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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清宫礼仪举要

——兼谈清装影视剧中常见的礼仪疏误

□演讲人 李宝臣

□演讲时间 2011年6月4日

□演讲地点 山东省图书馆

大家好,前几年清宫戏比较多,于是就惹得很多人去研究它的历史细节,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此,因为戏剧本身所追求的就是票房价值,它的故事90%都是编的。但是,既然穿上了古人的衣服,那么你应该尊重古人的生活。

今天这个讲座就从清朝人喊不喊“万岁”说起。现在的清宫戏里大臣见皇帝不是站成一排就是左右分列,必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实际上清朝人是不喊万岁的。因为“万岁”一词,在汉武帝以前,尤其在春秋战国,它是一种民众的欢呼口号,它并不是君主的专用词。汉武帝以后,它变成了君主的专用词,到了唐朝才变成了对君主的专称。颂扬皇帝是万岁的时候,追求的是一种气氛和皇朝事业的永恒。实际上被弘扬的人和欢呼的人,都知道谁也活不了万岁。外国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讲过:如果把时间的无限性看做无时间性,则活着的人是永恒的。这话有点意思,它的意思是说时间是一种主观形式,它是伴随着人生的,若一个人没有了,就没有了这个主观,那么也就没有了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这个主观形式的话,那么活着的人就是永恒的。

唐朝以后,在集体聚会当中开始向皇帝山呼万岁。明朝对皇帝也是喊万岁的,但不是在君臣议事时喊,而是在大朝仪时喊。清顺治八年(1651年)定三大节日:元旦、冬至、万寿节(皇帝的生日)。

值这三大节时,故宫都要有大朝仪。在京的官员要向皇帝庆贺,地点是在太和殿前面的大广场上,太和殿门外有鸣赞官,各种仪仗按次排列,主要官员都在太和殿下面的广场上,从前向后,按照一品、二品的顺序往下排,然后听口令,等待皇帝升殿奏乐。在太和殿前面有一个曲柄黄伞,皇帝没有升殿之前,这个曲柄黄伞是斜放着的,皇帝进了殿,坐好了,这个曲柄黄伞才升起来。下边的官员一看黄伞升起来了,就要站好了,实际上官员根本看不见殿里的皇帝。然后读表(讲贺词),宣读完成了以后,官员开始向皇帝行三跪九叩,最后在仪式结束的时候达到高潮,在鸣赞官的带领下,这黑压压一片人向皇帝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执事人员、乐队人员,都要跟着呼,寓意一个皇朝的团结和永固,这也是一种政治企盼。

实际上,明朝的时候,君臣相见是不喊万岁的。明太祖说过:万岁实属虚词。在明朝君臣私下相见时行五拜礼,口诵“祝圣躬万福”,所谓五拜礼就是作两次揖,跪着磕三次头,然后再站起来。

中国古代,随着历史的发展,君的地位越来越高,臣的地位越来越低。在汉代的时候,三公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能坐着议道。到了唐朝,三公在皇帝面前是可以站着的。从元朝开始,大臣在皇帝面前就不能站着了,要跪着,明清大臣见皇帝一律都是跪着谈话,偶尔赐座,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待遇了,所谓的座并不是椅子,而是蒲团。到了清朝,全盘接收了明朝的礼仪,并且有复古的倾向,但是革除了明朝的一些陋习,在集体喊号这一项,清朝在大朝仪当中只是在鸣赞官的带领下,最后高潮的时候实行三跪九叩,而不说话。另外,按理大朝仪最隆重的就是登基仪,但清代进行了折中。试想,老皇帝刚死,新皇帝即位,他不可能在这种传承当中体现出快乐,而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仪式又不能减,只有减音乐。所以在明朝、清朝,除了开国皇帝,凡是继位的皇帝,在举行登基仪式的时候,乐队一律设而不做。设而不做就是中和韶乐陈列在太和殿的檐下,丹陛大乐陈列在太和门的门内,这些乐队只在那儿比划,不能出声。而且新皇帝要先到先皇灵柩旁边,换下孝服穿上旗服,再来到大殿,登完基以后,再把登基的衣服脱掉,仍然换上孝服,因为清朝国丧需要满100天。

清朝的皇帝比明朝皇帝勤奋,明朝的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清朝皇帝基本上是每天早起,一天吃四顿饭,两顿正餐、两顿点心。早晨起床然后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要阅名牌。大臣若请见,就把自己的绿头签(所谓绿头签就是一个长木片,头是绿的,上面写有名字、职位)递到故宫承运门里的奏事处,外奏事处和内奏事处把这牌子都排好以后,在皇帝吃饭的时候搁皇帝桌上,皇帝吃完饭决定见谁,就翻牌子。不想见的,太监出来把牌子还给他,他就可以回家了。或者说虽翻了牌子,但皇帝当天忙,可以约改日见。凡是皇帝决定见的,就在养心殿的门外等着,分批晋见。清朝皇帝召见大臣基本上都是单独召见,集体召见的时候,只有军机大事和国家有要事的时候,那时候包括亲王都得来。大臣到了养心殿门外以后,由太监带进养心殿,然后进暖阁,暖阁里面有帘,太监会挑起来让大臣进去。然后太监退出去,而且太监一定要退到院子里,以听不见屋里谈话为标准。清朝严禁太监干政,现在好多电视剧描写李莲英如何干政,也可以说与历史太不吻合。

大臣一进了门,便立正站好,在立正的时候要口述臣某某恭请皇上圣安,然后做一个请安的动作,就是跪安。做完之后,站起来,往前走几步。皇帝一般坐南沿炕,前面有一个白边红心的垫子,大臣跪在这个垫子上,这个时候君臣就可以谈话了。

谈话当中,若皇帝夸奖大臣了,那大臣得说一句谢话,不用脱帽,原地磕一头,表示谢圣恩。皇帝不满意,批评大臣了,大臣就原地把冠帽摘了放地上,然后以头触地面磕一头,不说话,表示认罪了。谈完话了,皇帝会说三个字:下去吧。大臣就原地站起来,再做一个跟进门一样的跪安动作,然后后退几步出去。这是他整个的召见过程,在召见的时候,房间里只有大臣和皇帝,没有第三个人。所以,电视剧里太监在旁边站着,甚至插话,这个跟历史是完全不相符的。

清朝在养心殿外面有一个军机处,军机处大约有五至七人组成,首席军机叫领班军机,皇帝每天都要召见他们,召见他们的时候,这几个人排成一队,领班军机走在前面,临到要进殿的时候,由队尾的军机大臣迅速跑两步,走到队前把帘子挑起来(不用太监,为了表示军国大事之机密),军机大臣鱼贯而入,所以最后一个军机大臣的俗名叫“挑帘军机”。这几个人进去以后,也是在垫子上与皇帝跪着商谈,但是他们在跪的时候,每个人跟每个人要错半个身位,也就是讲首席跪在最前面,斜着排下去。现在的电视剧里,常有皇帝问谁话,甲还没有回答,丙抖机灵便先回答了,这个跟过去的礼仪是不一样的。在皇帝集体召见的时候,皇帝问到谁谁回答,没问你你知道也不能回答。如果没问你,你插话回答了,这是君前失仪,你就有可能被革俸。

在古代,不仅宫里头规矩多,官宦家庭、大户人家也都比较讲究规矩。晚辈在长辈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你要是随便说话,那大人准说一句:我问你了吗?所以,在清朝,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皇帝跟甲说话或皇帝跟乙说话时,绝对没有别人插话。而且在皇帝面前,甲乙丙丁这些人是不能争论的,如问到甲一个问题,甲不知道乙知道,但皇帝没问乙,那么这件事乙就不能回答,乙可以下去再写折子。

清朝皇帝一天翻两次牌子,刚才讲的是早晨翻牌子,还有一次晚上翻牌子,牌召嫔妃。清朝的嫔妃跟皇帝生活基本上执行的是召嫔制,皇帝是不会到嫔妃宫里去生活的,在皇帝吃晚饭的时候,嫔妃就到养心殿前的三希堂来,然后递牌子,这牌子跟大臣的牌子差不多,也叫绿头签,头上也可能是涂绿的,也可以是镶上玉等,上面写着宫号、名称、名位。皇帝在吃晚饭的时候阅名牌,翻到谁,太监就出来叫谁进去,剩下的人就散了。

早膳牌和晚膳牌最大的区别,就是早膳牌可以叫很多大臣,晚膳牌只能够叫一位嫔妃。唯独皇后不参与牌召,因为皇后正位中宫,统摄六宫,母仪天下,皇后在皇帝的住处有专门房间,养心殿后边有一个体顺堂,是皇后专门住的地方,如果皇帝已经翻牌了,她晚上就可以回自己的宫里休息,如果当天皇帝没有翻牌子,她是不能走的,皇帝随时有可能到皇后的宫里来生活。

清朝,嫔妃最多的是康熙皇帝,他有名份的嫔妃是38人,加上那些没名分的嫔妃,累计是57人,但这57人只是他一生当中的数字,康熙活到69岁,他从14岁的时候就开始有嫔妃,但常态下的嫔妃多的时候不会超过20个,基本上就十几位。因为清朝嫔妃是有定制的,清朝的后宫是皇后当家,母仪天下,在皇后下边有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然后有嫔六名,然后再下边俗称常在、答应等等,总共分七等,是有定额的。嫔妃数不能超过这个限额,但可以少于限额。乾隆皇帝的嫔妃比较多,除了这两位皇帝以外,其余的皇帝的嫔妃都非常少,光绪皇帝就只有一后两妃,再也没有补充过。

电视剧中,穿戴的问题是最大的。清朝服装在中国服装史上是一次大的变革。因为在清朝以后,中国人的服装开始变得比较紧身了。那时候的服装不是比样子,而是比材料,比如我的衣服是水獭皮的,你的是狐狸皮的,你的就比我的差。

清朝的宫女常穿的服装是红色的,有比较宽的月白边。因为宫女都是没结婚的,她可以穿比较光艳的衣服,凡是结了婚的,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服装就要庄重些,基本上穿的服装以藕荷色为主,这时你再穿粉的、红的服装就不合适了,因为已经为人母了。

大臣的穿衣都是有规矩的,大臣进宫一律穿官服,绝对不能穿便服。现在很多电视剧中,像李鸿章、恭亲王等,戴着瓜皮小帽就去见皇帝了,那都是不对的。所有的公务活动当中,一律都得穿正式服装,朝靴朝褂一样都不能少。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过去官场的人受的罪比普通劳动人民要多,到了夏天也是两层衣服,褂里面一定要有衬,外头的褂子就是我们电视剧里常看到的官服。

过去人的规矩比现在多,过去去拜访人,先到门房递名帖,门房给你传到里边去,主人说见才能见,而且门房一定要报告来人穿的是什么衣裳。若来人穿的是官服,而主人在家穿得很休闲,他一定要迅速换上官服出迎,若来人穿的是便服,那么一定要报告大致是什么样式、什么颜色的便服,主人也要换上跟来客大致一样的衣服,这叫主客穿衣一致。

下面说说称谓问题。

过去读书人姓名信息比较复杂,基本上讲一个人有四项,一个是姓,一个是名,一个是字,一个是号。俗语说大丈夫行不更名、不改姓,只有入赘的时候才可以改姓。名是父母所赐,也不应该改,字是解释名的,它跟名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甚至里边有一定的含义。比如李宗仁,姓李,名宗仁,字德邻。他的名跟字出自《论语》里的“德不孤,必有邻”。

过去在交往当中,名只有自己的父母、祖父母、皇帝可以叫,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叫。另外,人在自称的时候,一定要自称名。比如在一个电视剧里,张学良自我批评说汉卿如何,这就错了,他必须得说学良如何。李宗仁1965年回国的时候,他在机场发表了一个书面的感言,他就讲宗仁老矣,他不能讲德邻老矣。

现在有的电视剧,从皇帝嘴里说出和大人、李大人,那就太荒唐了。皇帝叫所有的人一律称名,比如说李鸿章、曾国藩、和珅,因为皇帝与大臣之间不是以年龄来论,而是以地位来论,君权是至高无上的,太监在外面叫场的时候也是叫名,因为他代表皇帝。

人们平常之间交往,一般用字,老师叫学生不能叫名,要给他起一个字,叫的时候一定要叫这个字。另外可以作为交流使用的称谓就是号,号比字要宽泛,号有两种,一种是别人送的,一种是依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志向取的,有的人对某些事触景生情,就给自己取一个号,所以有的人一辈子可能有几十个号。别人送你的号就是外号。号、字都可以作为称谓来用。这个号有更尊贵的,就是名号,比如恭亲王,你可以称他是恭王爷,但是不能当面叫他,而是背后称。只要官至大学士都可以用“郡望”来称。清朝时的李合肥,就是指的李鸿章,因为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到了民国,段合肥指的是段祺瑞,段祺瑞也是安徽合肥人。过去大学士基本上最多有六个人,协办大学士满额有四个人,只有他们才可以享受这个称呼。

清末有一副对子挺有意思的,上联是“相国合肥天下瘦”,下联是“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中,相国指的是大学士,因为清朝的大学士相当于古代的相国,合肥指的是李鸿章。下联中,司农指的是户部尚书,因为在明、清的户部尚书是管钱粮的,相当于古代的大司农,常熟指的是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这幅对子是讽刺他们两个的。你要是明白这种号之间的用法,你看这个对子是一望即明,你要是不明白这个用法,那你理解起来可能就比较费劲了。所以在晚清、明国时期特别流行这个,比如段合肥(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袁项城(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冯河间(冯国璋是河北河间人)等。

还有一种专门用于死人的号——谥号,这个在电视剧里头就更被忽略了。比如有一部电视剧叫《太平天国》,其中曾国藩跟幕僚谈话后,幕僚出了大帐赞美说:刚才文正公讲得太好了。这就太荒谬了,曾国藩他在生前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这个谥号,这种谥号是专封给死人的。因为在清朝,二品以上的大臣死了以后,国家要发补贴金、埋葬费,还要赐绫罗金被,最重要是发放一个谥号,这个谥号相当于盖棺定论。

谥号凡是能得到“文”的,比如说李鸿章死以后叫文忠,左宗棠死以后叫文襄,都必须具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官居一品,第二个一定是翰林出身。中国的科举制度是非常发达的,翰林指在科举层面上走到了最高级,古代中国的考试主要分乡试、会试(在北京考)、殿试。殿试分三甲,第一甲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然后经过朝考,在进士当中选十几名进入翰林院学习,这种人叫点翰林。点过翰林的人要做到一品,死以后谥号可以得到“文”。如果你没有点过翰林,但做到了大学士,谥号也可以有“文”。左宗棠的出身虽是个举人,但是他做过大学士,所以他死以后叫文襄。另外跟他功名差不多的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正一品,做两江总督,官也很大了,但他没有做过大学士,曾国荃死以后,他的谥号叫忠襄,这就是差别。

谥号一定要经过内阁的“典礼厅”来拟,一般拟八个,再由大学士会商,圈掉四个,剩四个上报给皇帝,皇帝在里头圈一个。文正这个谥号底下人是不敢立的,因为在明、清,人们都认为一个官员在死后能得到文正是一种殊荣,在曾国藩死后拟定的四个谥号中没有文正,是送到皇帝那儿以后,皇帝把那四个全划掉了,添上了文正。文正者就是心无旁骛,尽管曾国藩生前是很盼望得到这个的,但是能不能够得到他是不知道的。谥号称之为“易名之典、形寂之时”,“形寂之时”是指人死了以后。所以世间再提曾国藩就应该称曾文正公,而不应该再说曾国藩了。

下边我讲讲皇帝的婚礼。

皇帝的婚礼能够称为大婚必须得有个前提——必须是儿婚皇帝,就是说未结婚的皇帝。清朝入关以后前两个皇帝与后三个皇帝都是儿婚皇帝,这五位皇帝其中有四位在清朝实现了大婚,溥仪是到了民国以后才结的婚。结婚后登上皇位的,他只要在登基之后,将他的嫡福晋册封成皇后,举行一个册封仪式就可以了,是绝对不能补婚礼的。

中国人的婚礼,从皇帝一直到平民,它的程序是一致的,只是每一程序的复杂和铺张的程度有差别。结婚程序一般分六大程序。《仪礼》讲“士婚”有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彩、问名相当于后来的议婚,纳吉、纳征相当于后来的小定和大定,请期相当于男家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亲迎就是新郎亲至女家迎娶。中国人安排婚礼,实际上是源于两性结合的时间概念,结婚的“婚”字,开始并没有“女”字旁,就是黄昏的“昏”。

为什么结婚的“婚”是黄昏的“昏”?《仪礼》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阳往而阴来也,日入三商为昏。”就是说娶妻要在黄昏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阳气去了,阴气来了。“日入三商”相当于晚上5点到7点。娶亲必是男的亲自到女方家,然后将女的迎回来。

清朝施行的是农历,所以清朝旗人娶亲都是在晚上,而且最佳时刻应当是晚上7点45分。过去,没有在夏天结婚的,因为一是夏天正值农忙时节,二是夏天炎热,食物不好保存。大多数的婚礼都定在深秋、冬天,春天结婚的人也少,因为春天食物匮乏。中国人结婚是必要请客的,一般来讲,过去结婚的时候,菜上桌的时候天都黑了。

清朝皇后是由选秀女产生的,清朝有一个制度,八旗的文武官员的女儿在13岁~17岁之间时,必须要参加由户部主持的选秀女仪式,选中了就作为皇帝的嫔妃的候选人,没选中的才能够自行嫁娶。八旗的子女如果不参加选秀私行论嫁,一定会致以重罪。另外,选秀女在清朝是三年一选,选中的女人一是要给皇帝补充女人,另外还用作指婚,清朝的皇子、王公,蒙古的一些番王王公,他们的妻子(嫡福晋)都要由皇帝指定,因为早期宫里边,像康熙皇帝,他女儿多,他的女儿大部分都嫁给蒙古王爷了,到后来因为皇帝子女少了,所以扩大到亲王女儿。最后发展到从秀女当中选一部分人作为外蒙王爷的嫡福晋。过去选秀也是用绿头签,选中了的叫留签、留牌子,没选中叫撂牌子。

你不要以为八旗官员都愿意自己的女儿能够选中秀女,其实不然。道光年间有个河道总督叫麟庆,写了本书叫《鸿雪因缘图记》,里边有他儿子的一首诗,题目叫《贺大妹撂牌子》。清朝唯一的旗人状元叫崇绮,是蒙古人,他的女儿被选中做同治的皇后,旨意一下来,崇绮家全家痛哭,跟死了人一样。可见在那个时代,八旗官员把儿女入宫视为畏途,这也说明清朝对后宫女人的管束是极严的,嫔妃进了宫以后就再没有机会出门。像曹雪芹描写的元妃省亲,那是他的一种想象,清朝没有出现过进了宫的女人能够再回娘家探亲的。秀女选中以后,执行纳彩礼,也就是皇帝往岳父家送彩礼,然后是“大跟礼”,也是再送彩礼,礼物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给皇后家的财物,另一部分是“衣物”,皇后出嫁时还要带回宫里,也就是说皇帝结婚,娘家的东西是一点儿都不用的。当年光绪皇帝定下桂祥(慈禧亲弟)的女儿以后,纳彩时送的东西都放在他家里边,选完秀,女儿从宫里出来回到家就独立居住。在家中另辟一个院子,由宫里头派宫女跟太监伺候,家里人不得随便再见她,只等到出嫁的那一天。

皇帝结婚唯一跟百姓有差别的就是没有亲迎礼,就是他不亲自去迎皇后,而是在太和殿举行仪式,派大学士做正使、礼部尚书做副使,然后仪仗队抬着銮轿娶回来,在坤宁宫住一个月,清朝时的坤宁宫东边有卧室是帝后专门的喜房,帝后在那儿每天要祭祀,在那儿要住足一个月才能回自己的宫殿。

下面讲讲出行。

我们现在看电视剧,轿子用得太多了,其实过去没这么多轿子,因为在清朝,尤其在北京,轿子的限制极严,它要满足几个条件:年满60岁、二品以上、文官,这三个条件都要满足才可坐轿;武官必须是年过70岁,二品以上,还要请旨,方可坐轿。清朝全国有品级的官员大约25000人,吏在前清的时候大约是10万左右,到后清可能20多万,二品以上的官员是屈指可数的,也可以这么说,过去在清朝,你想做一个知县,比现在你想做一个副部长的概率还小,行政是要有成本的,过去的农业税养活不了太大的机构。二品以上的官员是非常少的,即使满足了条件,大多数人也不用轿,第一,用轿的成本很高,说白了就是贵,一个轿子加上官员的体重应该是200多斤,四个人抬,走不到一里地就累了。过去用轿子,一般来说是三班人马,抠门的官员安排两班。轿子出行的时候,前边有个“领马”(领路的),或骑着马或牵着马在前面跑,中间是轿子,在轿子后边有一个骡子或者是马拉着一个大的平板车,俗称板车,这个车平板很大,面积很大,板车上坐着8名轿夫,在马车后边还有一辆,这俨然是一个队伍。这个轿子大约抬不到一里地,板车上就要下来四个人,替换下先前抬轿的人,让他们坐在马车上休息,再走差不多一里地的时候再换另外四个人,也就说三班倒,保证轿子平稳匀速前进。所以这个轿夫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在晚清的时候,全套的轿子、人、马,一年最省大约也得花费8万两银子。第二,容易受轿夫刁难,即使你是大官也往往管不了身边伺候你的人,他给你使坏你也没办法。所以大人物对于周边伺候他的人是恩威并用的,尺度要把握好。第三,轿夫容易惹事。轿夫没事的时候也不能出门,就在马号里养马、收拾轿子,随时等候主人召唤。所以轿夫闲着无聊,有人就练武,有人就练唱,但最容易使轿夫消磨时光的莫过于赌博,几个轿夫凑在一块,就玩牌耍钱。而清朝是禁赌的,往往这种赌徒被巡街的发现以后就被抓到衙门里,主人还得出面去保他。但是你若管得严,他就不买你的账,你再雇人就雇不到了,因为轿夫之间是生计相通的。

身体弱的骑不了马,坐轿子又太贵,所以一般的清朝官员首选的是坐骡车或者马车。一种马车是在街上来回转悠,看人一招手,说好多少钱就走。一种叫做占口,就是在闹市区停着,等着有人来坐,这是在明、清的时候城市中很重要的一种交通工具。大户人家基本上都自备马车,自己养马,马和车都装饰得比较好,一年最多花四百两银子。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大部分官员选择出门的交通工具是坐车,而不是坐轿子。还有一种轿子是简易轿,就是两人轿,这个在北方不怎么流行,在浙江一带比较流行。过去有的官员得赐紫禁城骑马,实际上就是官员的马车到了东华门,再到景运门大约还有三四百米,年老的官员走路不方便,给他一个特殊照顾,在一个椅子上绑两根竹竿,让两个人给抬着进去,这就叫赐紫禁城骑马。

下面我讲讲电视剧里边的饭局。

过去,中国好多地方见面打招呼都是问:您吃了吗?这说明过去中国人吃喝的艰难。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多灾难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能够吃好喝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陈寅恪写过一本《中国灾荒史》,他统计过3000年当中中国发生了5820次灾荒。灾荒一来,人们就什么都吃,直至最后发展到人吃人。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吃必须要经常挂在嘴边上呢?这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吃的重视,吃了就踏实,吃不上还得去找。中国在这种国情下形成了一种美食文化,据统计,可吃的动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中国人把食材发挥到了极致,能够吃的东西全搜罗出来了。在古代各种珍品经过挑选送入宫廷,最后成为皇家的东西。

皇上吃饭并不像电视剧里所描写的那样,第一,皇帝是不与任何人同桌吃饭的,而且皇帝请人吃饭,也是由光禄寺来操办,绝对没有现在我们所描写的那么丰盛,宫里面有御膳房,御膳房的责任就是供应皇帝的吃喝,同时向各宫膳房提供食材,比如皇后,每天要供应她猪肉16斤,盘肉(后肘肉)两盘,每天由御膳房向皇后的厨房来供应。在宫里,太后、皇帝、皇后、嫔妃,各吃各的,互不打扰,而且帝后嫔妃一块吃饭,在一年当中只有很少几次,比如刚才讲的元旦、除夕、八月十五,他们虽在一个屋里吃饭,但同屋而不同桌。比如在乾清宫举行的除夕合家宴,皇帝居中而坐,皇后的桌子一定是要侧一角,然后依次是皇贵妃、贵妃的桌子,而且每个人桌子上的供应食品是不一样的,使用的餐具也是不一样的,充分地体现了等级。所以电视剧里皇帝跟嫔妃在一个桌上吃饭的场景,现实世界中那是绝对没有的。慈禧当年权势重的时候,光绪皇帝为讨好她,每天晚上命令御膳房给她上天安晚膳,现在故宫里还保留有菜单。也是做好了以后给她送去。到她吃饭的时候,皇帝不用去伺候,皇后反而要去伺候慈禧吃饭,旗人的儿媳妇要伺候婆婆吃饭,那也只是在旁边站着伺候。慈禧发话:你下去吧,皇后才可以回自己宫里吃饭,如果慈禧留她吃饭,一定是慈禧吃完了,皇后才能站在桌子边上吃,她跟慈禧不能同时吃。

再讲讲国宴。

国宴就是在太和殿前面举行的宴会,过三大节时,大朝仪以后还要吃喝欢庆。电视剧中大朝仪的宴席桌子、火锅等,那都太超越历史了。过去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煤气,食物的保鲜都是问题。清朝大朝仪的宴会不是由御膳房操持的,而是由一个专门管国家宴会的机构——光禄寺提供的。清朝的国宴大多数以烧烤与满洲饽饽为主,而且这种宴会并不是以吃喝为主要目的,而是为了达到庆祝的目的。过去好多官员把吃宴会视为畏途,太和殿的宴会是席地而坐,皇帝一举杯,这些官员就得站起来磕头,而且是一个人一张桌子,开宴的时候桌子上的东西就摆好了,吃不了没关系,可以带回去。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美食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我老说,名厨都是大艺术家,只是不能够留下传世作品,它只能停留在那些曾经吃过他炒的菜的人的记忆当中。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演讲人简介

李宝臣 北京市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侧重明清政治制度史、礼制制度史、京师礼仪文化、宫廷礼仪文化。著有专著《文化冲击中的制度惯性》《礼不远人——走近明清京师礼制文化》《北京城市发展史(明代卷)》。合著:《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北京城市生活史》(明代部分)。译著有《颜惠庆自传》。发表论文《大顺用兵北京试论》《西学东渐与明代社会特征》《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制度比皇帝更重要》等50余篇。曾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就明清礼制史等内容举办多次专题讲座;也曾应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山西卫视邀请做过多次专题科教节目,其内容已由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推荐书目

1.《礼不远人——走近明清京师礼制文化》,李宝臣著,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

本书主要向大家介绍了皇帝是怎样召见大臣的?大臣见皇帝都要山呼万岁吗?皇室婚仪与民间婚礼有哪些异同?官员出行都乘坐轿子吗?他们又是如何接待来客的等内容。本书作者以情景与情理为视角,回归历史场景,还原社会风貌,从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丧礼五个方面解读明清京师礼制文化,及其对人们生活模式、民族精神文化的影响。在讲述中,作者结合具体生动的实例,把礼制内容和自己的见解融入其中,分析入情入理,叙述趣味盎然。历史上的事情,古人的生活,很多时候并非今人凭借当代的理念与场景所能体会的。阅读本书,不仅可以获取知识,澄清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更会对传统文化增添几分感悟。

2.《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决策案例文库)》,陈战国、李宝臣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本书为广大读者讲述了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汉刘邦善用人杰;汉王朝亦和亦战,与匈奴结成秦晋之好;汉朝“文”、“景”、“武”三帝削藩平乱;汉武帝盐铁官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隆中对策,天下三分;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登皇位;唐德宗旨准“两税法”;宋太祖君臣抑藩镇;王安石变法启后人;忽必烈营建大都城;张居正入阁吏治清;袁崇焕“五年复辽”与“己巳之变”;李自成襄阳决策失误等15个历史小故事。

3.《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内容记载着周代的各种礼仪,其中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代以前篇目不详,汉代初期高堂生传《仪礼》十七篇。另有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已经遗失。

在宗教意识不甚发达的古代中国,祭祀等原始宗教仪式并未像其他一些民族那样发展成为正式的宗教,而是很快转化为礼仪、制度形式来约束世道人心,共有一百多卷的《仪礼》便是一部详细的礼仪制度章程,告诉人们在何种场合下应该穿何种衣服、站或坐在哪个方向或位置、每一步该如何去做等等。《仪礼》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而且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定,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

4.《紫禁城:皇家生活全景》,秦国经、苑洪琪著,时事出版社2006年出版。

紫禁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明清两代24位帝王曾经执政生活的皇家宫殿群落,更是人们探秘古代皇家生活的首选之地。本书首先从紫禁城修建的历史和建筑特点展开介绍,然后根据档案文献记载,分以下十五章:巍峨辉煌的紫禁城、紫禁城里的皇帝、皇帝视朝与听政、清代皇帝居住的寝宫、皇帝妻妾知多少、明清皇帝的逸闻轶事、清代宫廷的警卫制度、王天下者食天下——清代宫廷饮食、皇帝的服饰、清代后妃的美容与化妆、清宫太监的命运、紫禁城内的神仙佛道、清代宫廷医药档案探秘、清朝的三大节日及宫中习俗、皇家体育和宫廷戏曲活动。揭示了明清王朝皇宫中鲜为人知的内幕,如皇帝如何视朝听政、如何封后纳妃以及帝后的衣食住行、宫中节令习俗等皇家政务、文化生活。考据翔实,笔法细腻,真实地反映了明清王朝宫廷生活的全貌,展现了一幅场面恢宏的皇家生活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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