朝鲜的拒绝。于是，1592年，他向朝鲜发兵，日本史称“文禄之役”。因为遭遇朝鲜水军李舜臣的反击和明朝的打击，作为缓兵之计，双方同意停战讲和，但是后来由于谈判破裂，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进攻，却在1598年病死。“文禄之役”不但使朝鲜半岛生灵涂炭，而且使日本各路大名负担增加，怨声载道，这一战是丰臣政权短命而终的重要原因。一代枭雄丰臣秀吉，虽然基本上完成了他的前任织田信长的遗愿，统一了混乱的日本，但是却在征讨朝鲜的过程中，一命呜呼，无缘成为日本的统治者，他的霸业就此戛然而止。
6.江户时代的开创者——德川家康
丰臣秀吉死后，他的儿子秀赖（是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长妹妹阿市长女的儿子）还小，丰臣秀吉的亲信“五奉行”和“五大老”之间发生权力斗争，继而发生了丰臣的部下之间争权夺力的“关原之战”。“五奉行”本来是丰臣家的家臣，但是，势力远不如各路诸侯的“五大老”。“五大老”中实力最强的是德川家康，他通过联姻，与其他各地方大名结成联盟，丰臣秀吉死后，没有人能够抵抗他的势力。但是，“五奉行”中的滋贺近江的石田三成还不服德川，他以丰臣家的名义讨伐德川，号召各路大名参加，但是即使有人参加也不能构成对德川的威胁，萨摩的岛津义弘就没有积极参战，他中途返回了鹿儿岛。所以，“关原之战”，德川家康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这一战奠定了德川安定天下的基础。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启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幕府，从此日本进入了江户时代。在日本有这样一种说法，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有不同的性格，如果杜鹃不鸣，三人会有不同的反应，织田信长会把杜鹃杀死，丰臣秀吉会想办法让杜鹃鸣叫，德川家康会耐心等待杜鹃鸣叫。这其实反映了三人不同的人生和事业，年糕由织田插上，丰臣烤好，德川美餐。也就是说织田信长打好基础，丰臣秀吉完成的统一大业，由德川家康坐享其成。织田信长驱逐了将军，结束了室町幕府，推翻了旧制度，实行“南蛮贸易”，引进西方先进武器，奠定了新的社会基础。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事业，除了军事手段之外，还利用巧妙的政治手段，调动人的积极性，最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德川家康一直基本保持着与织田和丰臣的良好关系，等待着时机的到来，晚年曾发出感慨说，“人的一生就像背负重荷走在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这其实就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德川家康并没有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那么辉煌的战绩，但是经过他细致周到的安排，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持续了264年。
德川家康60岁成为“征夷大将军”，开创了德川幕府，首先归功于他建立了比较有效的长效机制。他把亲戚安排在江户和其他重要地方担任大名，这叫“亲藩”。然后把关原之战以前跟随他的家臣和亲信安排在其他重要地方担任大名，称“普代大名”。关原之战以后追随他的人配置在边缘地区，称“外样大名”。拥有一万石的武士可以做大名，大名统治的范围叫作“藩”，所以，江户时代的政治体制被称为“幕藩体制”。当然，任何有效的体制如果不能顺应时代和民意，也都有终结的时候，德川幕府最后是被边缘地区的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外样大名”通过明治维新推翻的。
从1192年源赖朝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并开设幕府算起，到1868年明治维新为止，日本经历了镰仓、室町和德川三个幕府，日本由这种武士的“朝廷”统治时间总共是676年，或者说日本的幕府时代持续了676年。因为真正的朝廷的权力被边缘化，贵族也被边缘化，在幕府时代，日本事实上的统治阶层是武人。武人就是军人，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是个至少具有600多年军人统治历史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即便在近代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军国之魂难以驱散，尚武精神难以消除，因此，日本从近代开始走向军国主义也有其历史传统上的渊源。
第三章 武士的革命
近代以来，日本所受到的最大国际冲击是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与日本没有关系，但是，日本人敏感地意识到，既然中国都不能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那么日本也就不可能抵抗，他们当时就意识到下一个受害国将是日本。果然，1853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来到日本，德川幕府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开国，要么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开战，日本必败；开国，这对于以锁国为国是的德川幕府来说将失去正当性。于是，德川幕府开始筹划加强海军，建立炮台，幕末著名政治家胜海舟被委以重任，日本筹建近代海军举措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实施的。明治维新则是以“萨长土肥”四个藩的武士以武力打倒幕府，独占新政权，推迟制定宪法和议会，尽量保持专制主义，压制民主主义，并以威权推行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的运动，这也是他们所标榜的富国强兵之梦。武士在这场社会大变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日本开国的恩人——佩里
导致明治维新的直接外部原因是美国军舰的到来。1853年6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战舰来到日本神奈川县三浦半岛的港口浦贺。当时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而美国则需要日本开国，进行通商贸易。其实美国当时正在大量捕鲸，捕鲸船经常前往西太平洋，特别是东海生存着大量鲸鱼，美国船队需要在日本建立补给点和基地。佩里的到来搅动了平静的日本江户时代，有人唱道：“太平的梦被惊醒，高级茶四杯，夜晚再难入眠。”表面是说四杯茶使人难以入睡，其实是四艘军舰让日本人寝食不安，不知所措，因为从浦贺到江户只有一天的航程，日本感到了威胁。四艘军舰属于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幕府的官员收到佩里带来的美国总统国书后，承诺一年之后再做答复，其实幕府和各地大名甚至天皇面对美国军舰的威力都一筹莫展。
佩里离开日本之后，并没有回美国，而是去香港等候。1853年12月15日，佩里再次从香港向日本出发，这一次他率领7艘战舰来要结果，意思很明显，不开国就开战。佩里的船队十天之后到达琉球海域，1854年1月1日，在那霸登陆。由于美国人不懂日语，日本人不懂英语，所以，佩里在香港雇佣了一位懂英语的中国人罗森和一位懂汉语的美国人威廉做翻译，又在上海雇佣了一位荷兰语翻译，这是因为日本人中有懂汉语和荷兰语的。广东人罗森跟随佩里访问了琉球王宫，受到了琉球总理尚宏勋和布政大臣马良才的款待。1月8日从琉球出发驶向日本，16日到达横滨，当时正直日本过旧历新年。日本派出数百艘军舰“欢迎”佩里的舰队，但他们的“军舰”都是帆船。18日，日本官员乘坐两艘官船接近美军的铁甲舰，然后登舰检查。他们身穿宽袖上衣，腰间佩带短剑，头上中部剃光并梳着发髻，脚上穿着草鞋，看到舰上的大炮和发动机，无不非常惊奇。
不过日本的政府官员还是很热情，他们与罗森可以笔谈，表示他们对中国文化非常敬仰。第二天，他们送来了一筐萝卜，20只鸡，500个鸡蛋，还有蜜橘和大葱，这些对军舰的补给都是必要的，美国人也向他们回赠了礼物。2月10日，双方开始谈判，日本专门为了谈判在横滨建造了一座接待楼。谈判期间，罗森还抽空与一位叫平山谦二郎的日本官员交谈起来。平山是一位敦厚博学的人，他问罗森什么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罗森送给他两本书，几天后，平山把书还给罗森，还附上了他的读后感，他写道：我很佩服你认为应该尊重君主和国家，各国都不应该只追求利益，我们日本人的祖先担心贸易会导致利益争夺，所以断绝了与外国的交往。地球上的人应该彼此平等，按照孔孟之道，遵守礼仪，互相礼让，进行交往。从这些记载看，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是比较尊重的，他们的价值观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商业贸易不感兴趣。
2月15日，佩里在旗舰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方代表，美方向日方赠送了蒸汽机车模型、救生艇、照相机、电信机等，日本人尤其对地上铺了铁轨就能自动行走的蒸汽机车异常惊奇。日方则向美方赠送了精美的传统漆器、陶瓷器和铜器。席间，日本官员还作诗给罗森看，罗森对日本的印象相当不错，他在横滨和下田都注意了解日本的民风。当日本人知道罗森是中国人后，便有很多人要求他题写扇面，他一共为他们写了上千把扇面。罗森认为各国都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日本虽然国土比中国小得多，却没有掠夺等暴力发生，也未见偷盗行为，各家的门户都是纸糊的。
当然，日美之间谈判的内容并不像表面显示的那样轻松，它事关日本国家的命运和日本将来的走向。日美谈判的结果是，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和亲条约》，也称《下田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静冈县的下田港和北海道的函馆港，用于为美国舰船补给燃料和食品。到此，日本从1639年以来实行了215年的锁国政策就此结束。日本以此为契机，发生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他们并不把佩里看作侵略者，而是把他看作国家开放并走向富强的启蒙者，是他唤起了日本人对列强的兴趣，日本有了新的文化模仿对象。
2.武士的革命——明治维新
提到明治维新，自然会想到1868年1月的“王政复古”和同年4月的“五条誓约文”，因为日本以此为起点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结束了以幕府为核心的松散的封建藩阀政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了近代化。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日本人差不多探索了将近20年，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力下，产生的“尊王攘夷”论。外国的压力以佩里舰队的军事压力最为典型，面对这种压力，日本国内出现了争论，焦点是：是恢复自古以来的皇统“尊王”，还是保护250多年的传统幕府“攘夷”。对于幕府当局来说，面对列强的压力只有开国一条路，所以，主张“佐幕开国”，其实就是在幕府主导下的对外开放。这就与否定幕府体制抵抗列强侵略的“尊王攘夷”派发生分歧，“尊王攘夷”派，是各藩的下级武士，两种论调能否调和是当时日本人面度的严峻课题。“尊王”还是“佐幕”这是内政问题，“攘夷”还是“开国”这是外交问题，两者纠结在一起，成为当时日本的复杂政治问题。
幕府当局之所以主张“佐幕开国”，是因为德川幕府的武士们经过200多年的和平时代，早已没有了当年抗击元寇的勇气，也失去了丰臣秀吉时代的尚武精神，更为重要的是200多年的锁国政策，使他们与世隔绝，面对突然到来的“黑船”（日本人称美国军舰为“黑船”），自感实力相差悬殊，只能望洋兴叹。最后不得不倾向于开国，答应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
各藩也有主张“佐幕开国”的意见，其实，是鹿儿岛的萨摩藩最早提出了“佐幕开国”论，他们主张各藩支持幕府推行开国政策，增强国力，后来这一主张演变成“公武合体”论，即把朝廷（公）也加上，与幕府及各藩（武）团结一致，形成“公武合体开国”论。当然，这是萨摩藩牵制幕府的一招，他们要把天皇拉进来是要牵制幕府的势力，因此未必符合幕府的政治利益。不过当时，对于幕府关于开国的决策，其他几个强势藩的大名坚决反对，山口的长州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尊王攘夷”的主张，这一主张是否定幕府的合法性，主张各藩与朝廷合作，推翻幕府，抗击外来侵略，因此，当时的长州藩成为反幕府和反开国的急先锋。
长州藩主张攘夷和富国强兵与这个藩出身的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密切关系，吉田松阴是幕末洋学者佐久间象山的弟子，但他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是攘夷论者，他的富国强兵是在锁国框架内的。吉田松阴要保护的“神州”日本精神过于传统，他对当时幕府签订的日美修好条约持批判态度，他说：这样一来“二百年来德川家严禁的天主教也允许了，为将来埋下了祸根”。吉田松阴的思想与20世纪40年代的军国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
在幕末各方意见严重分歧的背景下，当时有人提出搁置“攘夷”还是“开国”的对外政策争论，先解决“尊王”还是“佐幕”问题，也就是要天皇还是要幕府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调和两个有力大藩萨摩藩和长州藩之间在“尊王倒幕”上携手合作，因为这两个藩不合作，明治维新的大业就不能完成。
这个想法是有可行性的，在主张“公武合体开国”，即支持幕府开国的萨摩藩中，下级武士西乡隆盛具有很高的威望，他主张倒幕，并提出合纵连横，即联合各藩的改革派，包括大名及其家臣，可以与顽固的幕府进行一战。但是，另一有力外样大名长州藩，虽然倾向倒幕，却坚决主张攘夷，这与萨摩的开国论发生矛盾，如果“萨长”两个大藩能够搁置攘夷还是开国的外交问题，在“尊王”还是“佐幕”方面寻求共同点的，开明派的势力就会大大增加。其实，萨摩藩主张的“公武合体”中包括皇室（公）与幕府还有各藩的合作，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反对尊王，所以，西乡隆盛很容易说服自己所在的萨摩藩上层放弃支持幕府的观点，而在尊王方面与长州藩达成一致，共同完成倒幕，先迈出革命的第一步。
这样，只要长州藩暂时搁置攘夷主张，“萨长”两大雄藩的合作就成功了。其实，1864年四国列强的舰队进攻下关时，长州藩实际上已经自感不是对手，因而事实上放弃了攘夷论。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土佐藩的脱藩浪士坂本龙马的中介，长州藩还以萨摩藩的名义购买了英国的枪支，这意味着长州藩也终于开始主张开国，不再提攘夷的问题。坂本龙马是“萨长”联合的中间人，虽然明治维新的结果形成的是“萨长”寡头政治，但是坂本龙马的思想后来成了土佐自由民权运动派的思想基础。“萨长”结盟之后，两藩在倒幕方面达成一致，其他改革派的肥前藩、越前藩、土佐藩等有力大藩也都主张开国实行贸易，富国强兵。幕府虽然在第一次征讨倒幕派的长州藩时获得胜利，但是第二次征讨长州藩却失败了，因为萨摩藩已经不再积极参与镇压长州藩的行动。
1867年，“萨长”同盟在西乡隆盛的努力下得以实现，这使幕末时期的日本政治发生了根本变化，幕府被孤立，主要各藩找到了共同点，他们要利用朝廷，即利用天皇革幕府的命，建立一种新体制。1867年5月，幕府召开了有力大名会议，会上幕府和各大名之间意见发生对立，幕府要求共同应对欧美列强，解决兵库开港问题，还要尽早镇压长州藩。对此，各大名认为应该为长州藩恢复名誉，特别是西乡隆盛，因为早就与长州藩结成同盟，所以他积极主张尽早为长州藩恢复名誉。长州藩的领导人都是吉田松阴的门徒，但是他们还是转换了方向放弃了吉田松阴的尊王攘夷论，主张开国。如果长州藩不转变态度，而是继续遵循吉田松阴的民族主义主张，就不可能在明治维新中成为主导力量，当然，反过来没有长州藩这个雄藩的参加，明治维新也许不能成功。
1867年，萨摩藩与土佐藩之间也形成了“萨土”盟约，认为将军统治天下是不合理的，将军应该辞职，他应该与诸侯同等，政权应该归还朝廷。“萨土”盟约还规定了建立议事院，并且分上下两院。土佐藩的代表后藤象二郎是盟约的起草人，他参考了坂本龙马的关于日本未来国家建设的构想“船中八策”的制定。10月，土佐藩向幕府提出“大政奉还建白书”，1868年1月，日本实现了“王政复古”，天皇亲政，被边缘化700多年的日本皇室终于恢复了权威。其实，谁都知道，当时的各藩大名这是在利用皇室排挤德川幕府，他们的目的是取幕府而代之，是历史上武士们夺取权力的常见手段。不过明治维新后的武士们，没有再开设新的幕府，而是建立了近代化的政府。明治新政府的特点是：经济发展优先于民主化，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实权仍然掌握在曾经的藩阀下级武士并成功转型为新派政治家的手里，明治的政治体制是典型的开发独裁。
3.明治维新的目标——富国强兵
“大政奉还”后的明治政权并不稳固，江户（东京）的幕府军是京都的明治新政府军的三倍，明治维新还没有真正完成，还面临着严峻的军事挑战。新政府是经过戊辰之战和江户的无血开城，最后才解除了幕府军武装，完成了这场划时代的革命。
维新之前日本是以武士为顶点的身份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各大名对幕府的统治权威绝对忠诚。明治新政府打倒了幕府，必须建立新的权威，他们恢复天皇的真正统治地位，要求所有国民对天皇和国家绝对忠诚。新政权既然是中央集权制政府，首先必须统一税收权，否则只是徒有虚名，各藩能不能乖乖地将税收权上交中央政府，取决于政府军的实力。但是，当时的官军，即明治新政府的政府军主要是以萨摩、长州和土佐藩军为基础构成的，他们当然首先要服从各自的藩主。所以，新政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从藩军独立出来重组官军。1871年2月，“萨长土”三藩各自贡献兵员组成6000名的官军，这便是“三藩献兵”，是明治政府官军的雏形。
“三藩献兵”为新政府解决财政问题奠定了武力基础，但是，三藩的兵如果由各藩开支，军队还是不可能成为天皇的军队。新政权的基础是国家军队的建立，军队不能掌握在各藩手里，否则新政府就没有威信，也没有能力。要想让军队真正控制在政府手里，必须废藩置县。所以，明治维新三年半以后，1871年，明治新政府宣布废藩置县，解体了大约300个藩。全国的税收和军事力量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统一的军队被称为“御亲兵”，即官军。
藩的解体和幕府的被打倒，确立了由下级武士主导新政府的幕末维新革命完成了。当然，新体制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革命的任务全部完成了，又一个新时代，革命的新形式开始了。然而，维新成功之后，在这些革命的武士内部，发生了富国派和强兵派的对立。也就是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富国和强兵并不是同步进行的，哪一个更优先一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张。其中，强兵论的西乡隆盛与富国论的大久保利通之间的争论最为有名。西乡以“征韩论”著称，当时，日本要求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朝鲜对日本的通商政策非常抵触，官方通报日本公司的走私活动，认为日本是个“不法”的国家。所以西乡隆盛主张征讨朝鲜，他那时就有“大陆腾飞”的野心，这为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埋下了伏笔。
富国派的目标是殖产兴业，发展经济。1871年11月，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芳和各部门次官级总计48名成员组成了一个使节团出国考察，这就是著名的“岩仓使节团”。代表团几乎占到了政府高级官员人数的一半，他们出国考察的目的是吸收欧美国家的经验，加快实现日本的近代化。大久保利通参观了英国利物浦的工厂，为日本的殖产兴业打下了基础，同时他们对欧美的宪法也非常感兴趣，这一点上他与宪法派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态度是一致的，不过他们要制定的是一部独裁宪法。
明治维新之前，幕府内的开明派和改革派各藩的目的是为了强兵的富国，这与后来大久保利通主张的与强兵分离的富国，即“殖产兴业”有区别。幕府的目的并不是官民一致让各藩的生产活动发展起来，而是为了实现各藩的军备近代化而获得充足的资金，即目标是强兵。明治维新之后，富国派的大久保与宪法派的木户孝允达成协议：渐进立宪，然后，又向议院派的板垣退助承诺建立“民选议院”，使强兵派的西乡隆盛处于少数派，抑制了他的穷兵黩武。结果是富国派在明治初期占据着主导权，认为征韩还不到时机，于是，西乡隆盛被迫辞职下野。
其实，大久保利通也不是绝对反对“强兵”，而是主张富国之后，积累了经济基础之后再加强军备，他看得更远。1873年，小田县（冈山县）四名日本人在台湾被抢，给日本提供了扩张的借口，但是这件事不成为派大量军队的理由，于是，他们又把1871年琉球54名岛民被台湾人所杀的事情翻出来，把琉球岛民看作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出兵台湾。1874年5月，大久保利通拍板决定出兵台湾，派了六艘军舰和3600名士兵，军队的主力是跟随西乡返回鹿儿岛的萨摩军队，西乡和大久保这时达成了一致。日本出兵台湾的目的在于把琉球置于其主权之下，但琉球是中国的属国，琉球人不是日本人，所以，日本的行动包含着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危险。大久保的主张不惜与中国开战，说明他与西乡隆盛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当时“征韩论”虽然被迫中断，但明治政府内部还有一些“征韩论”者，他们支持大久保的强硬路线，要不是木户孝允以维新只有7年，国力和财力都不足以支持出兵为由极力反对，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早在1874年就有可能发生了。
4.明治维新的必然结局——甲午战争
当时，在明治新政府里，除了主张先富国的大久保利通和主张先强兵的西乡隆盛之外，还有主张制定宪法的木户孝允和主张建立议会的板垣退助，可见，明治维新的政治巨头之间实际上在现代化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具体主张。其实，明治维新有两大目的，“富国强兵”和“公议舆论”，具体说就是“富国”和“强兵”，“议会”和“宪法”四大目标。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土佐藩（高知县）的板垣退助还有福泽谕吉的弟子等都主张开设议会。
1890年，日本在终于开设议会之后，以板垣退助为首的自由党转换政治方向，开始追求自由民权。1893年，明治政府宣布达成富国强兵和立宪制目的。这年年末，外相陆奥宗光在第五次议会上演说：“现在进出口合计是1868年王政复古时的五倍，军舰数量是那时的四倍，陆军人数是那时的五倍，当时是零的铁道，现在达到3000公里。法律政治方面，建立了亚洲最早的立宪体制。”陆奥宗光的演说宣告了明治维新的成功，也意味着日本历史性大变革的终结。
明治维新的成功意味着中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进行的是中国的洋务运动，伴随日本国力的增强，明治政府与中国围绕朝鲜问题产生竞争，日本人意识到清国的强大。本来维新的主要背景是欧美列强的威胁，但是当维新成功之后，日本在琉球、台湾，特别是朝鲜问题上，开始与中国较量，并日益感到清国的威胁。最早提出“清国威胁论”的是当时的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山县是长州藩出身，1880年11月，他在呈给天皇的《邻邦兵备略》中说，与1874年出兵台湾时相比，清国已经相当不同了。清国的版图是日本的十倍，四亿人口也是日本的10倍，福州设立了大造船厂，可以制造大小军舰，广州、福州、杭州、上海、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都有兵工厂，可以制造枪炮。大沽、北塘、芝罘、吴淞镇江、乌龙山、南京、九江、汉口、宁波、厦门、福州、广州等要地都设有炮台，特别是李鸿章的乡勇有两万英式精兵。对于山县有朋来说，清国的强大是不受欢迎的，邻国的如此强大对日本是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当朝鲜发生动乱之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坚决主张对中国开战，1894年6月15日，他在内阁会议上说：“与清国政府一起改革朝鲜政治是我国为开战争取时间，如果清国不同意我国提案，则我国单独实行。”但是，天皇并不赞成陆奥宗光的主张，于是，他没有理会天皇的意见。大日本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天皇的“圣虑”与内阁相异时如何处理，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务大臣辅助天皇承担责任。对中国开战是国家内外大事，不是外相、陆相、海相等大臣的单独责任，是内阁全体的责任，如果内阁决议与天皇意见不一样，或者违反天皇的意识，那么这个宪法第五条也就形同虚设了。另外，外相并不能直接与天皇议论国事，要通过侍从长传达，所以，陆奥宗光不能当面说服天皇，只有首相才能面见天皇，最后是首相伊藤博文面见天皇进行说服，导致了日本在8月1日，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宣战布告。
甲午战争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山县有朋担心的中国的人口、军舰、兵工厂和炮台，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取胜。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较，还缺少了许多改革。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巨大的补偿，国力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战争中花费的费用只有1.5亿日元，但是，它要求清政府赔偿3亿日元，特别是辽东半岛的割让引起了俄国的干涉，三国干涉是日俄战争的根本原因。由于三国干涉，日本吐出了辽东半岛，作为补偿又从清政府获得3000万日元。战前日本的国家预算支出是8000万日元，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这个预算额的四倍赔款，幕末以来的富国强兵梦得以实现，日本政府获得了充裕的财政收入。战胜给日本带来了许多好处，伊藤内阁终于可以转变抑制陆海军费用的政策，制定了2.8亿日元的军事预算，财源全部从赔偿金中获得。伊藤政府还制定了七年间4000万日元的公共事业预算，另外，这笔赔款收入还使得日本能够满足农民提出的减轻地租要求，从而获得民力修养，还可以修建铁路、港湾以及增设高等教育机构，为地方的公共基础建设做出了贡献。
5.日本近代海军之父——胜海舟
明治维新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在幕府拼命应付西方列强的十几年努力基础上发生并成功的，也是包括幕府的开化派与倒幕派人物共同完成的大业。佩里的到来确实震撼了日本，实际情况并不像那位广东籍翻译罗森描述的那么平静，德川幕府内部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才痛下决心决定开国。比如，佩里到达日本之后，虽然签订了《下田条约》，但是，幕府的首席老中，也就是掌权人物阿部正弘对于开国还是比较慎重，他征求了幕臣及各地大名的意见，要求他们献计献策，探讨渡过危机的良策。胜海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他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谈明治维新时，不能不涉及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1855年，当时还是幕府的下级官员的胜海舟的报告《海防意见书》引起了阿部正弘的注意，他很赏识胜海舟的才学，虽然他是一个下级武士的儿子，但被阿部破格调到长崎海军教习所，成为教官。1860年胜海舟参加幕府代表团赴美交换“日美通商友好条约”批准书。翻译约翰万次郎、福泽渝吉也在其中，福泽渝吉后来对日本的现代化，特别是文明开化，在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860年的这次航行，是日本人历史上首次自己组团并驾驶军舰越过太平洋访问美国，福泽渝吉称这次航行是“日本人自己实现的伟大壮举”。尽管有人说，船上有美国测量船船长约翰布鲁克同行，不过，至少这些日本人返回日本是自己驾驶回来的。
回国后，胜海舟被幕府任命为军舰奉行，他在神户建立海军塾，招募萨摩藩和土佐藩的强壮男人和脱藩者入学，坂本龙马、伊东佑亨和陆奥宗光都是他的学生。胜海舟后来被任命为陆军总裁，再后来担任军事总裁，是幕府的重要军事负责人。1864年，他与萨摩藩的下级武士，但极具影响力的开国派领袖西乡隆盛相识，并受到了西乡的赏识。
在明治维新前夕的倒幕派和守旧派的激烈冲突中，胜海舟作为幕府的重要官员，他主张尽早停战，打开江户城，实现政治和解。1868年3月14日，胜海舟代表幕府与新政府代表西乡隆盛谈判，两人达成协议，避免了江户城内的战斗，150万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护。其实，当时的幕府得到法国支持，而明治新政府得到英国支持，胜海舟代表幕府说服英国向明治新政府施加压力，告诉西乡隆盛如果谈判破裂，幕府将把市民疏散到千叶，然后烧掉城市，进行焦土作战。胜海舟的这一想法是参考了1812年的莫斯科保卫战的历史。当时他还真的安排江户消防组准备放火，并征集大小船只准备疏散市民。另外，他还命令幕府军舰准备炮轰东海道，切断新政府军粮道和退路，还安排将军德川庆喜登上停泊在横滨的英国军舰准备逃亡。
当然，虽然与西乡隆盛的谈判保住了江户城，胜海舟并不认为幕府在这一战术上的胜利会挽回德川幕府在战略上的失败，他最后还是反对幕府对明治新政府做无用的抵抗。特别是在当时法国支持幕府，英国支持新政府的背景下，如果这个内战持续下去，日本会分裂，他对西乡隆盛的无血开城，对于明治新政府来说功不可没。胜海舟虽然是幕府的旧臣，但是由于他的开明，明治维新后他担任了新政府的外交大丞、兵部大丞和元老院议官、枢密院顾问等重要职务，只不过他有自知之明，在新政府一直保持沉默。他与明治政府的新贵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都等保持密切关系，虽然他与将军德川庆喜意见不一致，但是为他获得明治政府的赦免尽了最大努力。他还利用自己与新政府的人脉关系，为幕府官员的就职提供帮助。西乡隆盛发动叛乱之后，他还为西乡恢复名誉到处奔走，最后获得天皇同意，在上野为西乡树立了一座雕像，这座雕像至今屹立在东京的上野公园。
胜海舟其实是日本近代海军之父，甲午战争时期的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是他的学生，不过胜海舟反对明治政府发动甲午战争。丁汝昌自杀之后，胜海舟公开发表悼念文章，他警告战胜之后浮躁的日本人说，追随欧洲人的殖民政策是愚蠢的，中国是个大国，绝不是卑鄙的竞争对手，而是共同对抗欧美的合作伙伴。他还说，日本也许为胜利沾沾自喜，但是支那人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是个大国。支那人对于帝王的变化，对于外敌的侵入，都会泰然处之，就像一阵风刮来，没什么了不起。皇室灭亡，帝王更换，外敌进入，支那社会都不会发生变化，对他们来说国家的兴亡，就像大象被蚊子蜇了一下。日本如果对于此次胜利太过于骄横，日后恐怕要吃大亏。武器和剑戟的胜利，不等于经济上的胜利，日本在经济上不可能战胜支那。
他还说，坚决反对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因为兄弟打架会让外人笑话，即使日本战胜又怎样呢？支那就像斯芬克斯一样，外国人是不了解的，支那的实力一旦被知道，欧美人会接踵而至。日本人应该在欧美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尽快与支那合作发展商业、工业和修建铁路，支那的五亿民众是日本最大的客户。由此可以看出胜海舟已经具有了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考，特别是他的中国观和中日合作思想，以及关于战争的思考，即使到了今天仍然不为过时。但是遗憾的是，明治维新的新贵武士们虽然具有民族救亡的强烈动机，却不能摆脱武士生来具有的称王称霸本性，这一点一旦与西方的霸道结合起来，就很难理解胜海舟的忠告。结果是不幸被胜海舟言中，日本在胜利后“太过于骄横”，终于吃了大亏。
6.明治维新的评价
明治维新的意义在于当时的政治家，其实主体也是以长州藩和萨摩藩为中心的武士，他们通过“倒幕运动”，推翻幕府统治，推行“王政复古”政策，恢复天皇大权，日本政治的中心由将军幕府转向天皇朝廷。这次运动还意味着这些开明的武士们学习西方，废除了封建割据的幕府统治，重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是模仿欧洲的君主立宪制。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参照普鲁士和比利时宪法制定的。宪法起草人伊藤博文考察了欧洲的议会政治，意识到国民统合的基础是宗教，所以，他希望天皇也能发挥宗教性精神作用。明治时期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开篇就规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还规定了作为“现人神”的天皇实际上也是面向大众的宗教象征。
不过，明治维新之后的天皇也是这些武士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进行战争动员的机构和工具。明治宪法虽然规定了天皇作为国家元首具有统治权，是陆海军的统帅，在国会协助下行使立法权，国务大臣被规定为辅佐天皇的行政权，司法权也以天皇的名义行使，但是，实际上作为明治国家领导人的那些武士们才是日本政治的主导者，他们虽然表面上主张“天皇亲政”，实际操作上却没有给天皇以实权。所谓天皇制，不过是武士们对这个制度进行的精心的设计而已。因为明治维新的领导人都来源于各藩的武士，明治维新也可以看作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武士的革命，日本只不过又回到了平安朝的“平源”时代而已。
本来在19世纪殖民主义威胁亚洲的严峻时代，日本的武士们不屈于西方列强的压迫，从该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初，经过大约半个世纪，使一个落后的东洋农业小国变成了一个与列强并列的近代国家，这是值得亚洲其他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借鉴和学习的。明治维新是武士的革命，为什么武士要破坏自己安身立命的封建制度和身份制度，其实他们本来是要在体制内的框架基础上应对欧美列强的侵略，但是他们之所以最后要打破这个体制，实际上是受到了欧美思想的影响，意识到了与幕府的权力争斗需要中央集权，反对保守的公卿、藩主等封建势力，他们的成功对于仍然处于贫困和发展中的国家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然，明治维新的最终结果是日本走向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从而使最初的民族主义性质、富国强兵的理想、国家民族崛起的奋斗最后都归零，并让日本陷入灾难，这又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那么，原因何在呢？夏目漱石在1911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西洋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的开化是外发的。内发的开化是自认的，就像开花一样是自己破蕾开花的，而外发的开化是外力强迫开花。日本是在锁国排外的空气中麻醉了200年，突然被西洋文化刺激，发生了强烈的反应。然而终归决定日本现代化的潮流是西洋的潮流，日本人不是西洋人，所以在这个潮流中类似于食客。当时正值日俄战争胜利不久，日本人正沉醉于胜利的狂热之中，夏目漱石的警告即使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是耐人寻味的。
第四章 武士的精神
武士起源于平安时代，武士阶级出现之后，其特有的道德伦理也随之产生，其基本内容是关于战斗者的思想。所谓武士道，就是武士必须严守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也是武士阶层的精神和思想，它不是代表日本整个民族的所谓大和魂。武士道精神的内容，其实早在平安时代末期就产生了，到了源平争权时期初步成形，最后在镰仓时代基本定型，这种精神直到德川幕府时代，基本上没有变化。不过，在历史上这些完整的武士道德伦理当时并不叫武士道，只是被武士们普遍遵守的精神而已，后来到了江户时代才开始有人对之进行论述并使之系统化，还出现了“武士道”一词。武士道对日本人的精神层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日本文化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不了解武士道，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人，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凭什么与众不同。
1.武士精神的理论来源是儒家思想
武士精神的基础其实就是儒教，江户时代的武士是武官，他们是社会的最高支配阶层，享有特权，与同样属于儒教的国家中国和朝鲜的武官相比较，日本武士的地位相当高。朝鲜并没有武官制度，中国的武官地位至少从宋朝开始就一直处于文官之下，中国最高职务并不是将军。但是日本由于其独特的武士的历史传统，所以，武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高，同时作为支配阶层，武士也被要求必须为人表率，代表国家的最高道德水准，他们就是日本上流社会主要成员。
武士精神虽然产生和形成得比较早，但是对这种思想体系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江户时代的思想家。江户时代的武士思想主流以儒家思想为主，这个时代的武士道解释者也大多是儒学家，山鹿素行就是著名的代表。山鹿素行是以儒教来解释武士精神的，他关于武士的论述被后来的大部分日本人所认可。明治时代，虽然废除了武士，却以武士道开国，思想界也奉山鹿素行为先师。山鹿把武士的规矩称为天下万民必须遵守的人伦，他认为农工商每天忙于职业，未必能够遵守这些人伦，为此，不从事农工商职业的武士必须在人伦之道上迈进，如果有农工商人违反人伦之道，就应该迅速惩罚他，以正天下人伦。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武士本身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模范。
山鹿素行用儒家思想要求和平时代的武士，在他看来，武士必须掌握文武道德，必须学习剑术、弓马等武术，必须掌握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和夫妻之道，既要修文道也要修武备。山鹿认为武士还必须有正确的义利观，义是通过内省而知耻，约束自己的行动，利是内心的欲望。君子与小人之差，王道与霸道之别，都存在于义利之间。山鹿认为圣人君子之道并非意味着一定避生求死，求害避利，不求安逸。圣人君子与常人一样也有喜好，但是必须正确对待义与利。也就是说通过自身实现人伦之道，为农工商做出榜样。
另外，山鹿还要求武士必须清廉，他认为不要接受贿赂，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财产。如果没有清廉之心，就会被小利夺去意志，孔子喉咙再渴也不喝盗泉就是这个道理。他还要求武士必须正直，必须守义，改正必须改正之处。特别是他主张正直也包括指出主君和父母的错误，他认为接受俸禄却不指出主君之错，不提醒父母之恶而盲目追随是不正直的。
山鹿还认为人要认命，命是人无法控制的，是天和自然的法则，是命运。重视养生但未必长命，必须舍生取义，智者贤者努力无果，走向灭亡，这都是命，必须有接受命运安排的思想准备。伟人经常是天命所授，富贵也未必值得骄傲，这都是天命安排，不是自己的努力，贫贱也不要自卑和懊悔，这是天命而不是自己所能追求的。可见，山鹿对武士精神的论述充满了儒家思想的说教。
在论述武士精神的日本人中，新渡户稻造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论述里面也充满了儒家思想。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出版于1900年，这时的日本早已不是武士的时代。新渡户稻造虽然也是武士的儿子，但当时武士已经绝迹。他之所以写《武士道》并不是给日本人看的，而是给欧美人看的。因为他在德国留学期间，一位比利时法学家问他，日本没有宗教，如何进行道德教育，他一时无法回答，所以潜心研究日本文化，用英语写成《武士道》向欧美介绍日本的道德。《武士道》一书分十七章，主要内容包括：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武士道的源泉，武士道的教育，武士道的影响，武士道的未来等。
当时在外国人眼里，日本的武士不过是腰间佩带两把刀，动不动就拔刀相斗的野蛮战士，新渡户稻造为了消除这种误解，从日本文化入手开始介绍，说武士道就像樱花一样产生于日本的土壤，类似于西方的骑士道，是关于伦理道德、身份、生活方式和态度的规则。他认为武士道的思想来源包括神道、佛教和儒教。佛教给武士道的启示就是，人要用平常心对待命运，平静地接受现实，不执着于生，不惧怕死。神道对武士道的影响是，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崇拜，对双亲孝敬，特别是对主君的忠诚与爱国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武士道的道德教养来源于儒教，从孔子那里学到的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关系之道。但是新渡户稻造认为，儒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中间也本能地存在这些伦理，儒教不过是对这些伦理的追认而已。
新渡户稻造为武士归纳了“义”、“勇气”、“仁”、“礼”、“诚信”、“名誉”和“忠义”等具体内容。他说，对于武士来说，没有比卑怯的行动和不正的行为更可耻的。勇气与“义”是双生子，不能伸张正义的勇气不是美德。“仁”是对他人怜悯、同情、宽容，也是王者的风范。“礼”是对他人的尊重，“诚信”是“礼”的支撑，武士一言既出，必须坚决遵守，武士视名誉比生命重要，“忠义”超过名誉，胜过生命，但并不是违背自己的良心盲目地为主君的荒唐或者妄想而献出生命，如果主君行为错误，必须向他谏言，这才是真正对主君的忠心，同样是维护武士名誉的行动。
新渡户稻造是在向欧美人介绍武士精神，相对于西方的骑士道，他使用了武士道一词，他虽然强调日本的武士道来源于儒教、佛教和神道思想，还说日本固有的文化里已经包含着儒教思想，但不管怎么说他所阐述的武士道的基本内容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
2.“忠诚”是武士道的一个重要命题
武士必须忠于主君，这是武士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以幕府将军为首的中央政权和以藩阀为地方割据势力的封建政治结构中，各藩的藩主，即大名，实际上是最大的地主，大名亦即藩主，不但拥有田地和地盘，而且拥有各类文武人才，在这些人才中，那些武艺和文采出众的人，都是各藩主招揽的对象，藩主本身也是武士。武士分不同的等级，有的是藩主的侍卫，有的是藩主的客卿，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和管理他们所服务的藩国，这叫“奉公”，忠于他们的藩主，也叫主君，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其实，武士也叫“侍者”（samurai），发音是“撒木赖”，因为他们是侍候在贵族身边的保镖。江户时代，武士道也叫“侍道”，说明武士与侍者其实是一回事，武士都是主君的奴仆。在江户时代制定过护卫大名的规定“武家诸法度”，武士指的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等级，但是，大名也自称“侍者”，西方人了解的大多是“撒木赖”。到了幕末时期，武士与侍者都被称为“撒木赖”。
把武士道与忠孝仁义等儒家道德思想结合起来进行规范，是漫长的武士历史的后期，即德川幕府的太平时代的产物。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是没有战争的时代，因为太平时代不需要善于打杀的战士，武士本身也从战斗者转变成为政者。所以，必须让武士安守本分，认识自己的身份和职能，这是和平年代武士存在的理由和方式。
尽管新渡户稻造认为神道对武士道的影响是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崇拜和对双亲的孝，但是，在他之前儒学家山鹿素行早已从儒家思想角度对武士精神进行了类似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忠诚的问题，他认为“士道”是武士的本分，武士的职责就是对主人奉公尽忠，对友人信守承诺，对自己以大义严格要求。山鹿认为，农民耕种生产食物，工匠以手艺制作器物，商人以交易有利天下，而武士不耕种而食，不制作而使用，不交易而获利，这是因为武士生于武士世家，以奉公为本分，武士如果不尽自己的本分，不过是一介游民而已。
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武士山本常朝对忠诚的要求也是达到极致的。他说：“奉公之人以主人为第一，须发自内心，方为优秀家臣。一代代都生活在主君赐予的荣耀中，这样的家臣，蒙受了先祖的厚恩，感激之情渗透肝胆，要豁出身心，侍奉主君。武士如果智慧和才能卓越，能够胜任相应的职役，那就可以说是幸运。不过，即使没什么本领，甚至显得很笨拙的男人，只要一心为主君着想，那也会成为主君最值得信赖的家臣。仅以智能和技艺谋取职役，乃是末流。”他认为作为贴身家臣，无论主君在位还是退位，都要舍弃自身去追随。唯念主君，其他一概不问，这样的家臣，若有二三位，武家就会昌盛。
山本常朝认为主君势头好，觍着忠义之脸，无论如何都要服侍主君，主君一旦归隐，便立刻背过身去，面朝新君，这样的奴才很多。他甚至说：“拍马屁的人，总是朝向日出的方向，一想起来就无比恶心。”山本常朝的忠诚其实是一种愚忠，他说：“平时做事不要命，那就是与主君一条心，主君去世了，还要不要命？光茂公去世时，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我自己，决定去殉死的就我常朝一人。”他说的光茂是第二代佐贺藩主锅岛光茂，山本认为江户时代“忠臣藏”故事里的赤穗浪人为主君报仇，但是在泉岳寺没有切腹，那就是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主君死了那么久才去报仇，在这段时间里，万一陷害主君的吉良氏病死了，那可就没法报仇了。
明治时期的武士道的基本含义是忠君爱国，这是传统武士道的变种，但与传统武士道的忠诚精神一脉相承。武士阶级在明治时期虽然被废除了，但是却着实流行了一段时期的武士道论。明治时代日本建立了国家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是利用西洋的技术武装起来的，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现代的装备和战术确实会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并不是装备了先进的武器，什么军队都会变强大。使用同样的武器进行战斗，如果战斗中没有勇气，产生畏惧，或者稍有不利就投降，那么，什么样的武器都不能使一个军队具有战斗力。
军队要有精神力量，即所谓“军魂”。明治政府的军队是各藩军队的组合，藩军是私家军队，士兵都是武士，而武士忠于的是主君，即大名，这是一种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道德关系。明治政府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必须建立一种爱国意识，让军人的忠诚由具体的藩主转向抽象的国家，这便是明治政府极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因。让习惯了忠于主君的武士转而忠于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治政府知道在真正的民族主义建立起来之前，必须把国家人格化，于是天皇成了最好的道具，天皇制就是日本的国体。明治政府要求新式军队必须由过去的忠于主君转变为忠于天皇。所以，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天皇是军队的统帅，忠君爱国都集中在对天皇的忠诚方面。
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或者准确地说是对于武士来说，忠于主君已经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它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是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相比之下，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感觉早就淡薄了，明治政府要想让天皇成为万民拥戴的主权者并非易事。必须建立民族主义观念，武士道也是全民族的精神——“大和魂”的一部分，武士道的“忠”，必须移植到对国家的“大和魂”的忠。于是，武士的武士道必须变成民族的武士道。然而，此处的矛盾是，建立国家军队必须否定武士阶层，但是现代军队也需要军魂，需要军人道德，必须依靠武士的道德。比如，明治政府颁布的《军人敕谕》就强调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素质，这些都是武士道的具体内容。最后，在日本没有武士的武士道精神获得发扬光大，形成忠君爱国的军人精神和国民道德，武士道的精神也成了日本民族精神。
3.武士道与“死”的哲学
武士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尚武精神。最初镰仓时代的武士是一个团体，是一些以武力进行战斗的人群，他们本身就具有好斗的特点，为有财有势的人提供保护。他们都熟悉骑射，都是战斗者，这个时代武士都喜欢自称“弓箭手”。到了战国时代，尽管西方的枪炮传到日本，武士不再拘泥于骑射之技，但是仍然崇尚武力，而且这个时代，身份制度被破坏，出现了“以下克上”的现象，拥有武力的人就可以成为一方霸主，叫作战国的大名。藩国的下级武士织田信长可以利用藩主足利义昭，占据京城，掌握全国政治主导权。织田死后，平民出身的丰臣秀吉可以成为一方实力者，最后统一全国，接下来是武士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各藩大名之间的军阀混战终于结束，为日本带来250多年的和平。可以说武士的历史就是一部战斗的历史，尚武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儒教的忠诚也必须与尚武精神结合在一起。
其实，忠的最高境界是死，作为战斗者的武士，必须对死有个理论和道德上的解释。忠诚也好，尚武也好，都不能回避死的问题。一般认为，武士就是必须具有尚武精神，尚武精神的前提是不怕死。其实死未必是所有武士在所有时代追求的目标，战国末期和江户初期的兵法家宫本武藏就认为：“现在的时代，真正了解兵法之道的武士已经没有了，大多数武士只不过认为武士就是决心去死而已，然而，决心去死并不限于武士，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是百姓还是町人，只要明义理，知耻辱，都会这样做。”可见，死的问题最早并没有被绝对化和极端化，当时的日本并没有流行“武士就是追求死”的观点。
江户时代的军事学家小幡景宪写过一本兵书《甲阳军鉴》，其中大多是战国时代大名武田信玄的言行录，他提到武士的任务就是奉公，一个是坐垫上的奉公，一个是在战场奉公。所谓坐垫上的奉公就是对主君的日常侍奉，战场上的奉公就是为主君奋战沙场，这就必然涉及武士对死的态度问题。关于该问题，山鹿素行认为，对于武士来说，有“臣道”和“士道”，“臣道”是指君臣上下，这是天经地义的法则，君臣关系一旦形成，作为臣下的武士就必须把自己的生死交给主君。
不过，山鹿对死也有要求，他认为生与死只在一瞬之间，为了主君和比自己重要的人而死，应该毫不犹豫，死而无怨。但是，如果比自己重要的人没有受到危害，则应该自重，应该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能轻易去死。武士固然以为主君而死作为理想，特别是在战场上为了实现主君的意图，不能当胆小鬼，但是死并未被绝对化和极端化。江户时代是朱子学流行的时代，所以，山鹿的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早已成为统治阶层的武士需要这种武士之道。
江户后期的儒学者佐藤一斋也阐述了死的意义。首先，他肯定一切生物都怕死，但他主张人是万物灵长，应该找出不怕死的理由。于是，他说人的身体是上天赐予的，生死应该由上天决定，一切都由天定，有什么可怕的。他又说对于武士道“死的觉悟”，有气节的武士和贞烈的女人之所以不畏惧死亡，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死是自我责任。但是，他也明确指出，意气用事轻视死亡，或者疯狂草率地死，还不如畏惧死亡。可见，佐藤并不是简单地肯定死亡，反映了稳定时代儒学的生死观。他认为对死的过度美化，等于对现世的否定，视现实的快乐和幸福都没有任何意义，把人生的唯一目的定为去天国，这其实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把死的问题推演到极致，使之绝对化和极端化的是山本常朝的《叶隐》一书。山本认为战国乱世的武士道才是理想武士道，他对山鹿素行以后的儒教武士道提出批评，他在《叶隐》中对武士与主君同死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论述，一语道破了武士道的含义，即：“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在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他说：“武士赴死，在死的瞬间与美相遇，便舍弃人生，随美而去。因此，武士道是一种死的美学，即，落花之美。”
武士道关于死的思考，也是日本人对于死的哲学思考。山本常朝说：“没有贵贱老少之分，觉悟是死，迷茫也是死——人总是要死的。我也好，他也好，必须懂得死的事情。所以，我要提个醒，谁都知道自己会死，可又妄想着要死在最后，而且并不认为死亡立刻就会到来。多么无情啊！面对死亡，任何东西都是无益的。现实如幻影，如在梦中游戏，明白这一点，就不再犹豫，放下妄想，死亡问题立刻就解决了。所以，一生悬命，应早些做好准备。”对于当时日本人通常所说的“无目标的死，毫无意义，似犬死”，山本常朝认为这种说教不过是浮华之风的轻薄武士道。生死两难时，人哪里知道能否按原定的目标去死？他指出：以目标来考量生死，就会以死了不值得来解脱自己，从此变得怕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人，谁不渴望生？但要生得符合道理，如果离开目标而生，那就是窝囊废。”对此，山本常朝认为，此说看似有道理，紧紧抱住目标，但是每当临死之际，目标反而会迷失，因此，抱定目标的人是靠不住的。在山本看来，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标而死，或许死得没有价值，是犬死或者狂死，但并不可耻。山本指出：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他还说：“每朝每夕，一再思死念死决死，便常住死身，使武士道与我身为一体。如有一日，我终于进入死的自由自在的境界，那么一生都不会失败，更不用说恪尽武士家臣之职了。”这里山本点出了他的用意，即不怕死才能不失败。
关于武士道的精髓，山本常朝说过：“武士道就是对死的狂热，即‘死狂’本身，一旦成为‘狂’的武士，即使一人单挑，数十人群起杀之都很难。”仅有正气难成大事，要变得发狂，以“死狂”的劲头，才能成功。武士道是行动，行动时还在用辨别力，就会落后于人，行动时不需要考虑忠孝二字，在武士道中，只有“死狂”，自然含有了忠孝。
武士的死有切腹、复仇和对敌讨伐等多种目的和方式，新渡户稻造认为“切腹”是武士在法律上和立法上的一种制度。用来证明自己无罪，对错误道歉，避免耻辱，解救朋友和证明自己的诚实。对敌讨伐，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野蛮行为，而是伸张正义，是为了维护某种伦理平衡的审判，不是无意义地去死。新渡户稻造认为，真正的名誉是成就天命，为了保持天命而招致死亡，并不是不名誉的事，相反，如果违背天命的死才是卑怯。可见，新渡户稻造对死的解释，与山本常朝时代，不问是非单纯追求死亡不同，开始有了理性的成分。
4.武士的一般教养
忠诚和对死的态度是了解日本武士和武士精神的两把钥匙，也是解析日本军人战斗力源泉的重要角度。但是，除此之外，作为日本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的劳心阶层，武士的一般教养也受到十分的关注。比如，他们认为，耍小聪明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人总是讥讽当世，此乃灾之源，慎言者，治世能被善用，乱世能得善终。还认为，世上喜欢教训他人的人很多，但是喜欢听教训的人很少，而服从教训的人就更少了。人年过三十，就没有人再教训了，但是教训之道堵塞，就会任性自为，一生积非叠过，愚状大增，几近废物，结局惨不忍睹，以无聊告终。清醒的人，要常常接受熟人和朋友的教训。
武士的教育是人格形成的必要，武士还被要求有“克己”精神，这是忍耐力训练。比如，日本人不喜欢表露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常常被外国人误解。但是武士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不轻易流泪，不大声哭泣，他们认为把自己的悲哀和不幸说给别人是把不愉快传给别人。所以，日本人即使在非常悲痛的时候，也要笑脸迎接来访之客，在丧失爱子时也能浮现笑容，这决不是日本人在感情方面冷漠，而是因为他们试图掩盖自己正在努力恢复被逆境扰乱的心静平衡。有人说，日本是唯一一个在葬礼上不哭、在婚礼上不笑的国家，其实这是对日本人的误解，他们不认为过度流露情感是适当的。
武士还对名誉非常重视，忠诚和死得其所固然是最高的名誉，日常生活中也要重视名誉和面子。日本没有面子的说法，但是却不乏以面子为根据的行为，比如，日本有句谚语：武士即使没饭吃，也要叼着牙签。还有一句是“内犬皮，外虎皮”。“武士饿肚子也要叼着牙签”，是一种扭曲的自尊，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是打肿脸充胖子。单就“饿肚子”来说，曾经的日本军队还真是没有充足的粮食就发动了那场愚蠢的战争，这就不仅仅是死要面子的问题，而是愚蠢不愚蠢的问题。据资料记载，太平洋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士兵，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死在枪林弹雨中，而是因为营养失调而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武士饿肚子也要叼着牙签”，硬撑到底，不顾人的死活。如果不是天皇发布诏书宣布结束战争，那些顽固的军阀还计划在本土决战，与美国对抗到底，去做无意义的死。
武士具有牺牲精神，还因为他们具有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也可以理解为共同体意识。现在日本的公司是一个共同体，日本人谁都不能脱离这个共同体，大家在其中都是伙伴，只有死了才能离开这个集体。集体意识的根源之一是武士产生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家”。日本的“家”制度，强调“家柄”的传承胜于血缘关系，为了延续“家柄”，甚至经常纳入养子，而不管他的血缘属于谁家。武士的最大价值观就是保护“家”，或者说藩，“忠臣蔵”的故事讲的就是保护“家”的荣誉，这个“家”就是一个共同体，类似于现在的公司，即会社。在藩阀时代，脱藩是罪过，被藩主的手下杀掉也无处讲理。所以想要脱离藩的话，切腹自杀是唯一办法。
5.武士道的践行者
平清盛、源赖朝、足利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是著名的武士，他们或者建立过武士“朝廷”——幕府，或者完成霸业，统治日本，但是他们还不能算是武士精神的最典型体现者，因为武士和武士道并不是一回事，武士道是对武士道德行为的要求，真正符合这些要求的武士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江户初期的赤穗浪士，江户后期的思想家吉田松荫和明治维新的元勋西乡隆盛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
武士的忠诚一般是指对主君忠心耿耿，这可以直接导致武士为主君复仇，乃至为主君去死。这是武士道的核心内容，“忠臣蔵”的故事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江户时代中期，1701年4月21日（元禄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赤穗藩（兵库县）藩主浅野长矩因受到朝廷权势者吉良义央的侮辱，于是与之发生口角，刺伤了吉良义央，浅野长矩被幕府裁定切腹自杀。事情的原因是从京都有敕使来江户城，负责接待的是赤穗藩大名浅野长矩，担任仪式礼仪做法指导的是朝廷派来的吉良义央，因为浅野长矩没有贿赂吉良义央，于是受到侮辱。其实浅野长矩并没有重伤吉良义央，更没有杀死他，但是，却被江户幕府勒令切腹，然后没收赤穗城，浅野的家臣失去依靠成为浪人，而吉良义央却未受到任何惩罚。因为幕府处罚的不公平，浅野长矩的大管家大石良雄等47名藩士于1703年12月14日，到吉良义央处复仇，割下了他的头，供奉在浅野长矩的墓前，然后他们切腹自杀。这一举动受到江户城民众的喝彩，历史上被称为“元禄赤穗事件”。
“元禄赤穗事件”是因为吉良义央嫌浅野长矩没有贿赂自己而严重侮辱他，使其家破人亡，所以浅野长矩的家臣为他报了仇，虽然这触犯了法律，也触犯了幕府的权威，但是在一般日本人心目中，按照武士的行为规则，赤穗浪人的行为显然是尽了武士的本分，是武士为主君去死的典型，当然也是忠诚的典范。所以，赤穗浪人的复仇故事，是武士道精神的诠释，也是日本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武士按照武士道说教现身说法的典型，所以，被一般日本人看作是义举，那47名武士则一直被认为是忠于主君的忠臣。
江户后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本来十分崇拜山鹿素行，自称以山鹿以兵学为业，以武士道为心要，以死为常心，欲励志不负先师之志行。他说：“如果希望懂得道，就请接受山鹿先生的教诲吧。”吉田松阴是江户幕府末期的下级武士，他熟读《孟子》，也非常钦佩山鹿素行，创建松下村塾，伊藤博文、高杉晋作都是他的学生。但是，吉田松阴也是明治时代的思想先驱，他虽然尊奉山鹿素行为先师，最终还是突破了山鹿思想的儒学束缚，原因在于他也深受山本常朝的影响，对武士的死有极端彻底的理解。
美国的佩里准将来日本之后，吉田松阴批评幕府的软弱态度。德川幕府的实力人物大老井伊直弼不经过敕许就决定签署日美修好条约，对此，一介浪人吉田松阴上书表示反对。后来井伊直弼立纪州藩主德川家茂为第十四代将军，压制和处分了试图立一桥庆喜为将军后继的水户、越前和尾张各藩，导致了“安政大狱”，他下令逮捕主张尊王攘夷的维新志士，1859年，吉田松阴因被卷入暗杀井伊的计划而被处死。从中可以看出，吉田松阴是个民族主义者，同时从他对死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也是个武士道的践行者。
吉田松阴有一段对死的阐述，表现了他的生死观，他说：面对死亡之所以能够心平气和，是因为理解了四季的变化。看看农民生活，他们春天播种，夏天插秧，秋天收获，冬天储存。人们在秋冬因有收获而高兴，酿酒欢庆，迎接秋天的收获，完成一年的工作，没什么悲哀。如果人只活30岁，没什么成就就死了，没开花也没结果，实在遗憾。但是，关于我自己，已经开花结果，没有什么悲哀的。人的寿命并没有定数，不像作物必须经过四季，10岁时死亡，有10年的四季，20岁死亡有20年的四季，30岁、50岁和100岁都是一样的。嫌10岁太短，就像蝉奢求与长命的灵木一样。
在谈武士道的时候，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是西乡隆盛，他是明治维新的元勋，1854年，他侍奉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到江户，为拥立一桥庆喜为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后继人开展政治活动，被大老井伊直弼幽禁在奄美大岛。1866年，土佐藩脱藩武士坂本龙马说服萨摩和长州两藩联盟成功，西乡也开始赞成倒幕，明治维新成功之后，他急流勇退返回鹿儿岛隐居起来。1871年，被岩仓具视请回，以萨摩、长州和土佐三个藩为基础建立亲兵制度，同年实行废藩置县。岩仓使节团出访之后，他主持留守政府，不但没有利用机会攫取个人权力，而且励精图治，制定征兵制并改革地租，完成了明治维新的三大改革。
1873年，西乡因为“征韩论”失败而解甲归田，返回鹿儿岛，1877年，因西南叛乱自杀。西乡认为，不惜生命，不要名誉，不要官位，不要金钱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但没有这种难对付的人，就不能成就国家大业。其实，西乡本人就是这种人，关于政治，他认为，位居万民之上地位者，必须严谨修身，品行方正，不骄奢，勤勉节约，尽职尽责，成为人民的模范。若人民不觉得政治家的工作辛苦，就不是好政治家。他指出：创业伊始，只顾追求好的住处、衣服装饰和供养美妾，维新的大业就不能完成。西乡实际上是在批评明治新政府高官的腐败。
西乡认为，政治包括三大必须事项：租税、会计和军事。为了增加国力，必须减轻人民租税负担使人民越来越富裕，不管国家财政多么紧张，一旦决定的租税制度就应该严格遵守，即使削减官吏的薪金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纵观古今政治，财政不足的政府都是把那些巧妙征税以弥补财政不足的俗吏作为良臣来重用的，结果不堪苛政的人民只好想办法逃税，形成上下互相欺骗的社会，官民关系互相敌视。他认为政府应该注意会计出纳，国家事业由此而施行，所以必须谨慎，要量入为出。他说，如果不能限制政府支出，就只能搜刮民脂民膏，但这样即使表面上看来解决问题，其实国力是衰退了。常备兵也必须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实行，决不可追求无限的虚势，军队只要有士气，精兵数量少也足够了。
西乡的国家财政论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论，其根本是武士道思想，是“节义廉耻”。在西乡看来，“节义”是正确的行动，“廉耻”是知道耻辱，他认为失去节义廉耻，不可能有维持国家之道。为政者与下面争夺利益，忘掉义理，下面人也一定跟着模仿，人心很快都见利忘义，甚至父子兄弟之间也不例外，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怎么能维持国家？他指出：武士是把金钱作为肮脏的东西受教育的，所以，他在重视财政的同时，指出了个人只追求金钱而忘记义理是耻辱的。西乡注意强调这些对于武士来说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曾经的下级武士怀揣理想，完成维新大业，成为维新政府高官的人，却开始追求金钱。
6.武士道的评价
武士道在中世纪贵族没落后才出现，战国时期它是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江户时期成为幕府政治支配的精神来源，江户时代的武士道效忠的是幕府和藩，明治时期效忠的是天皇一元化绝对权威。明治时期确立了四民平等原则，似乎武士道有衰退的趋势，但明治政府强调富国强兵扩大军事力量有必要强化武士道精神，因此武士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扬。但是武士道终究是一种说教，是要求武士遵守的道德，也是给武士套上的枷锁，虽然伴随着武士阶级的消灭，武士道的思维方式也已经过时，但是武士精神对日本人的影响不容小看。正如新渡户稻造所意识到的，武士道早晚要消失，因为这种封建社会贵族主义的伦理道德抵挡不过民主主义的侵蚀，但是武士道精神会在涅槃中再生。日本的公司要求员工对公司忠诚，是受了武士道的影响，尽管这本质上是儒家思想，也是商业需要，但是武士道无疑强化了这种意识。可以说武士道在现代也是社长对员工的道德要求，是上级对下级的要求，它要求人们服从。它是日本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日本凭什么与众不同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