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来得特别早，过罢正月十五，眼看阳历二月就即将过去。我在二层小楼的底层的角楼里整理着流散文物，破破烂烂，有出土物，有采购站转交的铜钱和铜器，也有农户家卖给文化馆的老物件，古籍善本、字帖之类的。每件东西上不是夹着纸条就是在器物里塞着收购价格，不值钱。“破四旧立四新”早把人的思想搞乱了，谁还拿它们当好东西？我掸掸上边的灰尘，归类摆放，建立了档案，标明送交时间和价格，一天就整理完了。
算来我来馆两年了，是县里的文艺骨干，常写点东西，在县级《泉河文艺》上发发，都是刻印版的人工对折六开纸，然后再装订。在上高中时我就常往文化馆跑，和馆长聊聊创作，他赠我些书籍和资料。时间一长，董馆长说，来这里帮忙吧，社会上兴招收“亦工亦农”，一个月二十四元钱；给文化局、宣传部打个招呼，和头几年招的两个一样。我便在文化馆干起了临时工。后来县里成立师范学校，招收在职职工上学，我便顺利地被招收，边在师范上学，边在文化馆上班。随着形势的发展，“社来社去”一律按国家事业人员承认学历。我便幸运地留在文化馆，附带管管文物，有时间到乡下跑跑。原因就是上一级主管部门强调各县区都要配备文物管理员，增加投入，增订有关考古、文物方面的杂志，有关文物保护的文件也下发到各县区。
县级文化馆这一级平时没有硬性任务，只要你爱动弹，有的是事干。有时间我就去杨松石老师的工作室看他作画、写字，帮他印印照片。时间一长我也学会了拍照、冲洗胶卷。杨老师可是县里的大忙人，县政府召开会议的照片都是他拍，设计宣传橱窗。照他的说法，他就是“万金油”，放到哪里哪里行！
去年，我定了级，成为文化馆文物管理员。地区文化局来了通知，要求各县区抽调文物干部和选派学员，参加社科院考古所在我地区的大型考古发掘，务必在三月初到王因报到。我和文化局分管张局长参加了地区的会议。会上苏副局长讲了此次考古的重要意义，说是对我区文物工作的大促进，将为下一步建立博物馆和管理机构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和其他文化建设同等重要。我第一次跟随领导参加会议，认识了十二县区的部分文物干部，论年龄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回县后，我向董馆长做了汇报，说要求务必物色学员在三月初报到，张局长叫馆里物色人选，由他向部里汇报一下。我回家向母亲说明了要出发考古，不能每个星期来家。她为我拆洗了被褥换了新被面，问我：“考敲的鼓？”我告诉母亲：是六千多年前人居住的地方，有人类遗留下来的器物。从父辈人往上，我家就没出过一个识字的，到了我这辈，我作为两家人的独苗，总算改了门庭。母亲喜出望外。人逢喜事精神爽，她又叨唠起后郑的香菊：“只要你答应，人家巴不得成亲。”我告诉母亲，等以后再说，我又不是上山南海北，就在咱邻县，一两个月能回来一次。她让我带上棉袄，说割麦子的时候还穿棉衣呢。我说这棉袄还是上学时做的呢，我买个绒衣做身单衣就行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真是一点不假。
回到县城，董馆长指着一个高挑个儿对我说：“王嘉成，高中毕业，我邻村的，还是个党员。”又对王嘉成说，“去了后有什么事跟小王勤商量，这方面人才缺。”
我重新打好行李包，衣服和日用品放在大提包里，王嘉成用只线网兜盛着脸盆、牙缸等物品。我俩去车站，颇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味道。我观察着王嘉成，宽额、深邃的大眼睛、大鼻子、阔嘴巴，语言不多，说话有分寸，一看就知道是在基层有过锻炼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已娶了媳妇但未有孩子。
汽车站在南门口，我们放下行李，王嘉成去买车票。时间还早，中午的早班车时间还未到，我站在卖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十字路口穿梭的车辆人流，禁不住有种“伟岸”的感觉：乡下的生活是苦的，成年价吃地瓜干，早上和上午上课，下午在春天里要担水秧地瓜，从十二三岁就担水挑，和大人一样挣工分。晚上就挑灯夜读。到了联中才有改观，开始上夜自习，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上了师范，又顺利地在文化馆谋到了差事，在众多学子们的眼中是个奇迹。今天又鬼使神差般地去学考古。县里的老教师曾说书中有金钱、书中有美女，那只不过是关于读书人的佳话。不过，自己要是还在农村，香菊也未必投托着媒人要跟我成亲……我沉浸在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憧憬里。
坐上车，和煦的春风在阳光的照耀下暖洋洋的，天空被昨日的北风吹得一丝无云，碧蓝碧蓝的。汽车在柏油公路上一路向东南行驶，路旁杨柳枝泛着白、泛着绿，顶尖上打着苞，麦田泛着嫩绿。春种的人们已开始往坡里赶着牲口。
下车后，我和王嘉成又换乘去王因的汽车，下午两点，我们在路边下了车。与我们同乘车的一位矮个青年也下了车，他问我是不是考古的，我告诉他正是。他说：“我是本县的，去年冬天就来了。”他告诉我他叫张泗伍，家在距我老家不足五十里路的张吴。我问他考古那儿有多少人，挖出什么样宝贝。他告诉我山东队在这儿有固定的老师专家三个，还有流动专家常来，挖出了好多宝贝，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走进靠村南边的青砖大院，这里有伙房、办公室、工作室。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看到我们，迎出来。张泗伍告诉我，他叫胡秉政，是工地负责人。我掏出介绍信，他看了看说：“欢迎，欢迎！”然后领我俩到了大通铺的宿舍，“我们条件差，只能委屈各位了。”铺是木板、砖和土墩搭起的。我把行李放下，随胡秉政参观了修复工作室。他指着台案上的器物说：“这叫高柄杯，这叫缽形鼎，这叫红陶夹砂罇，这叫罐……经过六千多年的埋葬，完整器少，都要修复，属大汶口文化前身遗址。”他又嘱咐我们喝点水，休息一下，可到工地上先看看。
下半午，我和王嘉成走出宿舍，站在刚来的“门口”。其实这门口只是通往正东的小路，往南开了个墙豁口，站在这里往南看考古工地一览无余，不太高的土堆从东往西堆作小山，能看到土堆旁走动的身影。我和王嘉成往南走，道很窄，只能容纳一人往前行，两边是桑田地，修剪过的如同扫帚状的桑条泛着嫩白色。翻过桑地下了方田路沟便是南北大道，两旁栽满窜天杨树，呈三角伞形排列。往南就是考古现场。我俩到了最东边的地方，刚才接待我们的负责人胡秉政正从东南向西走。一方方切得十分规整的方坑有序地往西排列，上边几个中年妇女或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铁锨杆上，下边有两三个同我岁数差不多的青年男女坐在地上，用铲子和扫帚在清理烧过的土块，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也在那儿抠着什么。往西的方坑里同样有几个年轻人在工作着。
我看不出眉目，就往前走，在最西头的方坑里停住了脚步。里面有一副骨架躺在那里，一个女子手握画板在描摹着它的形状；旁边稍高一层的平台上有一对男女青年在划好线的椭圆形框内用铲和竹签铲着、剔着土块，头也不抬。我好奇地、细心地观察，两个青年剔土的最东边已露出了人的头盖骨。原来又是一个死人骨架，我在心中嘀咕着。求知的欲望使我禁不住跳下方坑，又悄无声地凑在剔人骨架的两个青年旁看着。不多一会儿我上边传来“上来，上来”的喊声。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循声看到一个矮个子老头正在喊：“正说你呢！”我不知犯了什么错。小老头横眉冷对：“再不上来，我可要请你上来！”方坑里绘图的、做墓清理的这时也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到了我的存在，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我不得不迈向方坑边缘。胡秉政在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喊：“程大爷，咱们考古队的。”说着，腋下夹着工作夹朝这边走来，低声说：“程大爷，地区派来的文物干部，姓王。”
“我就纳闷，谁人这样大胆，不哼不响地就跳到探方里，原来是地区里派来的王同志，不，王干部。”程老头对胡秉政说，也是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小王老师，真对不起，我老汉眼花认不准人，刚才多有得罪！”
我张了张嘴硬是说不出什么。都怪自己太冒失，不懂得考古工地的“规矩”。他要我上去，上去不就得了？又偏偏胡秉政赶过来解释，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倒弄得我处于尴尬的境地。我红着脸，来考古第一天就撞在了看工地的程老头的“枪口”上。
我下意识地站在绘图女子一旁，远远地看她绘图。她用圆环钢钎插在骨架的某一位置，用钢卷尺从人骨骼脊梁骨的中线量到钢钎的距离，再在绘图夹纸上画着，这样的动作往复几次。她穿着天蓝色紧身风衣外套，脸庞被毛茸茸的褐色绒帽遮掩着，只看到鼻翼很高；握笔的手戴着红蓝黄色线织成的手套，露出纤细的手指；看得出她的腰很细，格格裤衬托出她亭亭玉立的身材。我想，她大概是怕风尘灌进身上，又御寒，露指的手套套住手心和手背，也是为了保养手而为。有人喊她拍照，她说：“等五分钟。”从别人喊她时的称呼中我才知道她姓郑。
早春乍暖还寒，不知什么时候起西北风了，我这才感到有寒意。我端着郑老师放在墓葬边的画夹，看着画好的人骨架，画得太像了，就连断裂、塌陷变形的头骨裂缝都画得极像地上的骨架的相应部位。她回到探方里装好笔记本和相机，又端起画夹，写着什么，边写边说：“刚才也不怪你，初来工地对这里还不熟悉。”我看着她，终于有人能理解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