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对你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妈妈说，“你爸在中国还有个妹妹，她跳进家里的水井，自杀了。我们跟别人说你爸只有兄弟，没有姐妹，就当她从没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九二四年，我们村一下办了十七场婚礼，为的是保证那些‘出远门’的年轻人都能在该回家时回家。没过几天，你爷爷兄弟几个，你爸兄弟几个，还有你姑的新婚丈夫，都乘船去美国，去‘金山’了。那是你爷爷最后一趟出远门。那些运气好签上合同的人，都站在甲板上跟家里人挥手告别。那些不幸的偷渡者，就由别人暗中送饭，掩护着先到古巴、纽约、巴厘岛或夏威夷上岸。他们说好‘明年加州见’。他们每个人都往家寄钱。”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你姑一起换衣服，看到她的肚子像西瓜一样圆鼓鼓的，之前我都没有留意，但也没想过‘她是不是怀孕了’。直到后来，她看起来和别的孕妇一样，上衣的前襟翘了起来，露出黑裤子的白裤腰。要知道，她丈夫都出去好几年了，她根本不可能怀孕呀。不过，那会儿没人吱声，我们也没谈论过这件事。到了夏天，她肚里的孩子该到日子了，可那孩子肯定不是她丈夫的，不然早就生了。”
“村里人也都在掐着指头算日子。孩子要降生的那天晚上，村里人跑来抄了我们的家。有人在大喊大叫。一帮又一帮的人提着灯笼在我们家田里横七竖八地乱走，就像一把齿上挂着灯的大锯子。他们糟蹋我们的水田，把水稻踩得横躺竖卧。灯笼倒映在稻田里动荡的黑水中，看起来多了一倍，田垄里的水从被踩塌的田埂中流走。他们越走越近，我们看得清楚，有些人戴着白面罩，八成是熟人。那些留长头发的，披头散发地遮着脸；留短头发的女人，就把头发梳得立在头顶。还有些人在脑门、胳膊和腿上系着白布条。”
“他们先是朝我们家的房子扔土块、石头，接着又扔鸡蛋，然后开始宰牲口。我们在屋里就能听到牲畜们垂死的惨叫：鸡，猪，最后是牛濒死的号叫。黑洞洞的窗口上不时闪出熟悉的愤怒的面孔。村里人包围了我们的房子。有人探头往里瞧，那目光就跟探照灯似的。有人抻着脑袋，摁着窗户，窗玻璃上印出红色的手印。”
“很快，村里人把前后门一起砸开，尽管门根本没有上锁。他们的刀上还滴着牲口的血。他们把血抹到门上，墙上。有一个女人，手里甩着一只刚被她割断脖子的鸡，将鸡血围着自己洒了几圈。我们全家人站在四壁挂着祖先画像的堂屋中间，直对着供桌。”
“那时我们家的房子只有两间厢房。我们是打算等男人们回来再建两间，围成一个院子，然后再建一间，起第二个院子。村里人闯进两边的厢房，到处找你姑的房间，连你爷爷奶奶的屋子也不放过。男人不在家的时候，我和你姑住一间屋。我们想以后傍着这间房子再给小辈盖新房。进屋之后，那些人手脚并用，把你姑的衣服鞋子扯了个稀巴烂，还把她的梳子掰折，摔在地上跺碎。他们扯掉她织布机上的布，从灶膛里掏出燃烧的柴火扬在地上，再将新织的布卷一卷，丢进火里烧掉。我们听到他们在厨房里稀里哗啦砸锅摔碗。那口齐腰深的大缸也被他们推倒，鸭蛋、腌果、咸菜撒了一地，刺鼻的腌菜汤四处横流。一个住得与我们家田地相邻的老太太，举着一把扫帚走过来，驱赶我们头上的‘扫帚精’。那些人一边糟蹋我们家，一边呜咽着咒骂：‘猪。’‘鬼。’”
“临走时，他们拿走我们家的糖和橘子，好回家上供，祈求神灵保佑。被宰的牲口的肉，被他们一块块割掉带走。有人甚至还把没摔碎的碗和没撕烂的衣服也统统卷走了。他们走后，我们扫起地上的米，缝好撕破的麻袋，把米重新装进去。可洒在地上的腌菜汤那呛人的气味，却久久散不掉。那天夜里，你姑在猪圈里生下孩子。第二天一早，我去家里的井边提水，发现她和婴儿的尸体堵在井口。”
“别对你爸说我告诉了你这些。他不承认有这个妹妹。你现在已经来月经了，你姑的遭遇，你也有可能碰到。你可千万别给我们丢脸。你不想让人忘了你，说你从来没有出生过吧？镇上的人都眼睁睁盯着你呢。”
我妈在告诫我们如何做人的时候，总会讲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听着这种故事长大。她是想要我们在现实面前活得坚强。那些新移民，如果不是百折不挠，就只能年纪轻轻客死他乡。我们这些最初几代的美国移民，都得背负着父辈在我们童年时代筑起的心理屏障，学习怎样融入那个实实在在的美国。
移民们用指桑骂槐的诅咒来迷惑神明，他们那些曲曲折折的街道和胡编乱造的假名，常令诸神晕头转向。他们也必须迷惑后辈。我猜，后辈也同样让长辈心里发慌。年轻人总想把搞不清的东西搞清楚，总要给无以名状的东西冠上名称。我认识的中国人常常隐姓埋名。旅居国外者改换生存环境后也常常改名换姓，用缄默守护自己的真名实姓。
华裔美国人们，请问，你们在试图搞明白自己身上哪些是来自中国的东西时，是否能够分辨哪些属于中国文化，哪些又是你独特的儿时经历，哪些是贫困愚昧留下的烙痕，哪些是你一家的个别问题，哪些又是小时候妈妈给你讲的故事留下的印记？什么是中国传统，什么又是电影中的虚构呢？
假如我想知道，姑姑当时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是招摇还是平凡，我得这样问：“还记得我爸那个投井自杀的妹妹吗？”我可不能直接问那些问题。妈妈已经把有用的话告诉了我，然后就此打住，不肯多说一个字，除非绝对有必要——“必要”是限定她生活的河堤。她在院子里种菜，不种草坪；她把长得奇形怪状的西红柿从地里拿回家自己吃；她连上过供的祭品都吃。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做不必要的事，我们就分外卖力；我们会把风筝放得老高。当父母把快化掉的甜筒从班上带回家，或者在新年时带我们去看美国电影——有一年是贝蒂·格拉布尔主演的《嘿，你这漂亮妞》，还有一年是约翰·韦恩主演的《黄巾骑兵队》——我们小孩子就乐得直蹦高。每次我们坐车出门狂欢，回来都会满心愧疚；我们摸黑走回家，疲惫的父亲则一路清点零钱。
通奸是放纵，而老家那些人——自己孵小鸡，把毛蛋、鸡头当美味，将醋炖鸡爪当作待客佳肴，甚至连鸡嗉子都要吃掉，只是把里面的沙砾洗掉——那样的人怎么会养出一个放荡的姑姑呢？在饥荒年月，生为女人，生个女儿，就已是十足的浪费。我姑姑不可能是那种不顾一切追求男欢女爱的孤独的多情种。旧中国的女人没得选择。是某个男人命令她与他睡，成为他见不得人的罪孽。我很想知道，那男人跟别人一起抄她家的时候，有没有蒙着面罩？
也许她是在地里干活，或是和媳妇们一起上山拾柴时遇到那男人的。也许他是在赶集的时候先留意到她的。他不是陌生人，因为村里不容留陌生人。就算不愿与他发生关系，她也免不了跟他打交道。也许他在相邻的地里干活，也许她从他手中买布做衣服穿。他的非分要求一定令她吃惊，接着她就被他吓住。她乖乖服从，她早已习惯逆来顺受。
家里人替她从邻村物色了一个小伙子，为他们订了亲。虽说连面都没见，她却温顺地站在一只漂亮英武的大公鸡旁边——那公鸡是她未婚夫的替身——与它拜堂成亲，并且发誓，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她运气很好，小伙子与她年龄相当，而且她是正室，从此终生有托。第一次见到他的当夜，他便和她缠绵。之后，他去了美国。她连他的长相都快记不起来了。要想记起他的模样，只能看看黑白全家福中的那张脸，那照片是男人离家前拍的。
而另一个男人，说到底和她的丈夫也没有多少区别。两个男人都发号施令，而她则俯首听命。“你要是敢告诉家里人，我就揍你，我会宰了你。下周再到这里来！”两人绝口不提性，从来没有。之后，她本来也有可能摆脱遭强奸的厄运，可她还得从他手里买油，与他在一片树林里拾柴火。我期望她的恐惧随强奸的结束而结束，那样恐惧尚可遏制，不必永远深陷其中。但是女人与人发生性关系，难保不生孩子，于是一辈子便也搭上了。恐惧没有停止，而是四处渗透，无所不在。她告诉那男人：“我觉得我怀孕了。”于是他便纠集一帮人，抄了她的家。
有些夜晚，父母谈起老家的生活，偶尔提到“下桌”，仿佛那是一笔没有了结的旧账，他们言语间透着紧张。中国有全家同桌进餐的传统，食物是珍贵的，当家的老年人命令犯错的人单独吃饭。日本人犯了错，还可以离开家重新开始，去当武士或艺妓，可中国的家庭不同，他们对犯错的人不理不睬，不用正眼瞧他们，却又揪住不放，让他们吃残羹冷炙。我姑姑一定曾经和我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在下桌吃饭。我妈说起那次抄家，宛如她亲眼所见，可那时候我姑是别人家的媳妇，我妈和我姑根本不该住在一起。媳妇应和公婆一起住，而不是和自己的父母。汉语把结婚称作“娶媳妇”。她丈夫的父母本可以把她卖掉，押给别人，或者乱石砸死。但他们却打发她回娘家，没有人告诉我，这种奇怪的做法是为了羞辱女方家人。也许他们把她赶出家门，为的是引开报复者。
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四个哥哥跟她父亲、叔叔和她丈夫“出远门”了。几年以后，他们都变成了西方人。分家时，三个哥哥要了田地，最小的一个，也就是我父亲选择接受教育。我爷爷嫁掉女儿后，就算处理完了所有的财产，也解决了所有风险。他们指望她一个人因循传统，而她的哥哥们则在野蛮人中间摸索闯荡，不会被人评头论足。那些扎根乡土、深固难徙的女人要顶住潮流，守护过去。有了她们，男人们才会平安回家。但那种奔向西方的强烈冲动已经深入家族的骨髓，于是，我的姑姑便逾越了那条无形的界线。
若要持重守分，便只能任凭情感在心中左冲右突，不让它们转化为行动。眼睁睁看情感潮起潮落，如同樱花开了又谢。可我的姑姑，我的前辈，陷在凝滞的生活中，任由梦想萌生、凋落。几个月、几年之后，梦想竟生根发芽。出于对形形色色的戒律的恐惧，她的欲望变得微妙、柔韧而坚强。她看一个男人，是因为喜欢看他把头发拢到耳后；或者是喜欢看他修长的身躯在肩膀处弯曲、在臀部挺直所形成的问号；因为他多情的眼神，或温柔的声音，或从容的步履——仅此而已——几缕发丝，一根线条，灼灼的目光，某种声音，某种步态，为此，她抛掉家庭。为了那会因疲惫而消失的魅力，因风住而不再摇荡的发辫，她竟丢弃了我们。唉，就连不合适的光线都会抹去他身上那些惹人爱恋的地方。
不过，说不定姑姑并不是因为那些微妙的缘由爱慕她的朋友，而是因为她本来就是野女人，喜欢找野汉子。可把她想象成荡妇并不妥当。我认识的女人中没有那种人，我也不认识那样的男人。除非看到她的人生蔓延交织进我的人生，否则她这个长辈对我并没有什么帮助。
为使爱恋持久，她经常对镜理妆，忖度哪种色彩哪种式样能够引起他的兴趣，而且不停变换以求搭配得当，期盼能引他回眸凝视。
在海边的村子里，女人爱打扮，就会落下不守妇道的名声。已婚女人都留齐耳短发，或者把头发梳到脑后，盘成紧巴巴的发髻。没有花里胡哨，也不会松松一绾，风一吹便青丝散乱，撩人魂魄。新婚那天，做姑娘的最后一次让人看到她的长发。“头发垂下来拂到我的腿弯，”妈妈对我说，“我的头发编成了辫子，可那样还能拂到我的腿弯。”
坐在镜前，姑姑将齐发梳得别出心裁。即便是梳发髻，只要肯花心思，也可以让几绺青丝溜出来，在风中飘荡，或者任缕缕鬓发在脸庞周围轻飏。可是在我们的相册里，只有上年纪的女人才梳发髻。姑姑把头发从额头往后梳拢，将两边的头发掖在耳后。她把一根线绾个结，系成一个圈，食指和拇指一钩，用这两股线在额头上绞。当她像要在墙上投出鹅嘴影子那样合拢两指时，线就缠在一起，夹住细细的汗毛。接着她把线从皮肤上一扽，汗毛便齐齐拔下来，针扎般的刺痛，疼得她眼泪涌出来。她张开手指，把线清理干净，然后又顺着发际线和眉毛上方绞了一遍。我妈也用这种方式给她自己、给我和妹妹绞脸。我原先以为，“被人揪住小辫子”[1]，是指俘虏被人用拔毛的线揪住呢。两鬓的汗毛拔起来尤其疼，可我妈说，我们命够好了，不用在七岁就裹小脚。她说，以前每到晚上，她妈妈或家里的丫鬟婆子就会把她姐妹们的裹脚布放开一小会儿，好让血流回静脉中，几个女孩经常疼得坐在床边哭成一团。我希望姑姑爱的男人会欣赏她光洁的额头，而不是那种只盯着屁股奶子看的粗俗男人。
有一次，姑姑见下巴上有颗雀斑，黄历上说那是福薄之相。她便用一根烧热的针把雀斑剜掉，用双氧水清洗伤口。
除了拔汗毛、剜雀斑，要是在长相上花更多心思，就会招来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大家都有干活穿的衣服和好衣服，好衣服只在逢年过节和坐席的时候才穿。但是因为女人在一年开头时梳头会带来厄运，姑姑很难有机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女人们看上去像巨大的海螺——她们身上背着婴儿，或成捆的木柴，或浣洗的衣服，就像螺蛳背上的壳。中国人不喜欢弯腰弓背的人，仙女和勇士都身姿挺拔。可当干活的女人卸掉背上的负担舒展腰身时，也一定会呈现出极为优美的身姿。
然而，姑姑对那样平凡的美并不满足。她梦想在过年的半个月中有个情人。那时候家家户户走亲访友，互赠红包和点心，而她却偷偷地梳头打扮。果不其然，她给这一年招来灾祸，让家人、村子和自己遭了殃。
她的秀发在吸引情人接近的同时，也招来很多别的男人的眼光。假如叔伯、兄弟、堂兄弟、侄子们返乡探亲，恐怕也会看她的。说不定他们一直压抑着好奇心，担心自己的目光如野地里未离巢的雏鸟，受到惊吓，被人逮个正着，于是他们离家远行。贫困折磨人，他们背井离乡，首先是为贫困所迫。但另一个原因，那迫使他们离开拥挤的家庭的最终原因，却从来没有人说出口。
她是家里唯一的千金，也许是全家人的万般宠爱把她惯坏了，于是她整天对着镜子孤芳自赏。她丈夫出远门，家里人趁机把她从婆家接回来，好让她多过一段做小女儿的日子。关于我爷爷有些传言，说他与别人不一样，“他的脑袋被小日本拿刺刀戳过，从那之后就疯疯癫癫的。”他以前常呵呵痴笑着掏出自己的阴茎搭在餐桌上。一天，他用棕色西式大衣裹着个女婴抱回家来。他是用自己的一个儿子，很可能是我爸爸把她换来的。我奶奶逼他换回去。等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女儿，便疼爱得不得了。他们一定都很爱她，可能只有我爸爸例外，兄弟几个中，只有他这个曾经被拿去换女孩的儿子再也没有回过国。
新婚的兄弟姐妹得抹去自己的性别特征，摆出淡漠的神情。令人心旌摇荡的发式和眼神，别有深意的微笑，都会威胁五世同堂的理想家庭。大家面对面说话都扯着嗓门，隔着房间相互应答，以免有暧昧之嫌。我认识的移民都是大嗓门，在故乡，他们隔着田地打招呼，如今离开乡村赴美多年，仍然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轻声说话。我一直没办法让妈妈改掉在图书馆扯着嗓门说话和打电话时大叫大喊的习惯。我一直努力想把自己塑造成美国女性，身姿挺拔地走路（膝盖挺直，脚尖朝前，而不是像有些女人那样内八字），轻言细语地说话。中国人讲话调门高，人人都听得到。只有病人才不得不轻声低语。可是全家人同桌吃饭，大家挨得最近的时候，反而谁都不准说话，不光是被冷落的人，所有吃饭的人都不准讲话，仿佛每说一个字就丢一枚铜板似的。大家默默地用双手递饭接饭，哪个孩子走了神，一只手端碗，就会被狠狠地剜一眼。这时候大家都全神贯注，连孩子与恋人也没有例外，可我姑姑心有旁骛，语调特殊。
从分娩到死去，姑姑始终把男人的名字埋在心中，从未责怪他没和自己一起受罚。为保全情夫的名声，她一个人默默生下孩子。
他可能是她家里的人，可就算是同别家的男人通奸也一样可恨。全村人都是亲戚，村里人习惯于扯着嗓门叫人，好让人永远忘不掉他们是亲戚。可以来往的男人都有一种中性化的亲热称呼——“哥哥”“兄弟”“大哥”——足有一百多种叫法。也许父母研究生辰八字主要不是保证好运，而是为避免在只有百家姓氏的人口中出现乱伦。每个人都有八百万门子亲戚，因此在性关系中无论多么讲究都没有用，风险都太大。
也许是由于比恐惧更深的返祖心理，我过去常在男孩名字后面默默加上“兄弟”。这样做像是给这些男孩子下了咒，不管他们请不请我跳舞，这个无声的称呼都使他们不那么吓人，而是变得像女孩那样熟悉，也像女孩那样值得我对他们好。
可这样一来，我当然也给自己下了咒——没有人可以约会。我本该站起来，在图书馆中挥舞双臂，高喊：“喂，说你呢，来爱我啊！”可我不知道怎样有选择地施展魅力，如何拿捏分寸，控制魅力的方向和强度。如果我把自己变成美国式的漂亮妞，好让班里的五六个华人男生迷上我，那其他所有男生——白人，黑人，日本人——也都会爱上我。这样看来，女生之间的情谊更有尊严，更体面，也有意义得多。
相互吸引的魅力十分顽固，不受约束，即使整个社会完全按计划安排好亲戚关系，也难保不会乱套；即便他们将孩子们从小就拴在一起抚养，也难保不出差错。在最穷困和最富有的家庭中，男孩会像鸽子一样与家里收养的姐妹成婚。我们家比较开通，允许儿女谈恋爱，肯为儿子出给成年新娘的彩礼，肯为女儿出嫁妆，好让儿女与外人结婚。只要一联姻，外人便成了亲戚，于是天下一家。
在村庄的结构中，神灵在活人的生活中时隐时现，被时间和土地所平衡，所安抚。可若是有人胆大妄为，便会在天上捣开一个黑洞，搅出一个旋涡。村里人在现实中相互依赖，他们吓坏了，到我姑姑那里向她摆明，她的越轨给那“圆满”造成了具体的个人的损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会断送未来，报应会落在后代的头上。而她竟敢有私人生活，隐瞒众人，不与他们为伍，为此他们要惩罚她。
假如姑姑背叛家庭时赶上了丰收太平的好年景，那时人丁兴旺，许多人家加盖厢房，说不定她还能够逃脱如此严厉的惩罚。但当时男人们饥饿而贪婪，厌倦了在干巴巴的土地里刨食，只能背井离乡出门挣钱，寄回来养家。到处闹鬼，闹匪，闹水灾，与日本人打仗。我在中国的哥哥姐姐死于不知名的疾病。通奸在好年月里也许只算过错，可当村里人都饥肠辘辘时，通奸便是犯罪。
圆圆的月饼，圆圆的月洞门，大圆套小圆嵌在一起的圆桌，圆圆的窗户和饭碗，这些如护身符一样的东西已经失去法力，无法像从前那样告诫人们牢记家庭的法则——一个家庭必须圆满完整，传宗接代，赡养老人，供奉祖先，祖先反过来也会保佑家人。村里人把我家的房子砸给我姑姑和她潜藏的情夫看，他们是在加快轮回报应的速度，因为她目光短浅，看不到她的不贞已危及全村，她越轨的恶果会无可预料地一圈圈反射回来，以改头换面的形式伤害她，就像现在这样。那圆圈必须缩到铜钱大小，她才会看到那后果的圆周：在她分娩的时候惩罚她，让她看到无情的报应。那些人因为能想出一些避免晦气的小窍门便拒绝认命，他们坚持要治她的罪，好让她遭现世报应。他们不肯接受现实中的意外，而要替天行道。
村里人走了，各回各家，灯笼四散。全家人这时才开了腔，咒骂起她来：“哎呀，我们要死啦，要死啦，要死啦！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害了我们。你这鬼，死鬼，鬼啊！我们家从来没你这个人！”她冲出家门，朝田野奔去，直到听不见他们的叫骂，才扑倒在地，身体贴着土地，已不属于她的土地。分娩开始时，她才觉出自己受了伤害。她的身体揪缩成一团。“他们伤我太狠了。”她想，“这太受罪了，会要我的命的。”她额头和膝盖抵着地面，身子一阵痉挛，然后放松下来。她翻过身，仰面躺在地上。黑井般的天空和星星都飘远了，飘远了，永远飘远了；她的身体，她一团乱麻的生活，好像也消失了。她是一颗星，黑暗中的一个小亮点，挂在永恒的寒冷寂静之中，没有家，没有伴。她心中升起一股对旷野的恐惧，那恐惧越升越高，越来越大，她再也受不了了。恐惧无穷无尽。
无遮无拦，无处躲藏，她躺在旷野中，感到疼痛再次袭来，积聚在她身上。那疼痛让她浑身冰冷，是一种冷飕飕的持续不断的表面的疼；而肚子里却是另一种疼，一抽一抽的，是孩子要出生时火辣辣的疼。她在地上躺了几个钟头，时而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时而专注于空间。有时候，脑海中浮现出舒适的家常生活的幻象，将眼前的景象抹去：她看到夜间家人围坐在餐桌边玩牌打麻将，年轻人帮老人揉着背。她看到清晨时大家为禾苗抽穗欢欣鼓舞，相互道贺。当这些画面崩散消失时，星星越来越分散，夜空张开黑洞洞的大嘴。
她挣扎着站起身，好更用得上劲。她记起老辈女人要到猪圈里生孩子，为的是哄骗专司阵痛的妒嫉的神灵——这些神灵是不会夺走小猪崽的。趁下一次阵痛还没到来，她向猪圈奔去，每一步都像跨入虚空之中。她翻过篱笆，跪在污泥中。好在有道篱笆能围住她，这家族中的孤家寡人。
终于，婴儿分娩，重负卸下——胎儿在腹中一直如同异物般生长，让她每天恶心反胃。她俯下身，抚摸那个热热的、湿湿的、会动弹的肉团，肯定没有比这更小的人儿了，但摸得出终究还是个小人儿——手指、脚趾、指甲、鼻子。她把他往上一拖，放在自己肚子上。小家伙蜷着身子趴在她身上，屁股朝上，一只小脚丫恰好压住另一只。她解开肥大的上衣，将孩子包进去，再把扣子系上。歇了一会儿，他开始扭动辗转，她便把他托到胸前。他的小脑袋扭来扭去，直到衔住奶头。他在那里发出小小的呼哧呼哧声。他多珍贵，多可爱啊，像小牛犊、小猪崽、小狗崽那样招人疼——她不禁咬紧了牙关。
去猪圈生产，也许是她最后一次尽责；她要保护这孩子，就像保护他的父亲。孩子会关照她的灵魂，去她的坟头上供。可坟上不会标出她的名字，宗祠中也不会有她的牌位，这个无家可归的小小的孩子怎样才能找到她的坟呢？没有人会在宗祠中摆她的牌位。她已经将这孩子带入一片荒原。分娩时，母子二人都感到分离时撕心裂肺的痛，那伤口只有在紧密相依的家庭中才能愈合。没有父系的孩子不会让她的日子更好过，只会阴魂不散地跟着她，恳求她，问她为什么要生下自己。黎明到来时，下地干活的人会挤在篱笆周围，盯着他们看。
小鬼吃饱奶睡着了。他醒来时，她的奶涨得梆硬，得赶紧吸掉才行。天快亮的时候，她抱起婴儿，朝井边走去。
把孩子抱到井边表明她爱他。再不然就遗弃他，把他的脸埋进污泥中。母亲要是爱孩子，就会带他一起走。那很可能是个女孩，假如是男孩，倒还有被宽恕的希望。
“别告诉任何人你有个姑姑。你爸不想听到她的名字。她从来没有出生过。”我原先一直以为，性是那样说不出口，流言是那样凶猛，父辈们又脆弱不堪，以至于“姑姑”这个词会对我父亲造成莫名的伤害。我一直以为，与我们比邻而居的移民在故土也曾是邻里，因而我们得洗刷自己的名声，说错一句话便会激怒这群乡亲。但这缄默还另有含义：他们想让我参与对她的惩罚，而我也照办了。
从最初听到这个故事，一晃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我没有问过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有提过姑姑的名字；我不知道叫她什么名字。人们可以告慰死者，也可以揪住死者不放，进一步伤害他们——这做法恰恰与祭拜祖先相反。真正的伤害不是村里人突袭抄家，而是自家人故意遗忘。她的不贞令他们恼羞成怒，于是他们决心让她遭受永世的惩罚，即便在死后也不得饶恕。于是她永远忍饥挨饿，永远缺衣少用，只能向别的鬼乞讨，当别的鬼接受阳间后代的祭祀时，她便抢或偷人家的供品。有些阳间的有心人为了让自己的祖先安心享用盛宴，在路口留下馒头，好引开野鬼，这时她就和其他野鬼挤在一起争食。死者们得了安息，便会像神灵，而不像鬼。后代敬奉冥钱、纸扎的衣服、纸扎的房屋、纸扎的汽车，摆上鸡鸭鱼肉和米饭——焚化纸扎祭品的火苗和青烟，一碗碗米饭飘出的香气，袅袅上升，飘入永恒。如今，为了让人们不仅仅只关心自己家的人，大家用纸人、纸钱来祭奠优秀的战士和工人的英灵，不管他们是谁的祖先。而我姑姑却永远忍饥挨饿。物质分配在死者中并不平均。
姑姑的亡灵纠缠着我——她的魂附在我身上，在她遭受五十年冷落之后，只有我自己将一页页纸奉献于她，虽说并未折成房屋、衣服的形状。我想，她对我也并非总是怀有善意。我在暴露她的秘密，而她是含恨自杀，自沉于井中的。中国人总是惧怕淹死的人，哭哭啼啼的溺死鬼耷拉着湿淋淋的头发，皮肤泡得肿胀，一声不响地坐在水边，等着拉人下水，好做他的替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