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市民农园
现在到处都是污染，可是哪里有没有被污染的蔬菜和食品呢？那些整天在城里忙碌、吸着汽车尾气的城里人，有没有想过自己种些绿色蔬菜，并且享受其中的乐趣呢？
石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公费去美国学种菜的学生，就为不少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2008年，石嫣在北京的郊区开始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这也是北京第一家引入“社区支持农业”理念的有机农场。在美国留学期间，她首次接触到新的农业模式。这种以市民参与式、合作型为特征的现代生态农业模式，现在在国际上称为“社区支持农业”（CSA），在西方和日本已经流行了近半个世纪。现在在各方面力量的联合推动下，“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正式运营。
这片只有230亩的土地，被划分为“山水间”、“寻梦缘”等几个部分。有一部分是单位、机关以实践基地或者员工福利的形式而租赁的，大部分地则被划分成30平方米的小块，这样来供普通市民租种。
农园通常采用两种租种方式:一种是劳动份额，会员可预先支付年租金1500元，可分得30平方米的地，实行自管自耕，农园有专业人员指导种地，并提供种子、菜苗和有机肥料。另一种叫配送份额，即会员与农园达成订购协议获得农园生产的那些有机食品。根据配送计划，一个三口之家，从5月中旬到11月中旬，小毛驴市民农园至少可提供25周的有机蔬菜配送，而且总量不少于300斤。为此，得预先支付3000元的份额费用。
每年4月14日，就是农园的“开锄节”，是这里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农园就开始繁忙起来了。京城那些众多的“城市新农夫”从四面八方而来，在租用的土地里开始翻地，播种，浇水，施肥，忙得不亦乐乎。
租种“山水间126号”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位老师。他经常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来此进行耕种。一方面放松心情，让儿子亲近大自然，懂得劳动的乐趣，另一方面可以吃到新鲜无污染的蔬菜。
租种“寻梦缘21号”的是一对已经退休的干部夫妻。他们每周倒两趟公交车到农场来种菜，风雨无阻的劳作不仅让他们收获了绿色的瓜果蔬菜，而且还锻炼了身体，收获了健康。他们愉快地说：“在这小块地里种菜，可以满足自家的需求，看似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就减少了，土地也就能逐渐恢复肥沃的状态。”
就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开业的第一年，原本在IBM公司工作的小刘马上辞去了待遇不菲的工作，来到农园并且开始种菜。爱穿着简洁棉麻服装的她和农园以及她租种的地和菜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和谐。
这里不仅仅是一片没有污染的菜园，而且还是一个大的有机循环系统。在农田埂边，有一口口大缸。这主要是做麻渣酱肥用的，把榨过油的芝麻渣放水沤，可以做出很好的肥料来。为了防止虫害，农园会选择一个最佳育苗时节，以便于在农作物病虫害高发期前收获。在田间，不用除草剂，而是用地膜和稻草覆盖。在农园里，还有几座干湿分离的生态厕所，厕所里放着一桶黄色碎屑状的麦麸。上完厕所后撒上一把，即可以消除异味，而且又可以用来堆肥，一举两得。
猪栏旁有一个小配间，就像是一个中药铺。几个两层的木头架上，满满当当地放置着坛坛罐罐，里面泡着的是各式生物消毒剂和自制的有机肥。“磷酸钙”是用鸡蛋壳做的；“天惠绿汁”的原料是植物的茎叶；大蒜汁、生姜汁用来替代化学试剂，给猪栏消毒，给蔬菜杀虫。
除了种菜，农园里面还散养了几百只鸡。鸡吃虫和草，这样鸡粪又变成了有机肥料，不断循环。菜地边缘的一排小房子里，就是农园养的几十头猪。但是，和那些普通的猪圈不同，这里的猪圈不但没有一点臭味，而且还隐隐透着点泥土的味道。这得益于石嫣从韩国一位生态农业专家那里所学来的技术：将传统猪圈进行彻底改造，在猪栏底部铺上一层厚约1公分由添加了微生物菌的秸秆、木屑、米糠组成的混合物；这些垫料就可以充分吸收猪的粪便味，而不需要用化学消毒剂对猪栏进行冲洗消毒；使用1年半后，这些垫料又可以当作上好的有机肥。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享受绿色，并且传播绿色，小毛驴市民农园每年还会招募约10位对CSA感兴趣的有志青年为实习生。今年已吸引了300多人前来报名。而实习的报酬并不怎么丰厚：纯实习性质的，管吃住，每月只有600元补助；未来将进入农园工作的见习生，每月也才2000元。
毕业于一所农业大学畜牧学专业的小强曾经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待了7个月，从志愿者到实习生再到正式员工。去年他转去常州武进CSA农场工作，这是“小毛驴”在常州的拓展项目。来农园之前，他曾在一家大型公司养鸡，但是他却把他那时的工作描述为“给社会投毒”：“40000多只鸡苗进去，从出生开始就不停地打药，35～40天出栏的时候还会死10000多只，药都控制不住。鸡的生活空间非常狭小，转身都困难。”在这里，他学习了生态养殖，自己做肥料，培养菌种，过得简单自然。
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的小维是农园的第一批实习生。那时她还没有毕业，却下定决心休学并且到小毛驴市民农园做一年的实习生。她说：“我认为农村、农业与城市的互动，是未来农村经济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农场的实践学习，既可以将我的专业学以致用，同时又能亲身地了解农场这种经营运作模式的可行性及困难。我现在准备考研，将来从事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等一些相关专业的研究。”
这些现代的年轻人，揪心于一茬地的肥瘦，关注于土地的环境问题，希冀从土地中寻到一个答案。而石嫣的农园正是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平台。
石嫣认为：现代农业的主要内涵应该是一种多功能型的农业，除了提供一些食品保障外，还有环境保护、教育、休闲和就业等功能，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化完全是吻合的。未来，小毛驴市民农园不仅可以提供一些绿色蔬菜，而且还会通过努力，构建和谐城乡关系，从而树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
一生与绿色结缘
现在家住双井街道的张怀乐老人，已经90多岁，虽然有一些耳背，但说话底气非常十足，身体硬朗，才思敏捷。他曾经是一位战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张怀乐在战场上多次荣立战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到地方参加工作，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了绿化祖国的大潮中。在宁夏某地担任副市长期间，他带领市民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被市民称为“绿化市长”。
后来，张怀乐就被调到北京木材公司担任党委书记，这又是一个与树木有关的工作。在他去昌平考察时，就发现一处光秃秃的荒山上，那里大风吹过，黄沙漫天，一下子又激起了张怀乐植树造林的想法。所以从那以后，他带着单位的同事和家人，每周都到昌平仙人洞附近种树，而且不论刮风下雨，一忙就是一天。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之后，四座原来没有一棵树的荒山，开始渐渐被绿色所覆盖。
即便是退休后，他也始终不忘植树。随着年龄的增大，张怀乐对植树开始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停止播种绿色。后来，自己的腿脚不便，他就每年拿出来钱做绿化，并且积极参加拯救母亲河、改善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等活动。
从2001年开始，张怀乐为支持绿色奥运，开始捐款认领绿地，当然不是因为他有钱。他每年至少捐款1000元认领绿地，至今已捐款16000元。他捐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节省出来的。
张怀乐的一身衣服穿了10年也舍不得扔，衣服领子都已经因磨损漂洗而发白。家中没有大衣柜，用的大箱子还是老伴的嫁妆，一把藤椅上缠满了胶带，而且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他生活从不讲究，却把大部分精力和财力用在绿化事业上。每次他看到自己种的树不断长高，越来越粗，他总是特别开心，如同看到了最喜爱的孙子一样。
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热爱绿化，他说：“我觉得活着就要尽一份义务。我并不是因为有钱而去植树，而是希望这些钱能带来明天的希望，为了让祖国越来越好而尽一份力量。”
而他的孙子现在受其影响，也已经开始年年种树。
英国的节能先锋
她曾经是一名作家和工业市场的研究员，还获得过布里斯托大学物理和数学双学位。这是英国的一位老妇人霍安·皮克，但是，自从1973年开始，她就过上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那时，人们的节能意识还很淡薄，而她就意识到能源消耗越发严重。为了证明在节能的生活方式下同样可以生存，皮克开始了自己的节能生活，做起了一个节能先锋。
皮克家的厨房看上去和普通厨房并没有什么两样：冰箱、炊具、水壶、橱柜一应俱全。但冰箱只用来储存一些干果和麦芽粉，锅里面则装满了一些发黄的剪报，平底锅也成了皮克力量训练的一个工具。这些年来，皮克只吃生蔬菜，从不煮饭做菜。而且她也从不用洗衣机、不看电视、不开供暖系统、不洗热水澡、不开车、不使用煤气、不驾驶汽车。每个月，她的电费只需要7英镑。
皮克每天早上5点15分准时起床收听新闻，6点去商店买回一份报纸，接着吃早餐——两个蜜橘和一个苹果。在她看来，这些东西更美味营养，也更便宜。8点30分，她去当地的图书馆读报，和朋友聊天。皮克的午饭是一碗麦芽粉、一些小葡萄干和巴西坚果。每周四，她还要在那里阅读《新科学家》杂志，这是她从事能源研究的一部分。
接下来是皮克的一些工作时间。她用老式打字机一字一字打出了很多封信，给国会议员、工业领袖和商业分析专家，对能源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
皮克非常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晚上，她先在厨房用平底锅做抬举练习，然后在划船运动练习器上锻炼。在连续工作三四个小时后，她通常会出去跑步2个小时以振作精神。星期天她甚至还会跑上四五个小时。在睡前，她还要做跳跃运动、呼啦圈运动和几百个肩部伸展运动。
自从1973年以来，皮克已经孤独地坚持了近40年。她不愧为英国乃至世界的节能先锋。尽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注意节能、环保等问题，但是，能做到像皮克这样的恐怕寥寥无几。
她说，她的职责就是做一个节能先锋。如今，皮克仍然过着这样的一种生活。
廖晓义创办“地球村”
廖晓义1954年出生，是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倡导者和活动家。她197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她到美国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国际政治专业做访问学者，并且自费拍摄《地球的女儿》。1995年回国。1996年，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廖晓义自己创办了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并且建立了面积为2800亩山地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培训基地。
北京地球村是一个致力于公众环保教育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是联合国环保署的中国民间联络站；而它的宗旨是通过营造大众环境文化，从而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涉及的领域有：生态修复与保护；可持续消费的理论与实践；青少年的环境教育与交流；绿色社区的建设与发展。
廖晓义认为节约就是最大的环保，而节约就是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消耗。她以具体细微的角度，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实施环保大题，从而对中国的环保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北京地球村组织“地球村之旅”，让国际人士通过参加研讨会、参观培训基地、走访绿色社区试点和参与大众交流活动；而且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公民环保的实践者、资助者和支持者之间的交流，促成中国民间组织、社区、学校和国际环保界更多的沟通与合作。
1996年，北京地球村帮助西城区大乘巷居委会建立了垃圾分类试点，并向各级政府送交垃圾分类提案，努力推动垃圾分类和循环经济的公众教育和公众参与。1998年，“地球村”与国家环保总局合作制作出版了《公民环保行为规范》《儿童环保行为规范》等书籍，为环保走进生活和提高公民素质提供了大众教育的普及读物。从1996年到2001年，廖晓义作为独立的制片人制作了《环保时刻》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节目以可持续消费和可持续生产的大众教育为主题，并制作环境教育培训的系列光盘。
1999年初，“地球村”在延庆县井庄镇碓臼石村租了2800亩山林作为环境教育基地。帮助农户实行垃圾分类，使用太阳能灯，种植无公害食品，摸索了“生态保护、环境教育、乡村建设、民俗旅游”四位一体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还与宣武区政府、物业公司合作，在建功南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试点，为环保走进社区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并编写出版了《绿色社区指导手册》。
2000年，“地球村”与全国诸多民间组织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地球日2000年中国行动”，并且举办了一系列公民论坛和“中国地球周”等公民行动。组织北京83万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填写了由“地球村”和少工委发放的环保承诺卡，让绿色奥运绿色生活的理念走进家庭。与《中国音乐周报》合作开展全国首届环保歌曲征集活动，在音乐界刮起了一股绿色旋风。出版环保歌曲集“绿色之声”，“地球村组歌——绿天使”专辑，并出版发行环保歌曲光盘“地球村组歌——环保金曲”。发起“绿天使行动”，组建“绿天使艺术团”。
2001年，北京市奥申委采纳了“地球村”提出的绿色社区推广策划方案，使其成为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的内容；与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策划的“千万个绿色志愿者在行动”调查承诺卡对全国的消费者产生了影响；并在绿色社区试点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为北京申奥成功贡献力量。
2002年，“地球村”主办“关于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座谈”，当时英国的副首相参加了会议；与中国消费者协会、太平洋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合办首届“中国可持续消费论坛”，讨论节约型循环型社会的可行性道路和消费者教育，促进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绿色生活交流，并且帮助绿色产业谋求发展；而且“地球村”在众多草根组织的支持协助下，组织了中国草根环保组织代表团参加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新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3年，“地球村”在宣武区政府支持下发起将厨余垃圾分类投放的“绿袋子行动”，并帮助椿树园社区建立居民环境议事会；与能源基金会合办可持续能源论坛，相继举办了关于快速交通、燃油经济性、家电节能等论坛；与东4奥林匹克社区共同推动绿色社区行动，从而让奥运精神走进社区；提供了记者与专家对话的平台，提升记者在推动国家可持续能源政策方面的专业能力。
2004年冬，“地球村”在北京奥组委的支持下将环保节能卡送进80家奥运签约酒店的4万多个房间，帮助酒店进行一些节能教育，并且配合绿色奥运计划的实施。
2005年1月，“地球村”与其他环保组织共同发起了“26度空调节能行动——2005我们承诺”活动，倡导了夏季合理使用空调，推进节约型社会发展。在铁道部、奥组委和“保护国际”的支持下共同实施“绿色列车”活动，从而将列车变成绿色奥运和绿色生活方式的流动课堂。
北京地球村作为一个具有理论研究、影视制作、社区教育和国际交流综合能力的中国民间组织，它的工作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北京地球村绿色社区的理念和经验得到了政府和社会比较广泛的认可，并且受邀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进行绿色社区的讲演和培训。
这16年来，在绿色环保的道路上，廖晓义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坚守者、环保事业的守望者。她提出了影响中国的绿色生活方式，倡导“绿色生活”“绿色社区”“绿色传媒”“绿色奥运”，鼓励人们一起踏上绿色生活之路。
在2000年，廖晓义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民间环保人士；2001年获得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2005年当选中央电视台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2006年当选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而且被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奥组委聘为环境顾问……
美国CNN有线电视、《新闻周刊》、英国路透社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挪威、瑞士等国家的媒体多次对北京地球村予以报道。
黑猩猩的保护者
正是人口的不断增长，森林的大量砍伐，无数不法分子的偷猎行为，严重威胁着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生存。于是，珍·古道尔决心做一个黑猩猩的研究者和保护者。
1934年，珍·古道尔出生于英国伦敦。受其妈妈的影响，她从小就非常热爱大自然，喜欢动物。在她满周岁的时候，她的妈妈给他买了一只黑猩猩的毛绒玩具。这个玩具成了她童年时最亲密的伙伴，也因此让她更加地喜欢那些黑猩猩。
1960年，年仅26岁的珍·古道尔第一次来到非洲。可是当她看到黑猩猩真实的生存状况时感到无尽的担忧。珍·古道尔知道，大猩猩是动物王国中与人类祖先最为接近的动物，研究它们可以帮助人类了解自身，更好地理解人类进化。研究发现，大猩猩和人类的DNA竟有99%的相似率，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不同并非如以前想像的那么大。现在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人类同大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
珍·古道尔创办了一家研究所，后来得到了“拯救大猩猩项目”的资助。研究所主要研究黑猩猩，呼吁世人积极保护。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修建道路、建设采矿基地以及其他基础建设以目前的速度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90%现存的大猩猩森林栖息地将消失。
为此，从2001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启动了“拯救大猩猩”的项目，目的就是为了缓解非洲灵长类动物所面临的生存压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同欧洲航天局开展了一个“为大猩猩建设环境”的项目，该项目主要是运用地球观测技术对卢旺达、乌干达和民主刚果等国境内难以接近的大猩猩栖息地进行绘图和监测。
目前，全球幸存的大猩猩只有40万头，而50年前还有200万头。
珍·古道尔警告说，除非目前的趋势得到扭转，否则大猩猩将在30～50年内灭绝。尽管如此，珍·古道尔仍对保护大猩猩的前景表示乐观，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开始关注大猩猩了。
为了表彰珍·古道尔毕生致力于保护非洲濒危大猩猩所取得的成绩，2006年1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给珍·古道尔颁发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0周年的奖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说：“古道尔女士保护非洲濒危大猩猩的孜孜不倦的工作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是非常吻合的，她是首先对大猩猩所面临的严重危险敲响警钟的那些人之一。”
戴维·麦格塔格和绿色和平组织
1971年9月15日，加拿大工程师戴维·麦格塔格倡议并且发起成立了以“绿色和平”为名的环境保护组织，并且宣称他们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做出积极的改变。”戴维·麦格塔格担任首任主席。正是他组织的一群加拿大反核人士对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阿姆奇特卡进行的核试验表示强烈抗议，最后美国政府才被迫停止了这项核试验。
1985年，停泊在新西兰奥克兰港的反对法国在南太洋进行核试验的绿色和平组织旗舰“彩虹勇士号”被法国特工人员炸沉，一名绿色组织成员因此而丧命。法国的这一举动激起了公众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同情，从此，绿色和平组织开始名声大振。
绿色和平组织的捐助者从最初的1万人发展到现在的310万人。1994年，该组织的预算已达到1.45亿美元。1994年6月，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不顾舆论的强烈反对，要把高140米的废弃的海洋油井平台沉入大西洋海底。为了阻止这一可能对海洋造成污染的行径，绿色和平组织的4名勇士横卧于即将葬身海底的那个平台上，并且誓死捍卫海洋环境的清白。勇士的精神终于赢得了公众舆论和5个欧洲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壳牌石油公司被迫放弃了就地销毁石油井架的念头。正是壳牌石油事件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绿色和平组织及其支持者。
随着各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的一体化，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绿色和平组织对环境的关注也从最初的核污染转向更广阔的环境问题，比如捕鲸活动、基因工程、全球变暖等。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绿色和平组织把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并开始在各国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委员会和区域性主任委员会。
如今，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他们拥有4艘快艇、1架直升飞机、2个氦气飞艇、数百艘橡皮艇以及一批最先进的通讯设施。他们还在30个国家设立了43个办事机构，共有专职人员1200名。
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起人戴维·麦格塔格因此获得联合国颁发的“全球500佳”奖。
绿色和平组织为全球的环境保护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
中国草根环保志士——蒋桂山
蒋桂山，1968年出生于江西九江都昌县，2007年6月5日从温州出发，开始环游中国之旅，宣传环保工作。5年来，他相继到过22个省、230多座城市，做义务环保宣传。他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草根环保志士”。
蒋桂山宣传环保完全是出于内心的召唤。他不是个有钱人，常常是一边打工攒路费，一边宣传环保。刚开始他在身上套着一个纸质地球仪，徒步宣传。后来，他把一辆三轮车改装成一个“地球车”，继续环游之旅。再后来，他买了一辆二手车，经过他的改装，小汽车变成了一个流动的环保宣传站。车后有一个直径2米的地球模型，车头插着两面鲜明的旗帜，车身上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环保标语。
2011年，他开车来到成都。汽车一进市区，就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因为人生地不熟，他总是车子开到哪，就睡到哪，有时一连几天，没法洗澡换衣服。一位好心的成都大姐知道他后，收留了他，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蒋桂山不吃荤，大姐就每天做不同的素菜给他。
宣传时，也总有陌生人给他送来矿泉水或者一句贴心的问候。由于买的是二手车，车子经常出毛病要修理。一次修车时，一位成都大叔得知蒋桂山为宣传环保，环游中国，深受感动，当即为他支付300元的修车费。成都之旅让蒋桂山深受感动。蒋桂山因资金、车子故障等原因不得不再次中止环游之旅。但是在结束成都的环保宣传后，他就决定：下次环保宣传之旅，一定从成都开始。
2012年，他再次来到成都，并且继续着他的环保宣传之旅。
用笔宣扬环保
蕾切尔·卡逊是一个将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生态保护事业的人。虽然身体柔弱，但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态斗士。
1907年5月27日，蕾切尔·卡逊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在她5岁时，她就坚决反对哥哥捕猎兔子，并促成全家定下了“不许打猎”的规定。11岁时就开始在《圣尼古拉斯》杂志上发表作品，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青年时在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获得动物学硕士学位。之后，她在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局从事研究工作。
她用笔宣扬环保，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民众对自然的态度，重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衡量标准的生态观。她以翔实的材料击败了咄咄逼人的商家及代表其利益的科研和政府机构，并在美国掀起保护自然的浪潮。她终生未婚，即使在癌症晚期，还奔走于各大城市，宣传滥用杀虫剂所带来的那些毁灭性的后果。
蕾切尔以大自然为主角，以优美的笔触、抑扬的音调和奇特的意象将自然的美丽和神秘娓娓道来，相继写出了《海风下》《海的边缘》《我们周围的大海》，被称为“海洋三部曲”。在这些作品中，蕾切尔从物理、生物、化学、历史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地介绍了广阔而富于活力的海洋。蕾切尔积极介入社会，推动生态保护，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民众对自然的傲慢态度，重建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这些作品不是枯燥的科普读物，而是“凭借独一无二的天才,将琐碎沉闷、令人入睡的科学研究材料熔炼成诗情画意的作品”，“集科学的精确性和富有诗意的洞悉力和想象力于一身”。
1962年，蕾切尔的又一本力作《寂静的春天》开始问世。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评价说：“《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证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这位生态斗士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
《寂静的春天》深入分析了滥用杀虫剂对自然系统和人类造成的毁灭性危害，并且指明杀虫剂与癌症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作品让广大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震撼，开始思考环境问题。她的事迹和《寂静的春天》对环保事业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1964年4月14日，蕾切尔·卡逊终因长期饱受乳腺癌、心脏病等病痛折磨，为生态保护心力交瘁而与世长辞，年仅56岁。
李春如和候鸟天堂
江西省都昌县多宝乡李通林村位于鄱阳湖上原本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小岛上只住着李春如一家。
20世纪80年代，都昌县开始在鄱阳湖沿岸大规模地植树造林。李春如和家人在岛上种了400多亩杉树。20世纪90年代，这些杉树逐步成林。
从1995开始,一些白鹭、苍鹭、青鹭等夏季候鸟在每年的3月底或4月初飞到这里，它们把这里当成了生活、繁衍的好地方。候鸟们白天在辽阔的鄱阳湖水面上觅食,晚上在林子里栖身。
但是，鸟一多，很多人就打起了坏主意。每当鹭鸟开始孵蛋育雏时,总有一些人爬上树到鸟窝里掏鸟蛋,捉雏鸟。受到惊吓的候鸟,在空中盘旋着、抗议着,眼见抗议无济于事,便愤然离去。失去了安全感的候鸟们,就会远走高飞永不回来。其他鸟虽没受到侵害,但它们目睹了一切。
李春如知道了很是气愤。他多次轰赶来岛上的盗鸟贼，有几次还和盗鸟贼进行过惊心动魄的搏斗。他没有能力保护所有的鹭鸟，但是，他坚决保护着栖息在小岛上的这些鹭鸟。为了提前预防，他还在社会上建立了一个防盗网络,只要那些以盗鸟、贩鸟为业的不法之徒出现在鄱阳湖地区,就会有人向他打电话提供信息,这样晚上他就会更加警惕。
李春如是学医的。为了救治因各种原因受伤的鹭鸟，他开了一家特殊的私人诊所——鸟诊所。10多年来,李春如共治疗鹭鸟1000多只。每次大风或暴风雨过后,李春如都要和家人钻到林子里,寻找落地受伤的雏鸟,然后带回诊所进行治疗。等它们伤彻底好了，可以自由地飞了，李春如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中。每当这时，父子俩便感到欣慰和喜悦。
每年阳春三月，这些被李春如父子救助的鸟儿们从南方回来的第一天，通常都要到他家的房顶上绕几圈，唧唧喳喳地叫上一阵。和鸟儿相处久了，李春如发现鸟是通人性的。他每次把救助康复的鸟儿放飞时，都要在它们的脚上系上一根红绳。而他对鸟儿的无私救助和保护，也能得到鸟儿们的热情回报。就在前几年，他家种了80多亩棉花、水稻和蔬菜等，别人家每年光农药就要花去上千元，可他家的田地却不用打农药，因为虫子都让鹭鸟吃了个干干净净。
在李春如的精心保护和建设下，小岛成了鸟类的天堂。越来越多的候鸟迁徙到这里。鄱阳湖是季节湖,为保证候鸟在枯水季节同样有觅食的水面,李春如在村子周围拦了3条370米的坝,从而保证了在枯水季节也有1000多亩浅水面。江西省已把此岛列为夏候鸟自然保护区。据统计，现在岛上生活着11种夏候鸟，总数达到20万只，成为国内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夏候鸟栖息地。
如今，李春如的小岛引来了世界鹤类基金研究会的关注。因为李春如的事迹，他还获得了斯巴鲁生态野生动物保护奖。从2003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研究会的人员来到李春如的鸟岛开展一些研究活动。
李京陆的生物质热电厂
要知道，李京陆原是山西省一个经营房地产起家的民营企业家。经过自己的多年打拼积累了上亿元的资产后，他却萌生了一份神圣的社会责任感，想利用余生治理内蒙古沙地，降服沙魔。李京陆把治沙减排当成实实在在造福社会的事业，并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从2005年开始，李京陆把家从太原迁到呼和浩特，为筹措资金，他将一个房地产项目产生的全部利润用来治沙和发展沙产业，一头扎进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乌审旗，开始工业化治沙固碳减排试验。
2007年，目前世界上第一个建在沙地上的生物质热电厂，也是首家利用沙生灌木生物质能直燃发电技术的发电厂建成投产。李京陆总投资了2.7亿元，建成采用国产设备，工艺先进，规模为2×1.5万千瓦的生物质热电厂。在利用当地沙生灌木平茬更新发电的同时，李京陆开辟了一条工业化规模治沙的新途径。他组织当地农牧民大规模种植沙生灌木，建起沙生灌木能源林基地。两年内治沙造林33万亩，拉动平茬抚育各类沙生灌木80万亩。热电厂种植的沙生灌木可以进行固碳，烟气排放的二氧化硫每立方米只有50毫克，相当于生物质电厂国家标准的1/8；每立方米氧化氮含量为25毫克，大约相当于国际标准的1/18。
中国沙化土地目前达174万平方千米，就内蒙古可治理的沙地就有6亿亩。李京陆的热电厂已经找到了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和工业化治沙的结合点，对大规模治沙和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滚动发展，在沙地投资几百亿元建设装机300万千瓦规模的生物质热电厂，那么就能形成约１亿亩的治理规模，年提供600亿度绿色电能和180万个劳动岗位，使农牧民年增收约60亿元，年减排二氧化碳最高可达7500万吨。
李京陆正在和朋友合作将毛乌素生物质热电厂的经营模式向其他沙地推广，计划再建５家生物质热电厂。
目前，该企业在沙区营造的柠条、沙柳等碳汇林已实现年二氧化碳减排25万多吨。企业对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捕获压缩装瓶，已向附近一家螺旋藻生产企业出售３万吨。同时，该企业有年生产1000吨螺旋藻的能力，延伸下游产品。此外，企业租用农牧民荒沙地、雇佣农牧民种植沙生植物，灌木平茬后企业回购收入还归农牧民，治沙富民，惠及5000多户人家。
孔子后人的“绿色账户”
孔令韬，地地道道的孔子第76代后人，一位毕业于上海大学历史专业的80后小伙，也是和垃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绿色账户”的创始人。所谓“绿色账户”其实就是一个类似银行存折大小的本子。不过，本子里记录的不是钱，而是实名记录着人们回收、交予废弃物的时间、地点，以及对应的积分。
上海从1996年就开始推广垃圾分类，2011年全市已设了近1000个小区试点，街边小巷也有分类垃圾桶，但成功的案例似乎不多。于是，一直对环保感兴趣的孔令韬就开始思考如何让早就喊着叫着的“垃圾分类”做到更彻底更成功。经过深思熟虑，孔令韬最终想到了建立“绿色账户”。其实早在2007年，当孔令韬还在读大三时，他就萌发了这个创业的想法。
“绿色账户”刚开始推广时，参与的人很少。孔令韬对每种垃圾规定了一个相应的积分，比如交给孔令韬一枚废弃的纽扣电池可以积30分，一个充电器积200分，一部坏手机积600分，然后人们可以根据积分的多少兑换不同的礼物，如布袋、纸巾等。有的人却认为把旧东西给孔令韬换积分兑礼物还不如直接卖给废品回收站来得划算。于是，孔令韬就和志愿者一遍遍地向居民宣传环保意识，电子产品放在粗糙的私人作坊里火烧，提取贵金属后，废弃材料被直接排放，会加重环境污染。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垃圾和孔令韬换积分兑礼品，支持他的居民多了。为了提高群众的热情，孔令韬还寻求企业的赞助，购买更有价值的礼品。
孔令韬的家现在在普陀区一幢老公房的底楼里。两个房间加过道厅，除了必要的家具，房间大部分的功能就是容纳垃圾。一个箱子叠着一个箱子，成捆的旧报杂志可以临时当椅子坐，整盒的电子垃圾快堆到天花板。乍一看，简直就像一个废品仓库。随着垃圾的增多，储存就成了大问题。为此，他经常遭到家人和邻居的不理解。
孔令韬只是一时没有找到好的处理厂家，并没有想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废品仓库，才不得不暂时放在家里的。他说：“必须找能善待垃圾的人家，处理得不好，就是二次污染，所有人前期的努力，等于白费。”
整整忙活了一年，虽然他的绿色账户小有名气了，但是抛去企业的赞助，他的纯收入只有5000元。就算即使在上海工作的中专生也是不止这样的收入水平。孔令韬并没有想过放弃，而是继续寻找企业的赞助，发展他的“绿色账户”。
孔令韬计划将扩大“绿色账户”的涉及面，包括白领或企业的办公消耗物品详细使用情况，是否分类回收废弃物、水电使用情况和员工出差等。通过这些方面的计量，给出奖励。他还将会设计出“绿色账户”客户端软件。用户可以把软件安装到电脑或手机上，随时了解“绿色账户”的最新活动信息，查询最近的回收点，计算自己的垃圾分类会产生的具体收益等。
目前，“绿色账户”的使用者已经有2.5万人，约占上海常住人口的千分之一。孔令韬计划用3～5年的时间，让“绿色账户”的使用者达到上海常住人口的大约1%。
女环保主义者独自划船穿越大洋
罗兹·萨维奇毕业于英国著名学府牛津大学，曾代表学校参加剑桥大学的传统划艇赛。2001年，萨维奇已经是一家咨询公司的高级经理。在一次火车旅行中她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定位，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并不单单只是舒适的白领生活。很快她就放弃了稳定的收入和舒适的生活，投入到环保和冒险事业中。
2006年，萨维奇曾用103天的时间完成了独自划船横穿大西洋的壮举。此后不久，她又把目光投向了更为浩瀚的太平洋。跨越太平洋跟大西洋相比有很多不同，太平洋不仅航行长度是大西洋的两倍多，期间遇到复杂天气的几率也更大，于是萨维奇将整个冒险分成了三个阶段。
2008年5月25日，萨维奇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开始出发，99天航行了4640千米后于9月1日抵达夏威夷，成为世界历史上首位独自划船从加利福尼亚到夏威夷的女性。2009年5月22日，她从夏威夷再度出发，历时104天划行5053千米后于9月5日抵达南太平洋小国基里巴斯。2010年4月19日，萨维奇从基里巴斯向终点巴布亚新几内亚发起了最后的冲刺。她于当地时间6月3日下午1点多抵达了终点，但因为第二天才能完成上岸手续，她只好在海上住了一夜。6月4日，她的船正式停靠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港口。7米长的小船、不计其数的划桨、250天海上航行、行程1.3万千米、一个孤独的女人——时年42岁的英国女环保主义者萨维奇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独自划船穿越太平洋的女性。
当她踏上码头的时候，萨维奇惊奇地发现，有数千人载歌载舞参加了为她举行的欢迎仪式。现场到处是彩带，还有响彻天空的汽笛声。萨维奇激动地说：“我至少握了1000只手，每个人都等在岸上要问候和祝贺我……那感觉太棒了，我觉得自己突然间多了5000多个朋友。”
这位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独自划船跨越太平洋的女性，在航行的过程中主要吃干果、坚果和经过冷冻的肉干，还在船上的一口小锅里种了豆芽。船上还配备了卫星电话和过滤海水的机器。她不但要应付各种复杂的天气，还要耐得住茫茫大海中的那份孤寂。她不仅依靠精神修炼和听音乐来愉悦心情，还通过写博客和微博跟网友分享自己的旅行经历。她在自己的博客上曾这样写道：“生活可以充满奇迹，但它不能让你走太远。除此之外，你更需要纪律性、决心和奉献精神。”在距离终点还有16千米的时候，萨维奇在微博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一艘货船在我身边停了下来，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我告诉他们，不需要，我是在冒险，而这完全是出于乐趣。”
萨维奇身为环保主义者，期望人们能广泛使用可以生物降解的垃圾袋或者可以反复使用的环保袋，更希望自己的冒险行为能引起所有人对气候变化和白色污染的重视。
罗伯特与“自然步伐”组织
罗伯特成立了“自然步伐”组织。这个组织聚集了瑞典所有著名的科学家，大家常常在一起商讨如何协同合作，有效地治疗一个生了病的地球。为了更好地传播他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罗伯特有了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他想把研究的结果制作成光盘，让瑞典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张。让罗伯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被称为是“白日梦”的计划最终变成了现实，而且瑞典国王为了支持他的项目，还在电视节目上帮他做宣传。
罗伯特成立“自然步伐”组织源于他的观察和想法。他原本是一名职业的肿瘤学专家，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是在研究如何治愈癌症病人。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癌细胞，罗伯特发现，每个细胞都是在特定条件下生存的个体。人类98%的基因和猩猩的基因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把人类的细胞和动物的细胞相比较，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并不是大自然的统治者，而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罗伯特的另一个观察发现来源于他的病人。许多家长们领着孩子来看病，对于孩子，家长总是无条件地奉献。当人们生病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资源来帮助他恢复健康，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人们都是自私的。假如他们意识到地球也生病了，也应该会一起进行合作，最终让其恢复健康。
萨莉·福克斯和天然有色棉花
萨莉·福克斯可谓是个纺织天才。她能从任何材料中纺出纱线，无论是机器里剩余的棉花还是动物的毛发。20多年前，当萨利埋头在自家后门廊培育棉花时，她是个十足的科学家；而如今，当她的产品成为斯特劳施、埃斯普利特以及李维斯公司的畅销产品时，她变成了卓有远见的企业家。在新的生态经济体系即将成为社会主流时，萨莉笑到了最后。材料革命是那些想变“绿”的公司第一步可以去尝试的事情。萨莉并不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材料，只是把已有的材料加以改进并且商业化，这种做法具备极大的可复制性的。萨利也因此获得了联合国的嘉奖。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人类就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和秘鲁等地种植彩色棉花。但并不是所有的棉花都易于纺织。那时，大多数棉花的棉绒非常短，而且很细，纺织却是一种复杂而费时的人力劳动。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开始大规模生产之后，人工纺织立刻被淘汰了。而在棉花中只有白色棉花顺应了这个潮流，这是因为白色棉花的棉绒长，能够和机器完美地“配合”。于是那些只能手工纺织，无法用机器来操作的彩色棉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是棉花本来就是世界上受污染最多的农作物之一。它的种植面积占世界上2%的土地，却接受了26%的杀虫剂。而且白色棉花也并非是纯天然的产品，在它变成牛仔裤、衬衫和T恤之前，必须经过漂白、染色等工序，因此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棉、麻制品相对于其他材料的衣服来说要更低碳一些。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白色，这就需要给棉布染色。然而，染色的过程其实会增加能源消耗，增加碳排放。为了寻求一种更天然的方法，有人又想到了有色棉花。萨莉·福克斯做了一件令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寻找白色棉花以外适宜生产的有色棉花，替代那些经过化学处理的白色棉花。
她从加州大学里弗赛德分校毕业后，第一项工作就是独立栽培棉花。但是在培育过程中她发现了棕色棉花的种子，因为当时棕色棉花并没有什么市场，所以没有人关注。而萨莉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从此她开始了自己漫长而且乏味的研究工作，那就是将棕色棉花与其他品种杂交，从而使其更易纺织。经过自己不懈地努力，萨莉终于将棕色棉花与其他品种成功杂交，从而创造出了易纺织的长纤维棉，她还为自己的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1989年成立了Fox Fibre公司，而且还将自己的新发明卖给一家日本工厂——这是她的第一笔生意。接着，李维斯公司开始倡导“天然”牛仔裤，大量采购萨利公司的产品，从此，萨莉的订单越来越多。
但是，萨莉的天然有色棉生意并非一帆风顺。她的新产品损害了那些生产白色棉花的农场主的利益，农场主们联合起来对付她，萨莉只有将工厂搬到亚利桑那州。可是她依然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于是只能再次搬迁。更糟糕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那些原来在日本和欧洲的大的纺织工厂都渐渐搬迁到劳动力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萨利因此失去了昔日最重要的客户。可是，她要生产天然棉花的想法却丝毫没有改变，她依然在孤独地坚持着。
在世界各国都开始注重环保的时候，萨莉的公司终于出现了一些转机。一些印染厂因为向农田里倾倒污水而导致庄稼死亡的负面报道不断见诸报端，这类重度污染的工厂越发难以用以往的模式继续生存下去。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长远发展，使用纯天然的材料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于是，萨利的Fox Fibre公司开始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一对来自墨西哥的兄弟，他们的祖父在很早以前就开办了一个纺织厂、一个印染厂以及终端的服装零售店。可是，当这兄弟俩准备接管家族生意的时候，村里的淡水供应系统被印染厂给破坏了，工厂被迫关闭。现在他们希望与萨利的公司合作以重振家族企业，并告诉村民们，纺织厂不污染环境也可以生产出非常好的产品。
虽然萨利的公司曾经流失了一大批大客户，但是得到了很多中小客户的支持，而且这些公司都有着与萨莉相同的发展理念。
为北极呼吁
经常会为呼吁环保做出惊人之举的刘易斯·戈登·皮尤是英国的一位环保人士。2007年，刘易斯穿戴泳帽、泳裤和护目镜在北极地区零下1.8℃的水中游完1千米，成为在北极游泳的第一人。2008年的夏天，刘易斯从挪威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划船向1000千米以外的北极点进发，成为独自划船到达北极点的第一人。
刘易斯平时就关注气候问题，更为北极的变化而担忧。他说：“北极的变化速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不要让北极在我们的眼中消失。”
由于全球变暖加剧，北极冰川融化的速度在每年剧增，北极熊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它们已经成为了濒危物种。他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于北极地区冰层逐渐消融的重视。北极的现状不容忽视，而且已经到了人类必须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台湾的低碳达人——张杨乾
就在2006年，看到岛国图瓦卢的岛屿被海水淹没的系列照片后的张杨乾，毅然做出一个决定：飞到英国研读“全球变暖”硕士学位。同年，他便创立了“低碳生活部落格”，专门撰写节能减碳及全球变暖等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
在办婚礼时，他也考虑低碳的事。“不宴客、只公证、不发帖子、不穿婚纱当然是最减碳的婚礼形式，但这前提是你的亲朋好友都没有意见。特别是当你的香港未婚妻，一天到晚在你耳边说别人都是搭直升机求婚之时，哪怕你平时满嘴环保，此时最好还是规规矩矩办一场婚礼，但必须从一些小地方，让一些婚礼细节更绿一点。”
婚宴中的灯光是非常耗电的，特别是大吊灯。于是张杨乾在婚礼设计时毫不犹豫地定下了关灯半小时的计划，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来宾正专心地看着台上的表演。从婚宴开始后人们始终没有点亮大厅里的6盏大水晶灯。因为一盏水晶灯就相当于30个传统灯泡的耗电量，仅这一项婚宴当晚至少省下27度电，等同于他家8天的用电量，相应减排二氧化碳17千克。婚宴时的3台25吨的冷气设备被他关了2台。酒水用了产自本地的水果酒，省下了法国葡萄酒远到而来的碳足迹。在菜色上，他也尽量少选碳足迹较高的那些牛羊肉。
带着老父宣传环保的退休洛阳人
河南洛阳人辛留栓，20多年前曾因一场车祸受过伤，至今不能长时间站立，但他一直关注环保。2002年退休后一时无事，他就萌发了“周游全国宣传环保”的想法。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老伴和孩子后，得到家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他拿出积蓄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考虑到以后吃睡都得在这辆车上，他就发挥聪明才智，居然把它改装成一辆小“房车”，为他的行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002年3月份，辛留栓带足所需物品，驾驶着他的三轮房车开始了“周游全国宣传环保”的行程。车身上贴着“后人乘凉前人栽，保护环境人人在”等标语，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宣传车。他先向北驶去。辛留栓走一道，宣传一道，困了、累了就在车内休息。每到一个地方，辛留栓都会把秀丽的山川和遭受环境污染的所见拍摄下来，准备将来整理后出一册图片集，以便带动更多的人关注环保、支持环保。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
2005年秋，他驾驶车行驶在东北一个深山时遇到一个人拦下他的车，并且对辛留栓说：“手机没电了，借用手机”。辛留栓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手机递给对方。但是那人并没有打电话，继而又瞄上了挂在辛留栓脖子上的相机，说：“相机不错，借哥们用几天。”辛留栓感觉有点不怎么对劲，想到可能是遇到劫匪了。于是他立刻抱住相机说道：“相机不能给，这是洛阳的残疾人凑钱给我买的，我是宣传环保做公益事业的，钱你可以全部拿走。”劫匪一听，愣了一下，竟然坐了下来和辛留栓闲聊起来。当他了解到辛留栓的遭遇和他坚持的公益事业时深受感动。临行前，劫匪硬是塞给辛留栓100元钱，并且说道：“钱不多，俺的心意，以后向你学习做个好人。”
由于长途跋涉，辛留栓感到身体不适，于2010年春季前夕返回洛阳休整。这8年间，辛留栓行程达到6.5万千米，光油费就花了2万多元，几乎跑遍了北部、东部和南部的所有城市。
2011年6月5日，辛留栓将他90多岁的父亲也带上再次从洛阳出发，准备将剩下的西部城市跑遍。他计划再用5年的时间走完剩下的那些路程。
低碳生活中的“低碳哥”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语言也从网络走入现实生活，有些还被捧为经典。某某门、某某哥都是近几年兴起的新词。在倡导全民低碳环保的今天，你知道有位“低碳哥”吗？“低碳哥”是学设计专业的，设计了许多低碳宣传语和图案。他还设计了不少短袖T恤衫，上面写着“低碳无罪，环保有理”、“猪都低碳了，你呢……”等文字或者绘有搞笑的图案。
在房门上挂的小白板上，“低碳哥”写着“低碳=少生孩子多种树=致富，低碳是美德，低碳是时尚，低碳就是哥”。他的一句“无房无车无老婆，生活本身就是低碳”更是引起了热议。
清晨，“低碳哥”为省水，用一个二两酒盅接一盅水刷牙，接半盆水洗脸，洗脸水留着晚上洗脚。出门前，“他将房间里所有的电源拔掉，然后骑自行车直奔单位。在单位，“低碳哥”废物利用将同事喝完的饮料瓶做成简易笔筒等小物品。下班回家后自己洗菜做饭，再用洗菜水刷碗。晚上在看电视时，“低碳哥”从不开灯，还要将屏幕亮度调到最低……
“低碳哥”和他的三个同学合租住在一套大约60多平米的房子里。他的这种低碳生活常常和同学格格不入，有时还会产生小小的矛盾，但“低碳哥”从不妥协。他不但自己节俭，还不厌其烦地向室友和他人灌输环保理念。
在“低碳哥”的精神感召下，他们的水电费降了很多。而“低碳哥”的低碳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