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25日，上海虹桥迎宾馆景色怡人，但是住在这里的一位88岁的老人却无心欣赏。他早早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兴奋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客人。这位老人，就是陈云。
时任陈云秘书的陈群回忆说：“首长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很高兴了，他说家乡的同志要来了，我要和他们见见面。”
陈云在等待的，正是来自家乡青浦练塘的党政负责人。自从1961年最后一次回乡调研，他已经32年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了。
时任中共上海青浦区练塘党委书记的吕健康就是这一次见到了陈云，他回忆当时的情景：
进去我们就看到首长已经很高兴地坐在那个沙发上，他的左边留了一个沙发，就叫我坐在他的旁边。我觉得呢，这一次接见第一个感觉，就是他很亲切热情。第二就是对我们家乡所发生的变化他很关注，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他提出了好多的意见。
陈云热切地询问，现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高不高？交通情况怎么样？自来水和马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他说：“一定要讲实话、办实事，扎扎实实地把每一项工作做好。”
家乡人告诉他，父老乡亲都盼望他能再回故乡去看一看。陈云又何尝不想呢？多年以来，故乡故园都萦绕在他的心头。但是这位出生于江南水乡的农家子弟，此时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去坐一坐温馨的小船，走一走熟悉的竹径了。
“我出身在上海，从小失去父母，是舅父把我养大的。”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一条名为“市河”、俗称“三里塘”的小河穿镇而过，河面时有扁舟荡过，孔孔石桥连接两岸，一派江南水乡独有的温婉与恬静。这里就是陈云的家乡。
对于家乡，陈云的感情是炙热的；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将小小的青浦练塘写进了整部党史。不过，陈云的童年并不美好。
陈云的父亲陈梅堂，母亲廖顺妹，还有一位大他8岁的姐姐陈星。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家庭一样，这对夫妻下无寸土，上无片瓦，只能借住在陈徐祠堂里，靠给人打工帮佣度日。1905年，陈云即将诞生的时候，族人认为生孩子“玷辱”祖宗，不再允许他们在祠堂居住，几经周折，陈梅堂终于在开米行的闵家租到两间简陋的小屋。6月13日，陈云就在小屋中降生了，小名阿金。
遗憾的是，幼子出生的喜悦未能持续太久。陈云出生不久，母亲就瘫痪在床，两岁时父亲因病溘然长逝，四岁时母亲也过世了。陈云和姐姐被外婆领到舅父家一起生活。谁知两年后，外婆也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叮嘱陈云的舅父廖文光，一定要把陈云姐弟抚养好。从4岁到14岁，是舅父母为陈云撑起了一片亲情的天空。6岁那年，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改名廖陈云。陈云仍喊廖文光为舅父。
廖家家境贫苦，拮据度日。尽管如此，廖文光夫妇依然尽其所有抚养陈云姐弟。他们原来经营裁缝铺，后来因为生意清淡，改开小夜酒店，主要是晚上卖点心和小菜，供做生意和听评弹的人宵夜。陈云乖巧懂事，自幼就在店里帮工，做些劈柴、洗菜、淘米之类的杂活。
幼年孤苦的经历，养成了陈云内向、沉静、早熟的性格，但他还是一位聪颖少年，是读书的好材料。1913年，舅父母把他送进上塘街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陈云进入练塘镇贻善小学读书，读三年级。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每门功课都很优秀。
陈云有出息，是舅父母在贫苦中的一丝欣慰。然而，陈云快乐的学习时光未能持续很久。
建成于2000年的上海陈云纪念馆也坐落于市河边，馆长徐建平介绍了当年的情况：
舅舅感觉到自己的外甥，也是自己的继子，感觉到自己，因为这个时候他舅舅没有孩子，所以他就把希望寄托在陈云身上了，也花了家里的一些积蓄给陈云去念书，读一年私塾，后来又读两年小学。这个时候舅舅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就没有更多的钱去供陈云继续读书，所以陈云回到家里面帮着带他的表弟，要抱小孩，还要做家务，没办法再继续上学，他很渴望上学。
后来在一位亲戚资助下，陈云进入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读书，但一个月后，因为没钱再次辍学。然而，短短一个月，异常刻苦的陈云基本掌握了珠算，还初步学会了写账，成为他收益终身的技能。
对于舅父母的养育之恩，陈云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并尽可能去报答。到上海工作后，陈云拿到第一份薪金，就想到带舅父母到杭州去玩了一次。他克勤克俭，把几乎全部工资寄给家里。对于这个脆弱的家庭来说，似乎最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随着陈云的成长，作为长子的他必将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舅父母也深深地信任陈云。
但是，当陈云投身革命后，这一最初的愿望变得遥不可及。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陈云被迫离职，回到家乡领导农民运动。舅父很为他担心，一再劝他：“生意没了可以再找一个，找到了生意后给你成一个家吧。”听了舅父这一番话，陈云心中如针刺一般。辗转反侧多日，陈云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继续革命的征程。
陈云曾说，尽管他时刻未忘报答舅父母，但确实没有尽到长子的责任。离开家乡后，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他6年没有与家里通信，甚至1937年舅父过世时，陈云也不在身边。这些往事，每每触痛陈云的心弦。
徐建平说：“他的舅舅三九年去世，当时陈云在延安，他知道他舅舅去世的消息之也很悲痛。他说我是舅舅舅妈带大的，所以他就托了当时在国统区的周恩来把新疆时候的津贴省下来的两百块钱就寄给了上海，给他的舅舅来做丧葬费。”
子欲养而亲不在，其中的心路历程，如陈云后来所说：
“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是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
“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敬舜也，启非不孝于其父也。”正是少年时期的磨难、舅父母的艰辛求生，使陈云很早就认识到：“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他把报答舅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与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投身于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从而使“小我”的恩情报答升华为“大爱”。
陈云兑现了他的诺言，倥偬戎马二十载，革命胜利，全国千百万家庭也迎来了希望。建国以后，陈云把舅母接到了北京。
徐建平馆长介绍：“后来他把舅妈晚年接到了北京，给她养老送终，对他舅妈的感情也是很好。他是不仅是个革命家，也是个孝子，对舅舅舅妈的养育之恩他感觉到是要报答。”
“我出身在上海，从小失去父母，是舅父把我养大的。”更是陈云晚年时常说的一句话。
“没有您先生，就没有我今天。”
说起乡愁，陈云最为惦念的家乡故人，除了亲人，还有恩师。时间回到1912年，从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辍学的陈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机。酒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名叫杜枢的文化人，时任练塘镇公立颜安小学校长，他对年幼瘦弱、却聪敏好学的陈云很是欣赏，便保荐陈云免费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在颜安小学，陈云遇到一位令其感恩终身的老师——张行恭。
张行恭，字子谦，松江人，当时任班主任。他为人热情，思想进步，文学造诣很深，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张行恭老师的外孙张禧回忆起自己的外祖父：
在颜安小学里面，他（张行恭）上课的时候呢，除了教书育人以外，他大量灌输的是当时一些新文化的思想。比如说像康梁的，孙中山的，这些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的，当时的腐败，这些等等。他这些思想感染了他当时所带的这一班的学生。
这个班的学生中，就有陈云。
这一年，适逢“五四”运动爆发，颜安小学的师生们也很快行动了起来。1939年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陈云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撰写文章，描述了当年的情节：
五四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我还记得我们演的剧叫做《叶名琛》，我也扮了一个角色。有一次在茶馆里讲演，我演讲的时候手足似乎蛮有劲，把脚一顿，茶馆里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
陈云所说的姓张的教员就是张行恭。如今，练塘古镇那蜿蜒的青石路上仍然娓娓诉说着当年的启蒙故事。
尽管在高小的收获很多，但是这年夏天，陈云再次因贫困失学了。他回忆道：
我是在练塘的高等小学毕业，毕业后当然无力升学，眼看着有钱的同学一个个到外县和上海升学，我只能在家内帮助抱小孩，做些小酒店的杂务。
后来，陈云曾在莫斯科获副教授职称，但每逢填写各种登记表，“文化程度”一栏里，陈云总是工整地写上“小学”二字。他曾意味深长地说：“我永远是小学生！”
1919年秋，张行恭作为班主任到毕业生家中去走访，却发现“独其最优秀的廖陈云同学，株守在家”，不禁大感可惜。
张禧回忆：“我的外祖父呢，是非常地喜欢陈云，就觉得这么好一个学生，这么样就浪费掉了，我外公说我真是非常爱惜人才。我外祖父就跟他的舅父说，我自己经济也很困难，也没有这个力量去资助陈云去上学，那么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给你想想看。我一个弟弟叫张子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他现在已经进商务印书馆十年，当了文具部的主任，那么我想，我只有托到他，看看他是不是能够帮忙。于是回来以后呢，就写了一封信，写到就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写到他弟弟那里。”
事如人愿，一个月后接到回信，让陈云立刻动身前去应聘。在1919年12月8日清冷的晨光中，陈云乘一叶小舟离开了当时属于江苏省青浦县的练塘小镇，跟随张行恭来到了远东第一都市——上海。他跨进位于河南中路的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在这里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成长，成为了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开拓了一片全新的人生境界。对于恩师的感情，由此变得更加强烈。但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这对师生的联系中断了。
张禧说：“到了1927年到1928年的时候，我们的地下党暴露了，陈云就事先离开了，所以国民党没有抓住他。他离开上海以后呢，我的外祖父跟他就失去联系了，就知道陈云失踪了。张子宏，弟弟跟他讲，陈云失踪了，找不到人了。”
国难日紧，抗战爆发。1944年，张行恭逃难到了重庆，却意外收获了陈云的消息。
当时的心情，张行恭曾这样向张禧描述：
我走到马路上面，看到一个报摊，在卖个杂志。杂志上面写商务印书馆出了两个财政部长，一个财政部长是总经理王云五，一个财政部长是延安的中共苏区的财政部长叫廖陈云，这个标题我外祖父一看，喜出望外，马上把这个杂志买下来。买下来一看里面的内容，讲得蛮清楚的，廖陈云当了苏区的财政部长。我外祖父心里很高兴，失去联系了，已经一二十年，廖陈云还在，原来参加革命去了，到了延安了。
十七年未见，在张行恭的心目中，浮现出的也许还是当年那个谦恭、好学的聪颖少年。然而，此时的陈云已经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早已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1948年11月初，陈云担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时，托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的同志向上海总馆转致对张行恭、张子宏两位先生的问候。张行恭得知后，马上给他去信，陈云给老师回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我衷心感谢先生您和子宏先生，因为您们帮我离开练塘，进入商务，在那里使我有可能走向革命的方向。”
1951年12月初，陈云因公到上海，他邀请张行恭、张子宏、张子孚三兄弟到他的住处畅叙别情。后来，陈云多次到上海，只要有空，他总要到四川北路张行恭住所看望。一次，陈云打破了“不吃请，也不请吃”的惯例，专门邀请张行恭和张行恭的大女婿、土木工程专家张佐周等人到兴国路招待所一起吃饭。席间，陈云拉着张老师的手，深情地说：“没有您先生，就没有我今天。”
这份师生之情，既是深厚的，也是纯洁的。1958年，张行恭唯一的儿子张维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医学院工作，陈云在53年专门还专门见过张维明，张行恭思量再三，写信给陈云希望能调儿子到近一点的地区工作。但是，陈云回信予以婉拒。
张维明回忆说：
后来陈云同志给我父亲回了一封信，那封信上面写，这个事情，你真有这个需要这个困难可以通过组织，组织给你调回来就可以，你有这个困难，我不便于直接安排，应该自己有什么要求通过组织安排。
这封回信内容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近人情，但还是得到了张行恭一家人的理解。
张维明说：“我们觉得他很坚持原则，老师该尊敬要尊敬，该有原则还是要讲原则。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再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要求，我们就安心的在那儿了。”
张行恭于1964年因病去世，陈云发唁电深表哀痛。不久，师母也因病卧床。陈云得知后，托人到老师家中转达问候。
在张行恭夫妇晚年一直陪伴身边的张禧说：“陈云一直放在心上，我外公去世了以后，我外祖母怎么样，有的时候，逢年过节，也寄一点钱给她的生活费。对于我的外祖母，陈云称作是师母。”
师母去世后，陈云连夜发出唁电，并以学生的名义送了花圈，为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
1949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期《商务职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欢迎陈云同志来沪》的报道，其中说：
陈云同志是民国十六年以前本馆发行所的职员，是发行所职工会的第一届委员之一，商务第一次的大罢工，他是一个领导人。”“这次他因公到上海，抽空到发行所来访问老同事，虽然有许多人没有看见他，更有许多人不认得他，但是他到一个地方，总要到商务去看一看，像他的第二家庭一样。
此时的上海刚刚解放，商务印书馆以特殊的心情，迎接这位30年前的学徒工，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同志”。
1949年在上海，陈云会见了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还看望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
这段交往，后来陈云曾对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施振眉谈起，施振眉回忆：
老首长说要去看张元济，打电话给他联系。张元济说：“你个大首长，我怎么好来看我呢？我来看你！”结果我拗他不过，他决定来看我。
陈云对张元济说：“我不久前在东北工作，看到沈阳、长春这两个商务印书馆各方面都很好，请放心！”陈云还邀请张元济从政，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元济十分感动，放弃了他自参加维新变法失败后永不从政的誓言，积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今非昔比，其实，当年陈云进入商务印书馆可是颇费周折。发行所所长见陈云长得瘦小，说：你长得与柜台一般高，如何做事？先回去，等长大了再来。
张维明回忆道：“后来我叔父（张子宏），他就说小孩子刚刚来，现在还没有长，以后还会长的，现在要是不够柜台下面垫一点东西也可以解决问题。后来就说那就先试试。”
于是，陈云被派到文仪部，拜张子宏为师傅。张子宏做了一条一尺多高的木垫子，让陈云站在上面接待顾客。
陈云做事谨慎细心，加上悟性好，进步极快。当时学徒期一般为三年，陈云两年便破格升为店员，后来又提升为分店文仪部主任。
工作进展顺利的同时，陈云的思想则产生了更为长远的进步。
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如今已是商务史专家的钱普齐介绍：
商务印书馆在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印刷厂。张元济进来，就明确了商务的经营宗旨，他提出辅助教育，启迪民智，这样商务印书馆就开始编教科书。在五四运动前后，就是用新人，最新改革就是杂志，第一个就是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东方杂志》，还有一个就是《学生杂志》，还有一个《小学月报》，都是一些年轻人接受进步思想的。最早提出了生产与教育实践劳动相结合，那么商务就发展了。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小学毕业了。
陈云充分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特别丰富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读书到深夜。他回忆道：“在商务时期，对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读英文。”
徐建平馆长也说：“商务印书馆是上海的最大的一个文化教育出版的机构，在商务印书馆的组织内部有地下党，像陈独秀、沈雁冰、叶圣陶都在里面工作过。所以这个时候陈云也接触了进步思想，接触了进步书籍。”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成为促进陈云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
他和工友们一起上街，义卖一份只要一个铜板的《公理日报》。陈云虽然“还只是一个随资本家罢市的店员”，但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忍，真切地感受到了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能量。
“五卅”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的同时，也使得上海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作为共产党员的陈云也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他深知由于帝国主义的暴虐和资本家的剥削，工人阶级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说：“陈云在这里肯定很明显的感受到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以在这里他逐步转入对工人运动有兴趣。”
1925年8、9月间，陈云由董亦湘、恽雨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其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渊源，钱普齐告诉我们：“茅盾入党以后，他就介绍了董亦湘（入党），是编辑部的，是商务第一个党支部书记。董亦湘入党以后呢，就介绍了陈云入党。陈云最早参加共产党，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时候他调到虹口书店了。所以现在上海四川路虹口书店的那个地方，是唯一纪念陈云的地方。”
从此，陈云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奋斗了整整70年。他后来说：“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
陈云领导工农运动，也起自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罢工行动。1925年8月21日晚，陈云在上海大学附中主持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会上，他被推选为罢工临时委员会的委员长。陈云后来回忆：“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商务罢工我是领导的一个人，任当时发行所罢委的委员长。罢工以后即组织工作，我即当选为工会委员长。”
钱普齐评价当年陈云领导的罢工行动：
在罢工当中，为了要保持秩序，不是搞破坏。当时陈云就把商务，像军队一样，编成团、连，每个地方有专门负责，开始建立了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以后在党的支持下，搞兵备军事训练，为以后周恩来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如同陈云后来所说：“当时商务发行所的主任和高级职员认为我是克勤克俭而求上进的一人，在他们心目中我将来在商务很可被他们看中的一个，但罢工一起，居然为罢工委员长，他们就完全出乎意外。而在青年店员中对我平常的品行的影响很好，有信仰与号召力的人。”
在陈云等人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9月1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召开全体大会，正式成立职工会，陈云被推选为委员长。次年，他又成为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的委员。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初出茅庐的陈云领导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展现了出类拔萃的领导能力。而且，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并未因此而恶化。如钱普齐所说：“陈云在商务参加工人运动罢工的时候，并不是要搞垮商务。所以商务印书馆对陈云也知道，他们是爱国行动。”不过，陈云的这一份职业因为突发的事件而终止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身处白色恐怖中心的陈云不得不离开商务。离别时，陈云对朝夕相处的工友们说：“我要走了。”“我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的解放。”他还念了一首打油诗：“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
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天，军警就前来拘捕，淞沪卫戍司令部也发出了通缉令，但他们最终一无所获，陈云从此失去了踪影。钱普齐回忆：“离开了以后，商务的职工一直在讲，陈云究竟在哪里，也可能牺牲了。”
在陈云心中，商务印书馆也绝不是领到生平第一份薪水的工作单位那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务也是引导他接触进步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位导师。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关心商务的发展，这份缘分再未中断。用钱普齐的话说：“我们商务老工人认为陈云了解商务，热爱商务，后来一直关心支持商务的生存发展。”
时光荏苒，1982年2月11日是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云送来一份贺礼。钱齐普回忆当时的情况：“这个事情要向陈云汇报一下，我们搞个纪念活动，就这样简单地向他汇报了一下。后来就得到了这个题词。”
陈云题词的全文是：“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1986年，陈云为商务印书馆90年题词“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986年，陈云为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建厂90周年题词：“发扬革命传统，做好印刷工作”。在陈云的关心下，走过百年风雨的商务印书馆，今天仍然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面旗帜。
“这是我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段。”
1994年春天，陈云最后一次离开了他所眷恋的上海。回到北京不久，他就住进了北京医院，从此再未能回家。到第二年春天的一天晚上，病重的陈云突然叫住了陪护的女儿陈伟兰。陈伟兰回忆：
父亲在临终前的两三个月，发着烧躺在病床上，那会儿他的气管已经切开了。有天晚上快十点了，我正要走，他说把那个塞子给塞上，他要给我说几句话。
陈云郑重地说：如果没有到上海，没有当工人，没有到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从青浦到上海，这是我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一生。”
从青浦到上海，陈云走出了家门，更从成家立业的“感恩”走到了为国为民的“大爱”。故乡潺潺的河水，依然讲述着满腔热血的聪颖少年“破茧成蝶”的不凡经历。
两个多月后，90岁的陈云静静地走了，或许回到了那片他思念许久的竹园，或许回到了照片上那个书生意气的年代，留下的是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所有故事都诠释着他的一句名言：“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