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关亲情的文字，常有无法面对之感。儿时孤寂的体验令我在亲情文字面前落荒而逃。
亲情，是一种于我的奢侈。最终因为太珍惜这种对亲情的渴望而对亲情生出阴暗的妒忌。恰如一个穷孩子面对别人家的奢华——甚至是一支自己买不起的玩具冲锋枪会啐一口道：“我压根儿不稀罕，我那木头削的枪比你的好玩儿。”
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我有嘎嘎响的冲锋枪，有打“子弹”的手枪，有那么多四面八方的亲戚送的时髦玩具（这在60年代简直是阔少的日子）。可我会把它们拆个七零八落，丝毫不爱惜。大杂院中买不起玩具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我玩这种“高档”的毁灭游戏。我的兴奋不在于毁灭，而在于看他们看我毁灭时那眼巴巴的样子，我高兴。
可除了这，我一无所有。我那些送玩具的亲戚（包括父母），来去匆匆一阵子，把玩具和我摆在一起尽情喜爱一番后便又离我而去。最终轮到我去扒着窗户看别人家的孩子围着父亲等他削一支枪或用铁丝窝一支结结实实的枪，然后神奇地装上皮带和火药纸叭叭地开火。我穿着七姑八姨送的灯芯绒裤子，却一眼不眨地看着别人的母亲为她的儿女在昏暗灯光下补裤子，那一针一线我看得心里发酸。
这些都变成了我永久的憧憬与向往。
冷漠地感知这世界，不曾有过一点非分的奢求。我开始了漫长的流浪，在那个“停课闹革命”的年月，无所事事，孤寂地漂泊在那个北方古城的大街小巷，大人们称之为“野跑”。
终于“复课闹革命”了，在九岁上入了学上一年级了。这种无可奈何地随大流上学，却为我意想不到地找到了心灵与感情的寄放。我不敢说我找到了亲情，但我开始像精神病人爱上自己的心理医生那样把感情的宣泄对象别无选择地倾注在一个个老师身上。
我得到了我所渴求的东西，我相信那应该叫亲情了。对我来说，没有比那更叫我温暖的了。而我并没做什么，只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好每一门课而已。
最让我感到温馨的莫过于置身于教员办公室中帮老师改作业了，数学、语文、外语，我都改过。黄昏时分的教员办公室里，小灯泡亮着暗淡的光芒，屋中间炉火通红，炉子上的大铁壶里嘎啦嘎啦烧着开水，烟雾轻缭，水汽弥漫，置身其间的记忆至今都笼罩着一抹金灿灿的暗红光雾，似乎那不是真的，而是天国里才应该有的景象。
智识的交流自然叫人升华，但似乎更吸引我的还是同老师在一起交谈时他们那人的气息的流溢在陶醉着我，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喜怒哀乐在他们来说是不经意地流露，而对我来说这种人的气息是那么宝贵。我是谁，我算什么，一个毛孩子罢了，却值得他们那么认真地待我。就在那段时间里，我确立了将来当中学老师的理想，就想将来坐在那样的屋子里和他们一起改作业，像他们一样和学生谈话。
上高中以后，我开始放纵自己，心里爱着我的老师们，但又开始反抗，有时会同他们吵得面红耳赤。可他们并不因此讨厌我。这样的人际关系，似乎是一种亲情的关系了。
中学里我的最后一任班主任最让我感到像一位父亲。这人脾气暴躁，心却很善。他半生不顺，一生蹉跎。一个风流倜傥的外语学院高才生刚当了两年中央部委的翻译就因性情狷介、心直口快被冤枉，打成了右派发配小城教俄语。他是个汉子，始终仪表整洁，在那个衣服灰黄蓝的时代，他梳着光亮的背头，身着呢外套，裤线笔直，皮鞋光亮可鉴，一副可杀不可辱的派头。在全社会大批“师道尊严”的时候，他坚决不检讨自己，对上课捣乱的学生照样一脚踢出门去。他高兴起来又像个孩子那样天真地大笑，有时想维护一下尊严强忍不笑，我们便没皮没脸地逗他“笑了，笑了，笑一个”。他便扑哧笑出来。我那时正是个“犯浑”的半大小子，脾气乖戾，不服管教，他一气之下就撤了我的班干部。我便不理他，可一到上俄语课，我们又成了朋友，他阴沉着脸提问题，我阴沉着脸答那些全班别人都答不对的问题，流利得令他瞠目，他便扭过头去不看我们，这时我们都明白他是在扭着脸偷笑，便纷纷要求“笑一个”。他便嗔着脸转过来说：“笑什么！有什么了不起，少骄傲！”话没落音先自笑起来。全班便大笑。下了课他又叫我去帮改作业，我们又热烈地谈天，特别爱说点他在中央当译员时如何风光，苏联电影多么好看，我相信那时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眼神一定是一个乡下孩子看大上海的样子。这样的交流至今都让我留恋，早就在我心中定格成了一幅暖色调的油画。我不知道这叫不叫亲情，但之于我，没有比这种感情的交流更美好而亲切的了，他是不是很像个父亲？你可以反抗他，他可以冲你发火，对峙一阵子，又和好如初。一个少小孤寂的孩子，还能期盼什么样更美好的亲情呢？
他一如既往地热爱俄语，悲叹学了俄语却没去过苏联，更没上过苏联的大学，他希望我能什么时候圆他的梦——他没直说，只是说“中苏早晚会好的，你们还有机会去看看”。
可1977年大学恢复高考时没有任何大学的俄语专业在我那个省招生，这着实叫他大为失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你可以报别的外语专业，仍然考俄语，只要你俄语考好了，也许别的专业也会收你。这种主意只有他能出，因为他是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在行。
可我却一门心思要考中文系，将来当作家，第一志愿坚定地报中文系。他很失落，但仍然劝我第二志愿报外语。托他的福，我考上了，录取我的却是大学英语专业，对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我很平静，不很高兴，因为那意味着我要去从头学一门知识，而别的考生都是学过几年英语的，我只能当尾巴。可我的老师却比谁都高兴，逢人便讲“这孩子有出息”。
我真成了他的一件“三包”产品，上大学后他又到学校去找老朋友，求人家辅导我，帮我这个末等生尽早赶上去。看着他一天天苍老下去，仍在蹬着自行车为一个当年的学生奔走，我心里能不热辣辣的？他不懂英语，只能干着急，那样子又真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老父亲在一旁为自己学文化的孩子捏一把汗。
多少年后，我总算有了点出息，开始一本一本地出版译著，一篇篇地发表作品，我用英语做的电视片也通过卫星在海外播出了，昔日的同学能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我操着英语介绍中国的事。可他没能看到我“出息”，我还没拿到硕士学位，他就一梦不醒。我甚至是半年后从遥远的福建回北方才知道的。那半年做论文，很少写信。他那么刚健的一个汉子，谁会想到他溘然离去呢？刚过耳顺。
这些年也走了不少国家，流连忘返的异域风光自是难以数计，可最刻骨铭心的却是1988年的（前）苏联之行。尽管那个国家不像儿时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让我厌倦，可我对它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这多半是因为我在怀念逝去的老师。不能不怀念他。在苏联，我结结巴巴地说着俄语，那是十几岁上在中国的一个小城里偶然学了并爱上的语言，谁知道那点有限的俄语里有那么绵长的情感故事和亲切的记忆？我热切地逛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拍了一张张照片，我知道我也是在替一个渴望来而永远来不了的50年代的一个中国俄语青年教师在看莫斯科的一切。
他教过那么些学生，出息者众多，我不过是他关怀过的学生之一，他是广施爱心的。可对这众多者来说，他却是我们各自的唯一。
从上大学到现在，三十年的光阴，似乎多忙于智识的追求，可这背后的底色，却是一个情字。刚才讲的，无论如何是我亲情的重要部分，说到亲情，我不能逃避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