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妈妈死了，妈妈的亲人也死了，雅尤玛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地死去了，但九岁的她却活了下来。在中国医生的手里，雅尤玛挣脱了“必死无疑”的埃博拉病毒侵袭，康复出院那天，眼泪从雅尤玛的大眼睛里流了出来，她用生硬的中文断断续续地说：“谢谢，谢谢中国医生！”“你们……救了我……”
2014年春天至2015年春天的非洲大地上，数以万计的“雅尤玛”在中国医疗队的拯救下，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这是发生在两个相隔遥远的大陆之间的故事。
——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纪事
序：“僵尸”复活
人类以为自己很强大，其实在很多时候人的生命极其脆弱。比如我们遇到一种比头发细十倍，只能在显微镜里才看得清的那种叫“埃博拉”的病毒时，几乎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在非洲丛林和河流丰盛的地区，人类很容易被埃博拉缠上，而且几乎防不胜防。这种热带病毒的本事是超级的，一旦它避开可能的防御后，就会将人的骨骼和肌肉之外的任何其他器官及生命组织都视为进攻对象，且无往而不胜，其侵蚀的手段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一样。随后，那些进入人体中的病毒细胞，会很快自我复制并袭击人的血细胞，使得人体的血细胞开始死亡并凝结在一起。于是凝结的血块立即堵塞血管，切断你全身的血液供应，接下去那些受感染的器官即刻出现死片，一片片地衰退。这个时候，病毒蛋白质则以不可抗拒的凶残势态，向人体全面发起进攻，其势不可挡。于是人的全身皮下出血，所有孔窍跟着出血不止，同时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直至生命停止……如此稀奇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过程，正是埃博拉妖魔得意忘形地灭绝人类的“序幕”。人死了，但埃博拉的使命没有结束，它会潜藏在人的尸体中数百小时，并不断随腐烂的尸体一次次涅槃、复强，并等待着更多的“美味”到来。因为它知道，居住在非洲的人类有个传统：一个人死后，他的亲属和朋友会在下葬时不停地抚摸死者的身体，而且作为亲属还要为死者剖腹，取出五脏六腑，这过程恰使潜伏期待之中的埃博拉有了重新开辟新战场的机会，于是“大兵团”的病毒开始对付芸芸众生。这一刻，我们人类不用说毫无半点还手之力，就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结果是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且死相极其恐怖，毫无尊严。
40年前的1976年9月下旬，一向非常讲究的传教士马波罗·洛克拉先生的死及其死状便是如此。洛克拉先生是第一位被世界公认的有文字记录的埃博拉病毒殉命者。他生前一向追求的体面和尊严，在丧失生命的那一刻也随之丧失殆尽。“眼睛、鼻子、嘴、耳朵，还有肛门、生殖器，全都渗血，皮肤爆裂，四肢萎缩并弯曲……比鬼比魔似乎还要可怕。”洛克拉先生的学生这么说。
死在南苏丹与原扎伊尔（现刚果·金）北部巴姆巴地区一个叫雅布库村庄的洛克拉，其葬礼该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他的妻子、母亲、岳母等女性亲属，要为他剖腹清脏，清洗消化道中残留的食物和粪便——据说这样可以清洁地去见上帝。但洛克拉的葬礼才结束几天，他的母亲、妻子、岳母和参加葬礼的其他人，一个又一个倒下，并且出现与洛克拉一样的死亡前兆：发烧、呕吐、出血……之后两三天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一共死亡18人，唯独有身孕的洛克拉的妻子没有死，可后来发现她腹中的婴儿是死胎。
另一幕因洛克拉先生引发的恐怖景象更为惨烈：那天在洛克拉发病时曾为其注射的修女比塔也在几天后开始发烧，并在七天内救治无效而亡。比塔是个善良而热心的修女，村民们平时喜欢与她接触交往，但这一次大家因此付出了代价。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与比塔接触过的几十名村民紧随其后相继死亡，在他们死亡之前有人被送进医院，可任何药物都无法挽救其生命，结果反倒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以雅布库村为中心、半径50公里内的55个村庄被瘟疫袭击，有397人死亡。后来当地一家天主教医院的修女们赶紧向政府求救。面对突发而来的怪病，当时的扎伊尔政府也束手无策，立即求助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派出由著名的病毒学家卡尔·约翰逊先生组成的一个专家团立即赴病毒流行区。然而，这次却让经验老到的约翰逊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根本找不到这一可以在短时间内立即让人命归西天的病毒行踪。一日，约翰逊先生站在雅布库村边的那条叫埃博拉河的岸边，无法纾解内心的压抑与痛苦。那一刻，约翰逊忍不住想起了他祖先在14世纪40年代因一场黑死病而丧失生命与家园的悲惨情形。那场瘟疫中，人类共死亡7500万人，占欧洲当时人口的近半。约翰逊想到这里，绝望地看着从他身边流过的埃博拉河水，无奈地独自流泪……这一夜，他向自己的政府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写报告，在报告中他这样形容：“可耻的、无法防止其侵袭的、比当年黑死病更为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将在非洲大地形成对人类威胁最大而且无法控制的灾难。”
埃博拉由此成名，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危及人类安全最高级别的“四级”病毒（艾滋病和非典为三级）。
埃博拉的厉害之处并非单一的致命迅速神奇，还异常狡猾。它来无踪、去无形，轰轰烈烈杀人类一场后又突然销声匿迹，久隐于广袤的非洲密林沼泽而不见。当我们人类以为它久已灭绝时，它又会跃然而出，再来一次“吃人战争”。
有如此记录在案：1995年4月，民主刚果基奎特市及周围发生又一场埃博拉袭击，发病315例，死亡245例，死亡率77%；2000年8月—2001年1月，在乌干达北部再起埃博拉病，发病425例，死亡224例，死亡率55%；2002年10月至次年3月，刚果共和国发生病例143例，死亡128例，死亡率89%……由此世界卫生组织给出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的一个估计：平均死亡率达88%。
“绝对的恐怖和恐惧”“有史以来最厉害和不可治的病毒”“人类的绝杀手”“超级生物杀人器”……埃博拉病毒的名气可谓大矣，超过了几乎所有已发现的病毒。
叫人心惊胆战的还有：埃博拉死亡者中竟然还不时冒出些令你魂飞胆裂的“活死人”。何谓“活死人”？用中国人的话来形容，就是复活的“僵尸”。在埃博拉流行区，据说经常出现可怕的尸体突然会跳起来变成了“活人”，而且像疯狗一样，张着血口，到处追赶所有动物，尤其是人类，逮住后便拼命撕咬，直到你动弹不得，并传染上病毒，成为另一具埃博拉尸体。这绝不是传说和夸张，如果你不怕晚上做噩梦的话，可以用手机搜索一下“百度”，上面有不少埃博拉“诈尸”和“活死人”的图片。我只看了两次，就再不敢搜了。你敢吗？我引来一段利比里亚疫区描述“僵尸体”复活的文字：
致命病毒埃博拉仍在疯狂肆虐。近日，亚宁巴县有两名女性感染者死亡后在被送去埋葬的途中突然醒来，然后居然窜进村子见人就撕咬，造成当地居民极大恐慌。人们称这种死亡后又活过来的尸体叫“活死人”。据专家讲，“活死人”现象就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疾病。患者由于染上埃博拉后，连续高烧，陷入昏迷，而这一症状与临床死亡极为相似，所以有些埃博拉患者经常被医院认为已经死亡。但或许几个小时、十天后又突然苏醒过来，并且进入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状态。这个意识下的病人，将撕咬所有运动着的动物，包括人类和动物。外人看来，这个“忽然复活的死人”嘴角流着鲜血、眼神呆滞，形象丑陋，完全是一具活脱脱的“吸血鬼”或者“诈尸”。通常在出现这种情况时，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慌加之数倍……
现在，本与非洲大陆远隔万里的中国人竟然与“埃博拉”也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命运如何？这是本书的主要叙述内容——
1.死神不请而来
在网络“世界旅游手册”上，有条醒目的提示这样说：全球12个最不值得去的城市，非洲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列其前茅。有“驴友”如此说，千万别去这个热带病毒随时送你上西天的地方。不仅如此，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场，是座毫无趣味可言的水上鬼城。此外，政变频发，你绝对不知道那里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远离这个鬼地方是最明智的决定。
如此不值得去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中国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却已经有23批人员在那里长期驻扎。
说起“中国援非医疗队”，估计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知，尤其是我们自己。始于1962年的7月3日，非洲大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反法武装斗争赢得胜利而宣布独立，但随之这个刚刚独立的非洲穷国面临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国民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世界求救，因为热带非洲病几乎每年要袭击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独立后的人民生命仍然根本得不到保证。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和对非洲兄弟的友谊，同样正在被封锁的中国政府，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批准下，立即向阿派出医疗队，这个时间是次年的1月，即1963年1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援外医疗队历史的第一个行动，当年我们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三个医疗队。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向非洲派遣医疗队从未间断过，并且至今已向非洲45个国家派过医疗队，几乎覆盖非洲所有主要国家，我医疗队员人数超过1.6万人次，使2.6亿非洲人民得到了来自遥远中国医疗健康方面的无私援助。“中国”“中国医生”“中国天使”，今天的非洲大地上，中国医疗队的名声传遍每个角落，非洲人民就是因为这份感情，认识了中国，结帮合力于1971年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在之后几十年里又在各种国际场合支持中国政府的所做所为。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中非传统友谊”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中国医疗队半个多世纪在非洲播下的可歌可泣的友谊与精神。
有位被非洲兄弟称为“光明使者”的中国援非医生叫乔世辉，他在非洲工作了12年，1990年去时，老乔还只有40岁。“那里都比较穷，但病人多。我每天大约要接待100个病人，我们的医生每人都要负责30张病床，工作量巨大。”乔医生这样描述他这12年中所处的工作环境，“我们的病房通常屋顶是漏雨的。到了雨季，就得用大毛巾堵在漏雨处，如果雨水把毛巾浸透了，我们就把它拧干重新换上，再不行就得用自己的毛巾被，甚至是衣裤。常常一天十几个小时就诊，只能喝两瓶矿泉水。”
“12年中，我得过10次疟疾……”乔医生很平常地诉说这一数字。其实，在非洲贫困地区，患上一次疟疾就可能丧失一条生命。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中国的屠呦呦，就是因为她发现抗疟疾药青蒿素，而她的这一药物被中国一个个援非医疗队带去拯救了数以百万的生命，因此人们称屠呦呦是“真正的天使”。
过去我就听过很多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
广东省派出的援非医疗队是1971年第一批到赤道几内亚的。在他们的第六批援非队员中有位叫何贤杰的医生，在工作两年后突发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何医生因此长眠在远离故乡万里的非洲大地。葬礼那天，这个国家的总统夫妇亲自到墓地为逝去的中国医生培土，成千上万人出席葬礼，他们多数是何医生为他们看过病的人。
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可以另著一书。2014年央视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榜中，中国援非医疗队列入其中，这是十三亿祖国人民对他们几十年来所付出的贡献和在非洲播种友谊与精神的一个崇高致敬。
我们再来把目光落到那个在“驴友”眼里“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去过这个“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的中国人和当地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尽管可以不认识、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或又换了谁，但不会不知道在这座没有几条马路、没有几盏路灯，甚至没有一辆出租车的一国之都的城里，有座特别漂亮、每天灯火辉煌的中几友好医院。
“这是我国政府援建的，于2011年开业就诊，全院有300张病床，在几内亚是最大的综合医院，在非洲也算得上非常现代化的医疗机构了。”孔晴宇，中几友好医院的中方院长、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他在国内的身份是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著名心脑血管专家。
“我们知道埃博拉在几内亚传播应该是2014年3月24日那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那一天是周一。”孔晴宇说，“周一这天，医院和我们队里都要开个会，通报一些重要情况。”
这一天，几内亚政府正式向外宣布已经有58例埃博拉感染患者死亡。“在非洲这样的地方，死几十个人，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恐慌，人们依然照常扎堆地该歌则歌，该舞则舞，他们习惯了身边有人死亡，有人出生，所以当政府宣布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时，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恐慌。倒是我们这些经受过‘非典’的中国医疗队员们重视了起来。”孔晴宇回忆说，“那天作为中方院长的我内心立即紧张起来。因为我听队里的几名医生讲，在中几友好医院，上周接受过两例症状与埃博拉非常相似的病例。第一例是18日进入我们医院的，两天后死了。第二天又接收了一位女患者，那女的还有身孕，没过周日这女的又死了。22日又来了一位男性患者，脑中出血，当时我们对埃博拉病毒都一无所知。但凭经验，也凭十年前我们安贞医院作为抗非典的主力医院，我立即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事绝不能粗心大意，科纳克里可能已经有埃博拉袭击，我们医院也就是袭击的第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的医生呢？我们的医院有没有传染上了呢？当时我最紧张的就是这个……”
孔晴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嗓子似乎仍然有些发干。当天开会询问的情况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孔晴宇用从未严厉过的目光盯着队友、同是安贞医院同事的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曹广：“曹广，18日的那例病人是你接诊的，你说说那患者的情况和你们接诊的过程。”
一向不把事情看得特别严重的曹广扫了一眼自己朝夕相处的十几名队员，最后眼睛对上了队长孔晴宇，说：“是。那是个黑人，做生意的，44岁，进来后说是肚子疼，呕吐，看上去不是太厉害。我们初诊后就给他办了入院手续。但第二天就出现了出血现象。这天正好我值班，一早刚到医院，护士就对我说，18床，就是前一天住进的那个商人情况不好。我就马上进病房去看。见他在床上躁动不止，翻来覆去，很痛苦的样子，上前一诊，发现患者已经脑出血了。就赶紧让他去做CT。CT结果证明他确实已经脑出血。当时对这个病人的病情我还一直在纳闷：是啥病呢？晚上听说患者已经没了，死了……”
孔晴宇显得非常恼怒，头也不抬地瞥了一眼另一位负责外勤的队员：“你把这个患者死后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那……那人死后，被家人拉回了老家。可……可葬礼结束后，几位亲属相继病倒了，并且全部……死了。”
天！中国医疗队员们紧张得面面相觑。会场一片寂静。
孔晴宇继续追问：“曹广，第二例病人的情况呢？”
曹广：“那女的？”
“前天也走了。”女队员吴素萍帮曹广回答道。她说的“走”，就是死的意思。
中国队员们的眼睛都惊圆了。再没有人敢做鬼脸和开玩笑，包括平时啥都满不在乎的曹广。
“曹广！”
“哎，孔队，啥事？”曹广被孔晴宇的喝令，震了一下。
孔晴宇：“现在我问你，你要认真地回答。”
曹广小心翼翼地：“明白。”
孔晴宇：“你在给那个商人就诊时，触摸到他身上了吗？”
曹广：“那是肯定的。第一天我和盖思姆医生一起去的，患者呕吐时我就在现场……”
孔晴宇立即紧皱眉头，又问：“听说今天你又跟盖思姆为那个刚进来的脑出血者动手术了？”
曹广：“是。今天动手术时，我们的好朋友盖思姆情绪不高，我还笑他是不是因为前天被人顶替到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的事影响情绪了，他摇摇头，说是周日发烧了，累的。嘿嘿，我当时还笑盖思姆一定是心里不爽。但就在做手术时，我看到了几内亚政府发出的埃博拉疫情消息，因为我不懂法语，问翻译后我就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说不准埃博拉已经到了科纳克里，到了我们医院，盖思姆可能也传染了……”
孔晴宇突然不冷不热地：“科纳克里？我们医院？盖思姆？那你呢？我们呢？”
中国医疗队员一听队长的话，全都惊傻了。其实，孔晴宇并没有把最后的“你呢”“我们呢”两个反问说出口，而是用冰冷而严厉的目光扫了队友一眼，特别是曹广和吴素萍。
吴素萍是治疗胃病的内镜专家。18日进来的那位患者出现严重呕吐时，吴素萍与几方胃镜专家盖卡一起为那人做了胃镜，并且在第二天抢救那患者时也在现场。
小会议室里，除了孔晴宇队长的话外，已经听不到其他人的半句话了，大家感觉到的只有彼此的心跳声，紧张啊！
“从现在开始，大家必须高度警惕，绝对不能马虎。在参加就诊时，必须要提前防护，之后要严格清洗……这是纪律，人人都要严格执行，而且相互监督。”孔晴宇最后用异常沉重的口气宣布道，因为眼下谁也不能确定医院连续出现的死亡者到底是不是就是埃博拉患者，可也没有谁能确定他们就一定不是埃博拉患者。然而，从种种迹象看，埃博拉这位具有高超本领绝杀人类的死神已经不请自来。
“24日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睡着觉，因为我基本判断我们医院已经有三例埃博拉患者了，可怕的是这几天里我们谁都没有防范，我们的医生和几方的医生及护士，也完全成为埃博拉的袭击对象。我虽不是传染病专家，可从经历的‘非典’与有限的关于埃博拉病毒的一些知识来看，如果一旦确认我们这里已经死去的三位患者就是感染埃博拉的话，那我们和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等于是处在疫情重重包围之中。而凭我的经验，当时我就基本判断我们接诊的那已经死去的三例就是埃博拉患者。你想想，身为医院中方院长、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的我，当时的压力和内心的紧张程度啊！”孔晴宇如此说。
他的话不无道理。假如——其实后来证明孔晴宇当时的判断完全准确，他所在的中几友好医院18日的那位商人患者和怀孕的女性患者及22日送进的男性患者全是埃博拉感染者，而且全部死亡。“当时在这三位患者入院和治疗过程中，我们整个医院根本不知也不懂得如何防护埃博拉病毒，尤其是我们这些参加诊断和治疗他们的医生，不止一次与患者近距离接触，这意味着他们或者已经被埃博拉病毒传染。如果这几个参加接诊和治疗的医生感染了埃博拉，他们每天又像平常一样回到大家中间，同吃同住，打打闹闹，搂搂抱抱，这不是全体人员都处在埃博拉的伏击圈内嘛！一想到这儿，我简直毛骨悚然，大汗淋淋。晚上，我把我们在几内亚所处的困境和当时的危急情况向国内的北京计生委和我自己的安贞医院领导做了汇报，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提供些有关埃博拉病毒的基本知识和防治措施……”
这晚孔晴宇彻夜未眠。其实另外十八名中国医疗队员也是彻夜未眠。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两位直接接触过“疑似”埃博拉的队友——曹广和吴素萍担忧。在为战友担忧的那份心中还重重地存在着另一种更深的忧虑：曹广和吴素萍大夫每天与我们所有的人工作、生活在一起，万一他们患上了埃博拉，我们这些人会不会也……
“别去瞎想了！想了也没有用！听说这埃博拉比当年我们北京的‘非典’还厉害，死亡率达八九十哟！”
“我才不信！哪那么巧，这埃博拉就悄不留声地到了我们这儿？再说，非洲这地方，怪病太多，咱接诊的那仨，谁知道是啥病呢！睡睡，明天再说吧！”
中国医疗队员的宿舍里，男女队友们有的对着床在黑暗里对话，有的在手机里互发短信，议论着自己的处境和心境。
这一夜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这一夜，中几友好医院也过得不容易。22日送进来的男性患者手术后仍然脑出血不止。
这一夜，几内亚整个国家也过得不容易。在前一天公布自己的国家暴发埃博拉病毒后，身处病毒原发地和最严重的地区似乎并没有人对此重视起来，依然我行我素。政府官员哪里知道，那里处在极度贫困的国民和患者们清楚一件事：一旦被怀疑自己患了埃博拉，必定被强行送进医院打上致命的一针，被他人强行送上“文明的断头台”——当地居民在遇上瘟疫时，饱受了这般“待遇”，因此他们把政府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文明的断头台”。
面对埃博拉，穷人如此行，如此为。富人则不一样，他们感觉情况不妙，便会不顾一切、想尽办法地从四面八方赶到首都，找到国家最好的医院——中几友好医院，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唯有可能拯救他们生命的只有中国帮建的这所医院和中国医生。其实18日曹广等接诊的那个叫Savane Mory的患者，就是这种情况。他本人就是一位算有钱的商人，当他在埃博拉疫区做生意时感觉不舒服后，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便花大价钱雇人将他弄到了首都中几友好医院，以求不死。两天后，这位有钱的商人确实也见到了中国医生，事实上中国医生也极其负责地给他救治。但，由于大家都不知道埃博拉是咋回事，而且世界上根本也没有发明可以阻止这种病毒继续进攻的药物，更不用说如何治疗了。Savane Mory先生的死似乎是注定。可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他自己的死已经够叫人吃惊，关键是他还害死了全家人，而且把最可怕的病毒，从遥远的丛林沼泽地区带到了首都，带到了最易引发传染的首都最好的中几友好医院，带到了原本与这个国家、与埃博拉病毒毫不相干的中国人中间……要知道，十九个中国医疗队员后面还有近十四亿中国人，近十四亿中国人中有一点二亿人次每天在世界各地与全世界六七十亿人交往着！
孔晴宇平时是个极其冷静的大夫和专家，他是给病人做心脏搭桥手术的一流专家，他的承受能力也是一流的。他接受我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在最危急的时候，身在其中的高明的医生一般是不会恐慌的，越淡定，自己的能力和专业越能发挥好。”
“但2014年3月下旬在科纳克里的那些天里，尤其是刚刚得知自己的队员与埃博拉患者有亲密接触时，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尽管表面上在大家面前保持着镇静，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其实无法形容。”一年多以后，孔晴宇坐在他那狭窄的安贞医院办公室里，这样对我说。
第二天即2014年3月25日，孔晴宇以中方院长和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名义，召集中几友好医院全院医护人员尤其是中国医疗队员，宣布：前几天医院收接的“一号”“二号”“三号”是严重的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从今天起，医院需要进入紧急状态，一切接诊、收接病人，治疗和后勤等所有环节，必须按照防治埃博拉要求执行。
“你们在原地休息。今天到医院交班的就我一个人去，其他队员全部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得外出，更不能擅自到医院外面去，要出去必须向我请假。”孔晴宇对中国医疗队员们下达死命令。
“有点像关禁闭啊！”有队员嘀咕道。
“队长，我还得跟你去吧。”是翻译罗丽在说话。
孔晴宇点点头：“你跟我一起去。”
之所以这样当机立断地做出决定，是孔晴宇凭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因为既然埃博拉是比“非典”还要高一级地通过相互接触和血液、黏膜、飞沫传染的烈性病毒，在无任何药品可以治疗的情形下，隔断与病毒的接触和尽量不让病源与人之间有任何联系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无药可治的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其实孔晴宇能果断选择这一决定，还与他昨晚与国内不断联系所及时获取的埃博拉知识有关。
“但最主要的是我对医院当时已经出现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做出的专业判断。”孔晴宇说，“虽然在当天的会上我没有直说已经肯定我们的医院已连续出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但在我心里已经做了肯定。正是这份专业判断之后的肯定，让我第二天就正式向全院和中国医疗队做出果断决定。要知道，通常情况下，宣布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有病毒标本并经专业实验室测验结果报告出来后才可为的。可当时的情况已经十万火急，想想：我们不仅连续接收了三个高度疑似的患者，且其中两人已死亡，死亡者中又有一个感染了家人，造成家人倒下一片，这不是典型的埃博拉病毒传染的结果吗？再说，科纳克里虽然落后，但一旦发生严重的传染病毒感染时，人家还是会拼命地往好医院走，从总统到市民，个个都会这样做，而当时我们的医院不仅是首都科纳克里的医疗中心，还是埃博拉病毒传播地，这种危害性太严重和可怕了。何况医院里有我的十八名队员，科纳克里及几内亚全国还有我数以万计的中国同胞。”
孔晴宇在25日所做出的决定，比几内亚政府卫生部部长黑密·拉玛27日正式宣布在中几友好医院死去的那个商人为科纳克里第一例埃博拉早了两天，但就这短短的两天，用黑密·拉玛部长后来的话来形容，是救了半个科纳克里。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是神速的，如果孔晴宇不在24、25日及时布置医院采取有力措施，中几友好这个拥有三百张病床、几百位医务工作人员的大型医院，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埃博拉病毒携带者接触并相互传染，再有每天数百名来医院看病的人与医院的人交叉感染，这些人又回去，或在家里，或在城里与其他人再交叉感染，其结果是什么？其结果一定是整个科纳克里市满街都是埃博拉的疑似感染者。
战争时，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成败；在不可抑制的病毒疫情袭击下，一天、半天的时间同样可以决定数以万计生命的存亡与否。
孔晴宇功不可没！一年后的2015年9月26日，联合国授予孔晴宇他们的中国援助几内亚第23批医疗队“南南合作奖”，表彰他们在几内亚抗击埃博拉中做出特别贡献并坚持长达六个月之久的卓越功勋。这个荣誉在中国援非医疗队及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诸多队伍中也是独此一家。
这是后话。
2.生死心理战——21天
这里所说的“他与她”和“他和他”，是指的中几友好医院的中国医疗队员专家曹广和内镜专家吴素萍，以及该医院的几方医生盖思姆与女护士长苏玛。
他们四人都是好朋友、好同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上下班，即使下班后曹广还总被盖思姆拉出去喝酒。这两人的友情属于“哥们”式的，尽管一中一几两个国家、不同肤色，但盖思姆可不是一般的非洲黑人，他在中国留学十年，是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博士。作为中几医院的普外主任，盖思姆属于几内亚极少有的高端专家。年轻人性格开朗，不拘小节，中文又说得好，极有人缘，与中国医疗队员们关系更不一般。其性格与曹广相近，又分别担任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副主任，所以2012年8月，曹广到科纳克里的这所医院后，两人亲如兄弟，常形影不离。
曹广在中国医疗队里，又是“帅哥”一级人物，加上医艺高人一等，自然很容易获得非洲大妈的喜欢。黑人女护士长苏玛最喜欢他，经常在曹广面前念叨她女儿如何如何漂亮、性感。曹广一听这，吓得双手高举喊“NO”“spare my life”（饶命）。苏玛双手叉腰，胸前抖着一双硕大的乳房，气急败坏地指着“逃亡”而去的曹广背影，说：“你不能看不起我女儿！她是个黑珍珠，非洲最好的黑珍珠！”
有人告诉苏玛：“曹大夫是有妻子的人了。”
苏玛满不在乎地立即回应道：“这不是问题，我们这里的男人可以娶很多妻子，娶得越多，证明你越有地位。”
于是中国医疗队员们私下里常拿曹广大夫开玩笑：“为了搞好中几两国关系，你可不能得罪苏玛哟！”
只有这个时候，平时啥都不放在心上的曹广才会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吴素萍则不一样，她是属于那种稳重型的女性，只要她一站那儿，那些再捣蛋和调皮的病号，也会乖乖地听之任之。别说是病号，就是那些同样爱调皮捣蛋的几方医生，只要“吴大夫”在场，他们一定会规矩得多。
“盖卡先生，你今天的脸色看上去很不好哟！”就在17日上午，吴素萍与胃镜大夫盖卡一起工作时，发现对方体力不佳、精神萎靡，便问。
“几小时之前，医院接诊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患者，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所以今天感觉特别的疲劳……”盖卡医生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今天你多歇歇，有事我来做。”吴素萍像往常一样，温馨地去帮助盖卡戴好防护手套、整理衣服。
事后，中国医疗队和吴素萍都知道，盖卡说的接诊的那个使他非常疲劳的患者正是医院第一个，也是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出现的第一例埃博拉患者，而且那患者第三天就死亡，后又造成他三名家人死亡。更可怕的是，盖卡不日也出现了发热、呕吐，并很快也确诊是埃博拉感染。
与盖卡大夫一直在一起工作的吴素萍大夫成了埃博拉感染者的“重大嫌疑”！
与此同时，年轻的普外科主任盖思姆大夫突然也无精打采了！不仅如此，又开始转为发热、呕吐……
“盖思姆，你今天怎么啦？无精打采的。”周一，即24日那天，在手术室里与盖思姆一起工作的曹广，看着反应异常的哥们问。
“没事。”盖思姆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这一天盖思姆大夫比平时任何一天都显得无精打采。
“兄弟，千万别为一点小事烦心啊！机会以后有的是，我来帮你协调。明白吗？”曹广以为盖思姆内心还在为别人顶替他去北京培训实习的事生气，便如此安慰道。盖思姆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
但到了周二，盖思姆步盖卡后尘，也倒下了，并且在两天后，与盖卡一样，同时被确诊是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真是晴天霹雳！
今天是周二，我们全体队员没有上班，老大（指医疗队队长孔晴宇）和罗丽去交班了。没想到上午又说普外科收了一个类似的患者，看来在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前，我们还是不要去医院了。目前病毒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是不是还会大流行也都不得而知……自己目前感觉还好，但晚上的体温到了36.9度，头也有点儿沉，哎，希望没事……
这是曹广在2014年3月25日晚写下的日记。
这一夜其实曹广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他赶紧先测体温，再偷偷地观察了一下自己的粪便：有些发黑，但感觉好像不是血便。大夫出身的他，心里有些忐忑。“观察看看再说吧！”
这一天是几内亚官方公布埃博拉疫情的第三个日子。几内亚卫生部门向全世界宣布，截至3月26日，全国共发现疑似埃博拉感染者88例，死亡63例。
死亡率相当高啊！几内亚政府对如此严重而无法抑制与防治的埃博拉病毒传染疫情，束手无策，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求助。与此同时，设在科纳克里城里唯一的一所可以检测埃博拉病毒标本的东卡医院忙得喘不过气来，作为技术支持的法国里昂医疗机构迅速又向科纳克里派出一个流动化验站，帮助检测埃博拉。在当时，能够检测像埃博拉这样特异的传染病毒，必须具有四级病毒检测实验室，而在世界上仅有几个国家有这种设备，法国是其中之一。我们中国在当时尚属这种四级病毒实验室的在建国。检测标本才能确诊是否是埃博拉，有了检测结果方可实施隔离与救治措施。然而，当疫情如狂风暴雨突然从天而降时，仅靠检测标本结果出来后再采取应对办法，恐怕早已失去太多抑制埃博拉传播的机会。
中国医疗队正是处在如此最危急的时刻。偏偏在此刻，自己队伍里有两名医生与埃博拉患者“亲密接触”，怎么办？
一旦确诊，后果不堪设想。彼此又都是医生，谁都清楚结果。
曹广更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不能让自己击垮自己！更不能让队友们担心！”怀着这样的心境，所以尽管当晚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他仍然装出一副啥事都没有的样子，休息时照旧拿着乒乓球拍去准备打球。
但这回孔晴宇没有放任他：“老曹，你去哪儿呀？”
“噢，是老大啊，我去打球！”曹广回头一看是孔晴宇，回答道。平时队员们都称呼孔晴宇为“老大”，是一种纯粹的尊敬和亲昵。
“现在跟你说件事。”老大今天的神情很凝重，眼神也没有直视曹广，说：“你是专家，不跟你绕圈了。现在我们十三亿中国人中，你离埃博拉最近。所以要对你实施隔离……”
“没问题。行！”曹广似乎早已料到似的，应了一声后扭头朝乒乓球室跑。
“哎哎，老曹你回来！”
“怎么啦？”
孔晴宇隔着曹广有两三米远，招招手，口气变了：“你不能乱跑了。现在就隔离！”
曹广一愣，立即又佯装轻松地：“好好，我服从、服从。”说着，又调皮地上前要去握老大的手。
“别别，从现在开始，你可不要随便跟人握手什么的……”孔晴宇认真地说。
“这么无情？”曹广半真半假地盯着自己的老同事、老队友中国医疗队的老大，想寻找答案。
孔晴宇忍不住笑了，他太了解自己的这位得力干将和老友的性格了。然而此刻，孔晴宇作为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中国医疗队队长，他的责任重如泰山。他绝不希望自己的队员尤其是同从安贞医院出来的同事有任何闪失。孔晴宇想起了两年前他带这支队伍离开北京时，曹广的妻子丁汶曾悄悄地跟他说过一句话：“孔头，曹广这人啥事不放心上，你给我对他管严点，我可把他交给你了！”是啊，十八个队员，他们的家人几乎都悄悄地跟孔晴宇说过这样的话。在几内亚的日子里，孔晴宇几乎每天都在心上扛着这十八个家庭的重托和千斤担子。千小心，万注意，看，偏偏现在遇上了要命的埃博拉！偏偏又让曹广这家伙赶上了！想到这里，孔晴宇眼里有些发潮。
“哎，放心，我回自己的房间！”倒是曹广用胳膊肘捅了捅孔晴宇的胳膊。已经远出十几米的他，回头又添一句：“再见，亲爱的老大——我没接触你，是用胳膊肘跟你招呼的。”
战友的身影消失了。孔晴宇站在原地良久。他感觉刚才曹广与自己分别的动作很有意思：没有握手。遇上埃博拉病毒传染时，人与人之间见面时显然不宜握手，但礼仪有时仍然不能少呀！怎么办？对啊，用胳膊对胳膊，不也是一种亲近友好的举止嘛！
孔晴宇觉得“战争”一旦来临，会让他们迅速学会平时一些不易学到的东西。比如现在他们发明了另一种礼仪——用胳膊进行彼此的埃博拉见面礼。不曾想到，他们的这一发明在埃博拉病毒疫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
我们再来说另一位需要马上隔离的中国医疗队女队员吴素萍。
“吴素萍可不像曹广那么啥都不当回事，她又是一个女同志，平时就极为胆小。我记得有一年外援回国探亲的途中，我们一起在巴黎机场转机，因为一同走的人先上了摆渡巴士，吴素萍晚了一步，当时我就看她脸色刷白。这么个胆小的人，现在我们要向她宣布她是严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疑似者，那还不吓瘫她呀！我一想，不行，绝不能光我一个人去向她宣布，得找个人，找个女同志，这样一旦吴素萍出现啥情况，好有人去扶她起来呀！”孔晴宇回忆当初的情景时，仍然让我感到有些惊心动魄。
但事情完全出乎意料。当孔晴宇带着队上全副武装的女干部刘小丽一同去向吴素萍宣布隔离命令时，想象立马会瘫下或哭出来的吴素萍竟然极其平静地对孔晴宇说：“队长你放心，我一定服从隔离，马上就去。”说着，轻轻地转过气质优雅的身子，朝自己的宿舍走去，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望着队友纤弱但又无比坚强的身影渐渐远去，铁骨铮铮的孔晴宇在那一刻双眼湿润了……
接下去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每时，我都在关注着他俩的身体情况，要求他们一天报告五次以上的体温测试结果。而两人的体温报告在当时既是我们医疗队上最重要的报告，而且也是我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向北京方面报告的重要情报，它牵动着祖国人民对我们身处非洲大陆的数十支医疗队的关注与关心。我们真不敢有一丝马虎和闪失。”孔晴宇说，在曹广和吴素萍被隔离的日子里，一日三餐，他和刘小丽几乎天天都是亲自给隔离者送去。“我第一想借机让他们放下紧张情绪，第二监督他们是否按要求在保养身体、蓄存体力，这从医学角度讲也非常重要。没有坚强的身体，是不可能抵御像埃博拉这类高强度病毒的侵袭的。”孔晴宇小心翼翼地掰着手指在观察、分析自己战友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说话的语气和腔调，更不用说直接决定是否确诊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体温了。
“那些日子，几内亚在煎熬，我们所在的医院在煎熬，我们两位被隔离的队友在煎熬，我们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也跟着在煎熬。”孔晴宇说。
这是与死神较量的煎熬，这是意志和情感的煎熬，非亲历者无法体验，无法想象。
隔离者曹广在到几内亚工作后就开始有了记日记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一段“隔离日记”差点成了他的“遗书”。我们不妨选些内容，看看我医疗队员用生命抗击埃博拉的真实心路——
2014年3月27日
今天周四，自己感觉不错，昨天睡觉还好，早上体温36.1度。三餐都还有胃口，大小便正常。头稍微有点迷糊，似乎也是正常感觉，下午还打乒乓球，体力如常。不过下午收到坏消息，Gassimou,Gaolie还有我们科里的护士被隔离观察，而且Gassimou还有不舒服，Gaolie也被东卡医院留观。我也只好隔离观察。
中方人员已经通知严禁去往中几友好医院。如有突发高烧、头痛等疑似症状，请在采取严格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将患者送往东卡医院进行排查，不要直接送去医疗队驻地。严格控制当地人进入中方人员生活驻地。关键是科纳克里那个死亡病人我曾经接触过，好在接触很少，这还让我感觉好点儿。今天晚上队委会开会，正式决定将我隔离观察，哎，在这里还要经历一次传染病，真是麻烦。好在今天我还没有什么不舒服，希望自己能安全度过观察期。
当日，几内亚政府公布：全国确诊埃博拉93例，死亡63例。
2014年3月28日
今天天气很好，也是我正式隔离观察的第一天。先回顾一下新闻：根据几内亚新闻网的最新消息，科纳克里地区确诊4例埃博拉感染患者，目前在东卡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当地记者联系了几内亚卫生部部长黑密·拉玛（Rémy Lamah），他给出如下解释：这4例患者来自同一个家庭，他们的哥哥3月18日病逝，根据当地风俗，他们把他们哥哥带回老家村落安葬，村落的名字叫作Dinguiraye。在葬礼结束后，其中一人表现出了一些埃博拉的症状，于是他来到科纳克里就诊，医生给他做了化验，结果为阳性，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第二天该病人死亡……哎呀，那个死亡的病人就是我查体的病人，好在只是翻动了一下他的眼皮，没有更多的接触。不过，之后跟Gassimou接触了好几天，病房也每天都去，所以在昨晚正式接到确诊通知后，我也要求安全隔离观察，队里也做了相关部署。首先改变帮厨制度，全部由其他五名队委担当，我的饭由队长送来。外出严格控制，周末外出购物限定地点。门诊看病暂停，医疗队作为疫区暂时关闭。医疗和生活物资严格管理，减少浪费及交叉感染。今天我给Gaolie打电话，他说他在吉贝医院，感觉乏力，Gassimou、Naite、Madamu和Camara也在这里隔离观察，似乎还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但都有乏力头痛等症状，还要继续观察。我今天感觉还好，头略痛，但似乎以前也会有这种感觉，体力、体温都没有问题。早上体温36.6度。既然隔离就好好休息，我把钥匙也交给了队长，买菜也暂定为车昊和老大两个人。上午我把家里好好擦了两遍，也是好久没擦地了，正好用消毒粉清洗一下。早上我吃的牛奶鸡蛋，老大还给我拿了一个大花卷，但我没吃，喂鸡了。下午走走路，看看盘，也挺无聊。休息吧，终于没人找我干活了，好好清闲几天……
几内亚新闻网最新消息：截至3月27日，几内亚共发现103例疑似病例，死亡66例。几政府显然已经清楚如此突发而高死亡的埃博拉病毒传染将对整个国家的人民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危险，但仅凭自己的能力，只能就地待毙。
疫情显然势不可当。
2014年3月29日
今天是周六。早上体温36.2度，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据说Gassimou他们几个的病情也有所缓解，但愿老天保佑吧。不过今天那个胃镜室的大夫报告阳性，完了，我估计Gassimou也危险了，我也没准着上了。今天晚上体温36.9度，头有点沉，但没什么其他不舒服。观察看看吧。今天已经宣布吴老师和我一起隔离观察，看看吧。他们几个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
当日几政府宣布，截至3月28日，全国共有111名疑似患者，死亡70例。
2014年3月30日
今天是周日。自己感觉良好，早上没有不适。饮食、大便都正常。据说Gassimou他们几个的症状也有所好转，看来问题不大了。那个胃镜室的医生已经转到东卡医院就诊，希望也没有事情。目前距离接触患者已经13天，希望没有事情。现在也没有什么自己可做的，等着就行了。下午高参还打了电话给我，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如实说吧，也应该没什么事情……
今天我吃的也还不错，中午大虾、菜花、豆角、米饭，晚上吃的炸鸡翅、扒尖椒、炒芹菜、馒头。今天吃了一块菠萝，一个苹果，两个香蕉，两个橙子。喝掉两瓶水。要说也不少了。这一天我在外面活动了两次，做做自己编的广播操，挺好。
2014年3月最后一天是31日，被隔离的曹广大夫感觉依然不错，日记中这样说：“大小便也都正常。希望没事吧。”但外面的情况则越来越不妙。疫情暴发以来，几内亚总统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RTG）晚上8点30分的《新闻节目》中发表讲话，他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也对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所给予几内亚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并宣布自埃博拉疫情暴发至此日，全几内亚共有116例患者，其中72人死亡。这说明，几内亚的疫情已十分严重，到了全国动员的地步。
这一天，曹广在手机里收到了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参赞高铁峰激动人心的短信：
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
大家好，天佑我中华儿女健康平安！同胞们，战友们，不怕！加油！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坚持到底！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共渡难关！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奔向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一声声平安报来，一个个悬着的困乏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一股股暖流温暖全身。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眼下的危难，坚持，不怕，我们的心在一起，共同期待胜利的曙光。人不经事不长大，年轻的小伙子们、姑娘们，磨难让大家更加坚强，艰苦的环境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
看了高铁峰参赞并不太艺术的文字，曹广微微一笑，内心依然泛起阵阵激动之情。他感到并不孤独，他知道身后有伟大的祖国，有十三亿亲人。需要说一句的是：当时曹广和吴素萍的体温报告，连国内的计生委领导都是知道的。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每天也都在关注这两位专家的身体，显然既是对他们俩人的关心，也是对整个突如其来的疫情的高度重视。中国吃过“非典”的亏了，再不能让比“非典”更厉害的埃博拉病毒侵袭了。这一点曹广本人并不太清楚和知道。
我们来看看此刻的他。曹广一想到自己的家，他内心显然无法平静。两年前赴非洲时，家里人就不怎么赞成，但这是国家的任务，“国际主义义务”，最后还是同当医生的老岳父开口才把家里的“矛盾”给化解了。此次几内亚疫情暴发，曹广当然不能瞒着妻子丁汶。“你也是医生，该知道它的严重性。不过你无论如何不能透露给我父母，他们哪能扛得住啊？”小两口在电话和短信里一直为如何向老人“保密”密谋了好些细节。妻子丁汶是中医院的大夫，当年“非典”疫情时与曹广一起奋战在第一线，颇有经验。尽管如此，她极其担心远在非洲的丈夫。
“不管有多困难，你必须第一时间、原原本本地把情况告诉我！听到没有？求求你了……”几次，“异常坚强”的她忍不住说着说着，哭泣起来，如此乞求丈夫。
“没事。我说没事就是没事嘛！”曹广嘴里说得依旧轻松，但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
“那种在生与死门槛上等待‘判决’的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事后，他这样对我说。
我们再来看他当时原汁原味的日记：
2014年4月2日
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如常，身体还是挺轻松，测体温36.2度，不过一会儿就会升到36.4，到下午就都在36.7度。每天都差不多。昨天愚人节，收到了坏消息，Gassimou和Gaolie全部中弹，但好像症状不是很严重，希望大家能有缓解。昨天姥姥他们肯定坐卧不安了，给丁汶打了好几个电话，也是担心得要命。我老娘就没敢告诉她，还让我注意别乱摸病人呢，呵呵，还好她不知道，要不然得给老娘急坏了。这段隔离的日子让我感触很多，昨天医院跟我们视频，医院以后如果能记着当年我为安贞医院担当了这么一件事，也就可以了。再多的要求又有什么用呢？好在我有心疼我的老婆，还有老姐和老娘，这就足够了。哥们儿的问候也不少，这就可以了。这件事也告诉我：对人，尤其是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其实无论你对他多关注或者多不关注，他可能都不会在意，但他的心里会特别感激你的关注，至少我是这样。希望我自己能平安渡过此难，这件事对我将来的处事也会大有帮助。还有今天最坏的消息就是我的搭档Gassimou昨天下午突然死亡了，消息让我非常震惊，这个消息我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不希望他们再担心了。生死有命吧……但Gassimou的死让我很疑虑，怎么他会这么快就没了呢？难道真是思想负担过重造成的？前几天听说他不吃东西，还拔针头，真的是故意的？不是疾病造成的精神症状？可我有些不相信，他是医生，一个见惯生死的人怎么会这么脆弱？希望我的好搭档能在安拉那里得到安息。唉，这个工作狂还有好多想法没有实现，真替他惋惜。
盖思姆的去世，对整个中几友好医院来说是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对中方医疗队的冲击也是空前的，这是因为盖思姆不仅平时人缘好，而且医术在几内亚也是一流的，像他这样有中国留学背景的医学专家，非洲太需要了！盖思姆与中国医疗队的关系自不用说，有此人的存在，中国医疗队等于有了通往非洲人民和患者的一条坚实的桥梁，不用担心任何麻烦事。
“他是工作狂，平时不知道休息，不知道保护自己。2011年从中国留学回国后，就立志要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在我们中几友好医院，他是几方中工作表现最让人敬佩的一个，有时一做手术，一天甚至几天不见他休息。这回不幸传染上了埃博拉，宣布隔离后，盖思姆一直不相信，也不愿意，情绪十分抵触，甚至有同事帮他注射，竟然被他拔掉针管。他说他相信自己不会被感染，最要命的是他已经感染后仍然坚持要上班给病人看病。盖思姆很情绪化，平时也有这个毛病。可这回他遇上的是无法遏制的埃博拉病毒，他因此丧失了宝贵的年轻生命。”孔晴宇讲起盖思姆时，非常动情与沉重，“我记得非常清楚。3月27日对盖思姆隔离后，他就非常抵触，这一天一个上午都在跟医院的人吵吵嚷嚷。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这天中午。那时我正陪《人民日报》两个记者采访医院几方院长上卡马拉先生，这时已经被宣布隔离的盖思姆突然破门而入，很情绪化地责问院长为什么不让他工作。我赶紧举手，示意我们现在有事，可否一会再说。盖思姆平时对我和我们中国医疗队专家十分尊重，他看了我一眼，就退出去关上了门。我朝他挥了挥手。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与盖思姆挥手。4月1日下午2点47分盖思姆被埃博拉病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他不该走。安拉会在另一个世界保护他的……”医院内的许多病号都为盖思姆的去世感到惋惜，纷纷为他祈祷。
次日，作为盖思姆的好友，同处在生死门槛边的曹广向微信圈里的人发出一份长长的悼文——
今天我决定向大家汇报一件非常悲痛的消息，和我一起工作的医生Dr.Gassimou还有我们科一名护士Madamu Camara，因为在工作中感染埃博拉病毒，导致死亡。本人也因为曾经接触过患者，以及同Gassimou一起手术而目前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本人接触患者已经18天，和Gassimou最后一次手术接触11天。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们普外科是一次毁灭性打击，这里的外科医生只有我、Gassimou和另外一位年轻医生，现在一人去世，小大夫也因为病毒阳性目前在隔离治疗，目前情况尚可，希望没有生命危险。本人因为接触患者，并在其后一直与他们二人一起工作，感染危险性极高而队内隔离。好在目前本人尚无发病迹象。Gassimou是一名非常努力的医生，他在中国留学十年，此次返回非洲工作还不到四年。他的汉语说得比较好，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情谊，我们在工作中的合作也非常愉快。我们的普外科在手术量和住院病人数上，都比去年同期翻一番。吉贝医院开诊还不到两年普外科就遭此惨祸，真是令人心痛。Gassimou是工作狂，自从他在吉贝医院工作，他一天休假也没有，即便周末，也会经常来探望病人，这和我在北京的状态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我才非常喜欢他。因为非洲人大多比较懒惰，他的这个习惯，估计也是在中国养成的。就在疫情暴发的前一个月，我还劝他休假一个月，因为这是他们黑人的习惯。但他就是不愿意休假，他说他要努力，他要多做手术，也希望我们医疗队在手术方面多多给他帮助。我们来了以后，帮助他完成了第一台甲状腺手术，第一台开腹胆囊手术，第一台结肠癌手术等，每当我们完成一台难度较大的手术，他都会高兴地来向我们道谢，看着他像孩子一样地真诚，我们也很感动。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我们的住院病人经常能达到70%左右，20张床位最多收到过18个病人，这对于我们三个来说，其实主要是他们两个具体管理病人，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这也是我目前还没发病的原因。那个病人他们天天都会有很多接触，病毒量肯定远远超过我，这才使他们两人都发病，而且都是病毒阳性。Gassimou还有很多的理想没有实现，他希望自己还有机会回中国学习，他希望自己多挣钱让自己的老婆孩子生活更好，他希望自己手术技术再上一层，他希望以后能出国行医。哎，可惜这些愿望都没法实现了。为他惋惜。也为自己失去这样一个同事感到伤心。小盖，走好。他喜欢中国人管他叫小盖。这是我当医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战友因公牺牲，他们的死让我感触很多。在非洲工作，居然会有另外一种危险，我作为一名医疗队员，真正能体会到前辈们援非的艰辛。当然由于我是当事者，心理上的压力更是巨大。病毒带走了我的两名同事，还有一名在留观期间，我真的能幸免吗？希望自己命大吧！
几内亚的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且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周边国家甚至宣布采取关闭与几内亚的陆路边境和停飞航班的措施。更多国家也先后宣布了禁止自己的公民到几内亚旅游，据传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也在考虑限制公民到几内亚旅游……总之，几内亚成了一个恐怖之地，谁也不想在此刻接近它。
截至4月2日，几内亚全境感染埃博拉病毒137例，86人死亡。
4月3日的疫情依然在往上蹿动，疑似人数和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增长。到4月4日，首都科纳克里的感染人数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死亡人数也有大的上升。值得关注的是几内亚邻国利比里亚也已经出现了7名埃博拉死亡者。另一个邻国马里也报告说发现3例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几内亚必须举国行动起来！”“几内亚必须对这场致命的瘟疫负起责任！”非洲兄弟们开始紧张和愤怒起来，并且将矛头指向埃博拉发源国。公平地说，不是几内亚不努力，而是它实在太穷，太落后，一个国家找不出几十个医生，而且像中几友好医院这样的一流医院，在埃博拉病毒袭击的第一时间里，如盖思姆等一批最优秀的几籍医疗专家，他们都是冲锋在第一线，而且多半牺牲在拯救同胞的岗位上，其精神令人敬佩。他们中间多数还都是到中国学习过的留学生。在这场意外的病毒侵袭中，死得悲壮，死得格外令人惋惜。
在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几内亚政府确实也没有少下力气。一方面他们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加大预防的宣传力度，落实各项措施，要求本国民众避免加工和食用野生动物，疫区居民减少流动；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死亡，死者尸首一律就地处理；同时保持镇定，不信谣，不传谣，配合政府和国际组织做好疾病控制。首都科纳克里市还号召市民自4月5日至6月5日的两个月内，每逢周六举行全市卫生大扫除，清除垃圾，减少疾病传播，想通过“人民战争”来遏制疫情。几内亚机场也安装了体温检测仪，所有旅客出发时须填写健康表。检测超过38度的旅客将被带到隔离诊室；旅客与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的，接受抽血检测；检测为阳性的，将被送往东卡医院隔离。所有这些做法，让人联想起当年中国“非典”时期我们所采取的一项项措施。而这，其实就是孔晴宇他们中国医疗队一直在帮助当地卫生机构和政府部门所出的点子与招数。“当年在‘非典’时我们就这么做，管用。”中国专家们的建议给了几内亚同行最有效的经验。
然而，此刻的埃博拉病毒如同一个无法无天的吃人幽灵一样，借着人类束手无策的机会，张着巨大的喷血之嘴，丑陋无比，每一天都在寻找可能的机会，从几内亚开始向外扩移，并且形成越来越强大而神秘莫测之势，等待着向人类发起更大规模的绝杀机会……
世界开始因它颤抖。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身处暴风骤雨最中心的中几友好医院两位在生死门槛等待“判决”的中国医生，迎来了他们生与死的分界岭——21天隔离观察期的最后时间。
“明天。明天，他们就到隔离21天的期限了！”孔晴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未见到的笑容。
“明天就是21天了！这是他的第二个生命诞生日，我们要给他过生日！”北京，曹广家，妻子丁汶这一天是最兴高采烈的一个，她特意从街上买了一个超大蛋糕。拿回家后，儿子奇怪地问：“妈，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的生日还没到，你的生日好像也不是呀？为什么买这么大的生日蛋糕嘛？”丁汶一下抱住儿子，在他颊上狂吻了一口，说：“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我们一起为他庆祝！”
“不对呀，爸爸的生日不是今天！”儿子摇头。
丁汶又捧起儿子的脸，认真地告诉他：“你爸爸在非洲差点被可恨的埃博拉夺走生命……但现在他已经没事了，明天他就可以从隔离室出来了！所以今晚我们全家要为他庆祝获得新生！”
“妈——你别吓唬我啊！”12岁的儿子一听这，突然大哭起来：“学校的同学们都说，埃博拉是魔鬼，谁得了谁就要死的呀！爸爸是得了埃博拉呀？啊，爸爸现在咋样了？快让我跟爸爸说话，让我跟他说话……”
“好儿子，你爸爸已经没事了！”任凭妈妈如何解释，儿子抢过手机，一定要立即跟远在万里之外的爸爸通话。
久别的父子俩终于远隔重洋通上了话——
“爸爸，你咋样了？你还好吗？你咋不告诉我你……”儿子一边哭一边这样说。
“没事没事，爸爸挺好的，啥都没事！你听，我不是很好吗？别哭了，别哭了！你不是常说爸爸是到非洲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去了，像白求恩一样伟大吗？爸爸现在有点像白求恩了！你应该高兴，应该在同学面前显摆显摆！”
“嗯。爸爸你早点回来啊！”儿子许久才止住哭泣，并告诉爸爸，“我和妈妈，还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全家都在给你点蜡烛，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儿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在电脑视频里，曹广清晰地看到全家人聚在大蛋糕前，一起为他唱生日祝福歌。那一幕，让曹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下面是他解除隔离当天的日记：
2014年4月7日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日子。到今天为止，我距离接触那名患者已经满21天，最长隔离观察期已到。这21天，本人没有发热，身体也无特殊不适，看来那个病人对我的威胁已经差不多没有了。今天的心情也因为第一个21天结束而感到非常愉快。自己真的已经躲过一劫，天空都显得格外晴朗。坏消息又来了，昨天病情通报上，我们吉贝医院那名隔离的放射科医生去世了，这是我们医院第三名医护人员因此死亡，而且都和同一位患者有关。他可能是在为患者做检查时感染了病毒。哎，人的生命要说也真是脆弱，据我所知这个病人至少已经造成共8人死亡，多么可怕的病毒。安拉保佑他们吧！在这21天里，我失去了两名和我朝夕相处的同事，每当想起他们，还是让我感到难过，甚至至今依然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前几天还在一起工作说笑，今天就已经阴阳两隔，而夺取他们生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工作岗位，那个让我们为它不断努力进取的地方。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呢？今天距我和Gassimou最后一次合作手术已经14天，再过一周，他对我的威胁也会最终消失。我不愿意把自己的战友说成是自己的威胁，但事实却就是这样，真的叫人无可奈何！小盖（盖思姆——笔者注）不知道现在在哪，但我相信他无论在哪儿，都会同样惦记我这个中国朋友，也会希望我能安全躲过这次灾难。这些是我今天发的微博，也是我今天的感受。今天还和（安贞医院的）伍院长、魏院长等报告了我的情况，毕竟最大的风险已经过去。今天是周一，依然在清明节假期。这个清明节也注定成为我另一个回忆。昨天晚上，我和另外一名因接触患病医生而隔离的队员，一起给已经逝去的同事烧些自制的纸钱。虽然我并不信这个东西，但也可以表达我们对自己同事和朋友的慰藉，同时也祈求那些还在隔离观察的本院医护们不要再出意外。
队友能平安无事地从隔离室健康地走出来，这对援助几内亚的中国医疗队来说，无疑是一个伟大胜利。孔晴宇和另外十六位队员，以最高的礼仪迎接他们的队友曹广和吴素萍，其实所谓的“最高礼仪”，就是孔晴宇要求的“所有队员必须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服”，除此无非就是一顿外加了几个菜的美餐和给予近在咫尺、却又如久别重逢的曹广和吴素萍一个个热烈的拥抱——这时刻的拥抱，意味着他们彼此不再担心有埃博拉“疑似”的危险，而更多的是证明他们又一起站在同一条与埃博拉决战的火线上……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不知谁在此时大声念起了毛泽东的一句经典话。于是在整个中国医疗队的小会议室里，一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口号声，那声音似乎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医疗队不惧埃博拉，他们会永远以友好的中国人民名义，与兄弟的非洲人民站在一起，直到击退埃博拉！
也许我们每天生活在平静而舒逸的日子里，无法想象出当时远在非洲疫情风口的孔晴宇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也想象不出曹广和吴素萍他们那种被死神拥抱了几十天又平安回到现实的心境是怎么样的，但孔晴宇他们的体会是刻骨铭心的。
自己的队员从死神那里庆幸地回来，可还有一个个往日战斗、生活在一起的中几友好医院的几籍医生却活生生地被埃博拉夺走了宝贵生命。
“与盖思姆同样被夺去生命的神经内科主任西业卡，也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医生，他担任我们中几友好医院的工会负责人，能言善辩，思维敏捷。西业卡特别爱喝中国绿茶，经常到我这里‘蹭’点绿茶去。他在我们的延边医学院留学过，说一口中国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对我们中国的人情世故也了然于心，所以中国医疗队员们特别喜欢他。西业卡本人并没有直接接触医院接治的一、二、三号埃博拉病毒患者，但他在医院连续几位医生感染后全身心投入对他们的抢救，结果也不幸被感染上了病毒。他是在盖思姆去世后的第10天突发严重症状，5天后便死亡，是又一位眼睁睁地从我们面前离开的几内亚好医生，我们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西业卡也才45岁。得病前他还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有没有绿茶了，还没等我给他送去茶叶，他就再没有机会跟我聊上几句，一起品一杯飘香的绿茶……”孔晴宇不无感慨地回忆起这些他所熟悉的中几友好医院的几方医生，脸上充满着伤感。
是的，我知道这个中几友好医院在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出现之后，有6名医务工作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在2014年至2015年初非洲大陆上出现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中，献出生命最多的还不是几内亚，而是邻国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的医生几乎在这场埃博拉病毒袭击中，全军覆灭，而这中间的一半医生里，多数是到中国留过学的优秀医生……
塞拉利昂怎么啦？
3.盛产美女的非洲角
这事本与塞拉利昂无关。塞拉利昂本国自己的事——有关疾病等灾难已经够折腾的了，比如艾滋病、疟疾、霍乱等，常随时侵袭和祸及这个全球“十大最穷国家”之一。估计任何一个富裕的、中等的和并不太穷的国家一听到“艾滋病”“疟疾”“霍乱”这三种绝杀人类的瘟疫早就已经吓晕了，然而在非洲角的那些国家，这样的疫情就像我们常见的肺癌、高血压、糖尿病那么普通，与穷酸和苦相在这个地方存在一样自然。采访中，中国医疗队的队员告诉我，他们去之前不会相信一个国家的首都、人口达百万之多的城市，竟然没有一条像样的柏油马路，晚上大街上没有照明灯，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交通警察什么的。不过，他们的首都大街上有开着坦克的武装军人，拿着冲锋枪的反政府武装，举着大刀横行霸道的暴徒……当然还有很多朝你笑嘻嘻招手的妓女，但你敢去亲热吗？小心艾滋病！
如此这般一个国家，可在全世界却蛮出名。我想恐怕与下面三件事有关：
第一件事是这个国家曾经是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贩卖黑奴的主要来源地，也就是说，世界上著名的黑奴交易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错，这个地处非洲西部，北、东北与几内亚接壤，东南与利比里亚交界，西、西南濒临大西洋，海岸线长约485公里，国土面积7.2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家，却在1000多年前就是黑人的家园。据说，在25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关于人为什么变“黑”了，这提问，似乎没有科学的结论，多数说法是因为环境的影响，非洲那儿热光太厉害，太阳把人晒黑了，遗传下来，一代又一代，就最后变成了彻底的黑人。这是我们普遍认为的古老传说。但塞拉利昂确实是黑人的古老家园，所以这里的黑人美女其实在世界也很出名。我曾到南苏丹去过，发现那里的年轻黑女人，真的是太美了，完美的美，身材、五官，绝对的标致，但她们的家里什么都没有，穷得只有几根草秆，但她们就是美，绝美式的，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塞拉利昂和其他邻国比如几内亚等都是靠着大西洋，自然环境也是非常原始的那种绝美，如果不是战乱和热带病盛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堂。
黑人兄弟姐妹们在此自由自在地生活了1000多年后，15世纪中期，喜欢航海的葡萄牙人不请自来，他们在弗里敦河口北岸建起了要塞，一直到19世纪中期。那个时候的葡萄牙人主要在这里进行的是人贩子生意，即奴隶贸易，并且十分活跃，这里成为欧洲奴隶的主要来源地。后来英国人在此得势，贩卖奴隶的势头更加疯狂，美洲被发现后，黑奴开始流入到了新兴国家美利坚、巴西、阿根廷等。这是后话。1787年，在废奴主义者的压力下，弗里敦慢慢建起了一个“奴隶集市”，后渐渐变成了一个城市，以供那些原先准备要贩卖到伦敦去的奴隶生活。“首都”就是这么建起来的。英国人一直统治到1961年4月27日，后塞国宣布独立。
塞拉利昂，这词在最初占领这块领土的葡萄牙人语言中，它是“狮子山”的意思，而首都弗里敦在英语里叫“自由城”。
第二件事是塞拉利昂有个反叛武装闹腾了几十年，在非洲极其出名，联合国曾多次干预，却未见效果。领头者叫桑科，出生于塞拉利昂的吉米部落。说起来简直难以想象，这位叫桑科的奴隶后代，1956年参加了英国皇家西非部队，到英国接受过无线电报话员训练。出道前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陆军下士，还干过婚纱摄影。但在1991年3月，这位擅长摄影的前陆军下士福迪·桑科，打着“反对独裁”和“民主改革”的旗号，领导“联阵”扯旗造反后，竟然一举成为可以左右这个国家甚至让非洲许多国家屈服于他的领袖人物。联合国对此人也十分头痛，常常无奈，并吃过大亏。桑科能够得逞，在于塞拉利昂历届政府内部的腐败和无能，人民对接二连三的军事政变烦透，以及他的超级残忍。就像多数前殖民地非洲国家一样，塞拉利昂自1961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之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走了一条极其不平坦的道路。邻国利比里亚有太多内战的“高手”，他们为桑科领导的叛乱提供了便捷的武器来源和边境地域的“自由地”。所以桑科在“胜利”时，可以攻到首都，享受正式的副总统待遇，其多位手下聘任政府部长。不顺时，退到利比里亚边境，甚至过境当受保护的高级“难民”。一旦时机到了，他又重返自己的国家，进行又一次的疯狂“战斗”，致使同胞血流成河，政权摇摇欲坠。关键是，桑科这人太残忍，他所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残暴的一支部队：毒打、屠杀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最令人发指的是，娃娃军经常使用肢解、挖心等名目繁多的酷刑折磨与他们为敌的人，还美其名曰“从心理上威慑敌人”。桑科组建的这支“少年军”以残忍著称，也确实在善良和落后的黑人家园制造过不少“战无不胜”的历史奇迹。2000年，桑科及其领导的“联阵”再次在世人面前大出了一把风头。当年5月，桑科的队伍公开与联合国叫板，绑架了500多名联合国驻塞维和部队士兵并将其扣为人质，全世界为此一片哗然。数百名联合国维和士兵被绑架，这在联合国维和史上绝无仅有。桑科的这回举动终于惹怒了国际社会，讨伐之声也随之而起。有意思的是，在其“联阵”队伍绑架维和士兵的同时，头目桑科本人却神秘失踪了。正当联合国为人质事件绞尽脑汁时，秘密潜伏在首都弗里敦的桑科，十分意外地被当地平民抓获并交给了塞拉利昂政府。桑科的被捕终于使人质事件有了转机，他的弟子们最终释放了所扣押的全部联合国维和士兵，条件是桑科获释放。但联合国没有退步，并且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以审理在塞拉利昂内战中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塞有关法律的犯罪分子，而桑科首当其冲。2003年3月，桑科被移交给联塞特别法庭审讯，等待他的是17项反人类罪指控。没想到，还没受审，这个让塞拉利昂人恨之入骨的暴君竟先走一步。2002年底联塞特别法庭成立后，桑科被移交该法庭受审。2002年10月，桑科突然发生严重中风。从那以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在2003年3月受审时，坐在轮椅上出庭的桑科已经无法回答法官的提问。桑科曾以健康原因向联塞特别法庭提出推迟审判的请求，但遭到拒绝。不料几天后，桑科便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虽然桑科以一死逃脱了最后的判决，但人们仍然认为联塞特别法庭对他的审判是“向动荡不安的非洲大陆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所有的叛乱武装领导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其后，没了领导人的“联阵”在各方的联合打击下逐渐解体，塞拉利昂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第三件事使塞拉利昂名声大震，是因为好莱坞拍了部叫《血钻》的巨片，出了名。
别看塞拉利昂是个小国，但它的资源和矿产极其丰富。尤其是钻石，储量达2300万克拉，而且质量上优，难有哪种钻石与此相比。然而因为钻石的缘故，这个落后贫穷的非洲小国，深深地陷入了以抢夺和霸占钻石为目的的战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桑科崛起和存在那么长时间，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带领的队伍占领了拥有大量钻石的边远山区密林地带。从1994年起，桑科的反政府武装“联阵”，不断向塞国东南部地区的各大矿业公司扩充，并通过武装袭击或抓捕这些矿业公司中的外国人为人质，迫使一些主要矿业公司停产甚至关闭，进而使政府的钛矿石、铝矾土和钻石等开采与出口工作陷于瘫痪，而叛军则通过非法出口钻石大获其利。作为支持战争的最重要财源——钻石资源，一直成为塞拉利昂国内战争的争夺目标。交战双方强征大批青少年服役，把他们培养成毫无血性的杀人机器。尤其是反政府的“联阵”一方，往往把大量无辜的平民当作其施暴的对象，动辄割断人们的肢体，其肆意摧残儿童、幼女的暴行更是罄竹难书。据称，因为争夺钻石而引发的战争，使得塞拉利昂死了至少五万多平民。电影《血钻》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钻石争夺战为内容的一部好莱坞大片，在世界各地广受观众欢迎。边远、落后又充满原始美和非洲美的塞拉利昂，一夜之间成了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旅游者们青睐的地方。
本人没机会去这个国家，但却很想真实地了解一下“血钻”之乡到底如何。否则也无法想象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战斗有多艰巨！或者说，那里真的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穷酸苦相、落后无比？
贫穷的塞拉利昂不曾想到，那个叫“埃博拉”的可憎的病毒，在2014年的夏季，越过几内亚的丛林，张着巨型的血口，肆无忌惮，又漫无边际地向这个邻国疯狂地侵袭而来，而且仅仅过了数十天时间，埃博拉病毒的感染人数与死亡者皆超过了“元凶国”几内亚。至2014年12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当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主要集中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这三国中，几内亚已经被两个邻国远远地甩在后面，当时塞拉利昂的感染者为7786例，利比里亚是7719例，6928个死亡者中绝大多数是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人。在这早前一个月的11月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指出，“埃博拉疫情使塞拉利昂丧失了自内战结束12年后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这份报告还警告说，塞拉利昂正面临食物和外汇短缺的困境，而货币贬值将加剧经济复苏的挑战。
“这里的大米价格在上涨，酒吧被关闭，街上行人越来越少，戴口罩和手套的人越来越多，我家附近市场里的食品正在减少。”塞拉利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工作人员巴姆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而另一位前政府青年与教育部部长兰萨纳先生，则在一个新闻记者会上一边抽泣一边说：“我的家人和亲属中已经有九人死了，房子里不再有人住，空空的……从来没有这样令人害怕过。”
然而问题是，埃博拉的疫情看起来似乎才刚刚开始，也似乎没有尽头。正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在考察塞拉利昂后警告说，这里的疫情正走向“失控”，全世界需要为此紧急行动。托马斯有理由这样警告世界，是因为他的同胞中已经有三位医务人员感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们正在运往回国的途中，可这样的“回国之旅”，又让整个美国感到极其紧张……
已经有人在纽约街头拉起了“该死的塞拉利昂，我们不想让那里的人到美国”之类的抗议横幅。
塞拉利昂，你该怎么办？
4.哭泣的塞拉利昂
据说，从几内亚传到塞拉利昂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患者的时间是2014年5月26日这一天。
感染者是一位刚流产并发着高烧的年轻女性，她被送到塞拉利昂东部的凯内马（Kenema）政府医院。当时的医生怀疑她感染了当地流行的一种拉沙热（Lassa fever）病。由于之前邻国几内亚在几个月里一直吵吵着流行埃博拉病毒，所以这个医院的医生也给这位女性患者测试了一下她是否携带埃博拉病毒，结果呈阳性。由此，这位女患者成了塞拉利昂有医疗记载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专家们后来对这位女患者发病史进行了追索，调查发现，她病发前在家乡出席了一位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医师的葬礼，与她一起出席葬礼的人中竟然先后有13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专家断定：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是从这枝“根”上引发的，而且它一发而不止，差点把这个弱小的国家给灭了。
“这里的热带传染病太多了，所以如果不是造成疯狂的后果，一般不太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埃博拉最初袭击塞拉利昂时，他们确实也没有在意。”中国驻塞大使赵彦博虽然是位老外交官，但到塞拉利昂履职才几个月，几内亚就暴发了埃博拉疫情，“老实说，开始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因为在2010年，这个国家还暴发过一次霍乱，死了300多人。谁也没有人会料到邻国的埃博拉能比三年多前的那场霍乱更可怕。”
赵大使在5月份与塞国卫生部部长见面时曾经提醒过对方，应当注意加强针对几内亚疫情的边境管控。那位女部长友好地回应他：“中国朋友的善意，我们一定放在心上。”但事实上，整个塞拉利昂对邻国暴发的埃博拉疫情最初基本心不在焉。“我们的人民处在非常饥饿之中，解决他们明天的吃饭问题，是我们政府官员每天最要紧的头等大事……”当地的官员有句口头禅。
也许正是谁也没有在意或认识埃博拉的绝杀人类的超强能力，所以最初在塞拉利昂东部暴发的疫区，有时还被认为仅仅是一些看不起病的贫民的呻吟，“无须放在眼里”。更可怕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便是塞拉利昂为何成为几内亚之后传播埃博拉最严重的国家的根本原因：他们的一些医生自以为可以治疗埃博拉。
这个护士叫穆巴鲁·方妮（Mbal Fonnie），她是塞拉利昂东部城市凯内马城医院首席护士。方妮确实是位非常出色的护士，她照顾过出血热病病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要多，因为这个城市是有名的拉沙热病多发地，而方妮护士过去就在这方面比谁都要强。但这一次她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不仅连自己的生命一起搭上了，还害了整个国家几千条生命。方妮本人并没有不道德的地方，她也是一位无辜者和埃博拉的受害者、牺牲品。她的错，在于她过于自信，以为送进医院来的发热者还是以前的拉沙热病患者，因此当那个怀孕的妇女住进医院后，方妮带领护士们来到病房，按照以前护理拉沙热病人一样的方法照顾患者，结果方妮传染上了埃博拉，她很快死了。死后，方妮的葬礼很隆重，她的护士同事仍然并不知道方妮感染埃博拉病毒，她们几乎全体出席了方妮的葬礼，并按照传统习惯，在方妮的尸体上不停地抚摸，这是葬礼的一种必要仪式，结果整个医院、整个护士队伍的多半人死掉了。7月29日，当首都第一例埃博拉感染者出现在中塞友好医院的前一天，暴发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塞拉利昂东部城市的凯内马医院德高望重的塞拉利昂首席埃博拉专家舍克·汗医生，在拯救一百多位埃博拉感染者后，他自己不幸也被感染身亡……消息传出，凯内马举城恐慌。因为人们发现：埃博拉病毒才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你是官员还是平民，只要是人类，只要有机会，它都会毫不留情地追杀你，直至消灭你。
接近七月底的一天，凯内马城里又一位年轻的女子感染上了。她是当地的富家子女，感觉连续发烧不对劲的她立即意识到可能染上了传说中极其可怕的埃博拉时，吓出一身冷汗：“身体坏了，要死了。”所有比她早一两天发热的人都死了，于是这个女子感觉情况不妙，便极度紧张。“再被送进当地的医院也是死路一条。”怎么办？找最好的医院去！塞拉利昂最好的医院在哪？肯定是首都弗里敦。弗里敦的医院哪家最好？
塞中友好医院最好！那里有中国医生，中国医生顶好！那个女患者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刻，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打听到了上面这一切。
“到了！上帝保佑我……”2014年7月底的一天。这位患者在无任何防御的情况下，自己闯进了首都，闯进了首都最好的医院，闯进了中国医生与塞拉利昂医生并肩战斗与工作的中塞友好医院（塞方称“塞中友好医院”）。
这一天，我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彦博原计划回国休假，前一两天已经同夫人一起订票打包准备出发了。31日当晚，他在官邸宴请塞国外交部部长，做临别时的一次小聚。当俩人正兴致勃勃地讨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话题时，突然使馆来电话让赵大使接。
“什么？埃博拉来啦？多少人与患者接触？”赵大使大吃一惊。
“共17人，我们中国医疗队的有7人，其中一位22岁的山东护士，她是新来的，是她最初接收那个患者的，而且她……”
“你不要再说了！”赵大使一听情况万分危急，立即打断对方的话，命令道，“你马上通知医院，所有与那位患者接触的人，全部隔离，立即隔离！”
“那……塞方还有10人接触的怎么办？”
“当然一起隔离嘛！”
“是。我们马上去执行大使的命令。”
“怎么回事大使先生？”塞国的外交部部长一看大使的脸色不对劲。
“可恶的埃博拉进入你们的首都了！而且已经极可能传染到我们的中塞医院，现在初步了解了一下，共有十几个人接触了患者，怎么了得啊！”赵大使搓手不停，心急如焚。
“啊，我立即回去向总统报告！”塞国外交部部长说着，转身就出了使馆。
在这之前，塞拉利昂已经有几十例埃博拉感染患者，但因为都在几内亚的交界接壤处，加之自5月份后，疫发地几内亚不断传来疫情稳定和平息的消息，所以邻国的塞拉利昂政府就并不在意埃博拉对他们国家的影响。如今首都突然冒出疫情，且在一夜之间，连续从中塞友好医院传出十几名疑似患者外，又有几十名发热疑似者，总统府紧张了，总统科罗马当晚就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同时他通过总统政府网站发布了《告塞拉利昂全国人民书》，要求所有人民“采取更积极的手段来对付埃博拉病毒的暴发”。原打算到华盛顿出席“美国—非洲首脑会议”的科罗马总统同时立即改变行程，专程飞往埃博拉病毒暴发地、邻国的几内亚，与那里的总统商讨阻止病毒的进一步扩散措施。总统《告全国人民书》中特别强调了他将部署部队前去支持卫生部门和专业人员，“对所有发病中心”及“发现有患者的地点和家庭都将采取隔离措施”。同时还宣布，“所有的公开集会都将受到限制，将搜查住房以发现被感染者，议会将被召回，高级官员将被要求取消所有海外旅行，除非是必须”，而且这些措施最初的实施时期为60天—90天。
“那是因为就在我们的中塞友好医院出现埃博拉患者的最初时间里，首都甚至是总统的卫队里也都出现了感染的患者。总统着急了，措施才这么严厉！”赵大使说。据他了解，塞拉利昂政府过去十年中从来没有采取过如此严厉的“国家行动”。
从弗里敦中塞友好医院出现的第一例患者到她传染一批医务人员的那一刻起，其实就是塞拉利昂甚至整个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的转折点，随后的埃博拉病毒传染速度与局面变为全球危急之态势！
几天时间内，塞拉利昂迅速成为全球埃博拉最严重的国家——
塞拉利昂弗里敦，卫生工作者正从街头一具疑似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死亡的尸体上收集样本。
塞拉利昂的埋尸队本周进行了罢工，将尸体抛在该国首都的街头。
又一名塞拉利昂医生因埃博拉病逝，成为第5个死于埃博拉的塞拉利昂医生。
医疗援助团体“无国界医生组织”高级协调员表示，埃博拉在塞拉利昂肆虐，多个村落惨遭灭村，全球埃博拉死亡人数恐高过官方数字。
光看看当时非洲和世界各大媒体上有关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的这些报道，便会毛骨悚然。而我们的中国医疗队却身处疫情的最中心，其情其境，确实“怎个了得”！
赵大使的一封封“特急”电报通过大使馆的内部机要室直发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而这些重要的埃博拉疫情报告也即时到了中南海、国防部、卫计委、公安部等。由国家卫计委印发的《我国防控和治疗埃博拉方案》也迅速发往各省市自治区，时间是2014年7月31日。
一天也没有耽误，半天也不敢耽误。全世界都在密切紧张地关注着西非国家特别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那里的疫情似乎已经完全失控，传染和死亡的数量每天都在以几百、几千人的数量上升，且丝毫没有减速的趋势。
中国是近十四亿人的人口最多国家，如今每年有1亿多人次出入境，尤其到非洲务工和做生意的人，足足有千万人次！这千万人中能保证没有一两例带着西非的埃博拉病毒？2003年害得中国人差点全国皆哭的“非典”疫情，我等谁不记忆犹新？那也是香港的一位老兄将病毒传染到了广州，然后再有人把它带到了北京，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疫情……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不会让这样的瘟神进入国境，害我国民。但可恶的埃博拉病毒，远比“非典”厉害，死亡率和传播途径皆超级，它的任性非一般措施能抵御。
苍天有眼，此疫的走向让全世界各国都在惊慌失措中静观其变。
“要尽一切可能，确保我国医疗队员的生命安全！确保我国在非的所有公民的生命安全！同时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当地防治埃博拉。”赵大使接到国内的指令是两个“确保”和一个“力所能及地帮助”。
“那些日子里，我们的使馆简直忙翻了天。”赵大使说，自己内心是最喜欢搞经济和金融，却阴差阳错当了外交官。2014年初才到了西非的塞拉利昂。“刚去赴任时，下飞机后就是摆渡，天黑，又加上是黑人兄弟帮忙摆渡，折腾了几个小时才从机场到了大使馆，就像逃难似的，哪有半点赴任的大使样！我妻子一路上不敢吱一声，到了使馆她直哭着说：‘亏你个大使呢，还不如邻居拉犁的老伯呢！’这就是塞拉利昂。但它又是我们中国的好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跟我们从来说一不二。从1971年建交几十年来，两国的友谊是全天候的。对这样的非洲兄弟，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国都是责无旁贷。面对埃博拉疫情，我们同样如此。”
赵彦博大使是个沉稳型的外交官，但初闻埃博拉就在中国医疗队的身边暴发时，他的脸色倏然大变……
“弗里敦遇到埃博拉袭击和暴发疫情，几乎是在完全不设防的同一时间内，更何况就发生在中国医疗队工作的地方，而且接收首例埃博拉的医务人员就是我们的一个来非洲才几天的新医疗队员，那女孩也才22岁，啥都不太懂。病人来了，她也不知道啥是埃博拉，看对方又发烧，又呕吐，就照着普通发热患者去照顾、帮助办理入院手续，测量体温等等，那患者呕吐时，我们的那位山东姑娘就在病人旁边，还帮助去处理污秽物，这不等于跟埃博拉病魔打交道了好一段时间嘛！这山东姑娘自己又不知道接收的病人是埃博拉患者，她干完活又回到中国医疗队员中间，回到医院的医务人员中间，如此一个又一个交叉接触，你说这不是要命吗？”赵大使说，当初有人向他汇报这种情况后，“我的头嗡地一下要炸了！怎个了得嘛！”
可不是。那只有在高倍度的显微镜里才能见得着的埃博拉病毒，其形状就怪怪的，像一团拖着长尾巴的毛线。然而它的本领则巨大无比，可以在进入血液初期就从根本上关闭一个人的人体警报系统，从而使你的免疫系统门户大开，丧失所有的抵抗能力。就在这时，埃博拉病毒则在疯狂地进行自我复制，进入你的血液中开始群魔乱舞，使你全身的细胞开始死亡及爆裂，最后导致你全身出血，多器官并发衰竭而亡。整个时间也就几小时，或几天。无任何现成的药物可以阻止其进攻和袭击人体，故凡埃博拉进入的某一个人的生命体内，你等待的基本就是死亡。
“怎个了得！”赵大使的惊叹绝非故作。中塞友好医院当时的情况确实令人深度担忧：
22岁的山东姑娘前一天才到医院。人生地不熟，更何况对塞拉利昂这样的光热带传染病就有好多种的国家，年轻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完全处在对埃博拉毫无设防的情况下，与患者“亲密接触”。有人帮她回忆：患者来后，我们的这位山东姑娘只穿着一般的工作服，连口罩都没认真戴好，而患者在诊断现场突然又吐又呕，弄得满地污秽，勤快的山东姑娘赶紧弓腰低身，去帮助清理脏物，其接触时间和程度无法想象……
埃博拉在当时的塞拉利昂首都，其实也是个陌生的病，遥远的传说而已。所以这位从东部城市逃到中塞友好医院的女患者来到医院时，一起与我山东籍医疗队队员出诊的还有几位塞方医生和护士，初诊的结果是“肠梗阻”。之后便办了入院手续，但在凌晨两三点时，女患者死了。
一个生命在病中突然死去，这在落后的非洲太习以为常了。所以当时的中塞友好医院的值班人员也并没有当回事。可第二天上午医院里突然来了一帮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人，说那个女患者是逃离而来的埃博拉患者。这一下把全医院的人吓到了：天，恶魔到咱首都啦！
医院立即一片混乱，有人想跑，有人在哭。“所有人必须留在医院，一个都不能离开这儿！”持枪警察和军人堵住所有出入口，不许任何人再随便进出。不一会儿，又有一批全副武装的“收尸队”人员赶来，他们粗鲁而小心谨慎地将那个已经变成“魔鬼”的女患者尸体装入白色尸包内，扔进封闭的专车，随后车子拖着一声声尖厉的喇叭声，消失在旷野上。
“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这些人都跟患者接触过呀！”收尸车走后，被禁闭在医院里的人顿时像困兽一样不知所措，紧张而慌乱。
“保持秩序！万不可乱！”
“所有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全部隔离！立即执行！”
赵彦博大使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在这突发的危急事件出来后，第一反应就是尽快想办法“切断”与病毒源接触过的人。他的命令在第一时间传达到了中塞友好医院的中方人员中间，同时又通过中方医疗队取得塞方医院负责人的一致意见。
此刻的医院门墙紧闭，不得随便进出。
“隔离！”“与埃博拉患者接触过的所有人员全部隔离！”
“1、2、3……天，共17人哪！”一数，中塞方医务人员共有17人需要立即隔离。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埃博拉病毒传染预防措施建议中的要求，凡是与病毒传染者有过接触的人，一般需要三周的隔离观察期，也就是说，必须经过21天的观察检测结果未见异常时方可解除传染危险。
“21天？”“天天等着上帝的判决是死是活？”有人一听就恶心呕吐，甚至出现虚脱。
“必须保证隔离的人有个健康的身体，否则最先击倒他们的并不一定是埃博拉，而是自己的心理因素……”那时刻，驻塞大使馆就是我援非前线的指挥部，大使赵彦博则是指挥部的最高指挥官，他的话就是命令。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复杂了。”赵大使说，“隔离后的当天，我就到医院去看，那一幕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充满惊险感：我们的7个人连同10个塞方人员，共17人，每人一间房子，像关禁闭似的，与外面隔着门，我跟自己的医疗队员说话只能隔着铁门，远远地对话。老实说当时都不知道说啥好，我能做的就是把使馆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告诉他们随时可以与我和使馆联系。那个时候我感觉虽然我们的医疗队员们没有当着我的面哭泣，但在隔离的那一刻，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其实心里都十分紧张。这不是坚强不坚强的问题，谁遇到了这种要命的事，谁都会异常紧张。要知道，就在这个当口，塞拉利昂的总统卫队里也有人感染上了埃博拉，你想想看：当时的塞拉利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谈虎色变！谁要是染上了埃博拉，谁等于就被宣布很快就会‘死亡’，你说怕不怕？”
塞拉利昂的总统也开始害怕，整个塞拉利昂都处在害怕之中。中国驻这个国家的大使馆不可能独享其静。
“我们在塞拉利昂的中国人平时有四五千人，几十家企业，这些同胞一旦染上了埃博拉更是大事，他们说不准有谁把病毒带回到了祖国就麻烦大了，我们使馆的责任就是要确保这些同胞一个不能染上埃博拉。但谁能保证做得到呢？”赵彦博大使直摇头，紧皱眉头说，“当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麻烦是通往外面的航线都断航了，就是这些想回国的同胞根本搭不上飞机。最后我们打听到比利时的航空公司还有进出塞拉利昂的，于是就赶紧帮助同胞买票或联系包机，结果都失败了。那时一张机票就是一条命，命能买得到吗？所以当时可谓‘一票百人求’。既然在当地买不到票，我们就请国内帮着订票，还真成了！最后150多名同胞就是这样回到祖国的……”
赵大使告诉我，他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里，2014年埃博拉在塞拉利昂暴发的日子里，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心惊肉跳的要命日子：“光向国内发的电报就达300多份，尽是疫情和建议。”
我知道这些电报多半进了中南海，为中央决策布置将埃博拉疫情阻击在我国境外和帮助非洲兄弟抗击疫情起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感谢苍天！我们的那几个隔离的医疗队员在21天后全部安全地回到了大伙中间，还有塞方隔离人员，都从死神那儿走了回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8月21日那天，赵彦博大使带着使馆的一大帮人，买了鲜花和许多营养品，专程到医院将中方的7名隔离人员和塞方的10人一并接了出来。
“那场景实在难忘，我们彼此都流下了热泪。”赵大使说。
在埃博拉大暴发的那些日子里，首都第一批集体与病毒感染者“亲密接触”的17人无一被病毒纠缠上而重新健康地回到人间，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难怪后来许多塞拉利昂人常常会这么说：“有中国人在，就能有好运。”
这话后来确实被一次次证实。不过，在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正式到来之前的塞拉利昂并没有那么好运，这个弱小的穷国，差不多继7月底、8月初在中塞医院连续出现数例死亡和感染病例后，整个首都弗里敦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国家境域内，埃博拉的侵袭与危害，席卷每一个城市与乡村，人们谈之色变，甚至出现了个别村庄集体追杀埃博拉患者和城市街头乱扔、乱烧埃博拉患者尸体的情形。总统卫队里出现埃博拉感染者后，总统府内部也曾几度惊慌与不安，据说总统亲自下令从全国调10名最好的医生进驻，结果只调到3名，还是非专业的。
“至8月底，塞拉利昂近一半治疗埃博拉的专业医生在战斗的第一线死亡，三分之二的医务人员受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9月底的报告上这样说。
“乞求你，乞求你们了，如果再得不到援助，我的国家就要彻底完蛋了！”身材高大魁梧的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先生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身材矮小的东方女性陈冯富珍时这样说。
“总统先生真的这么信任我？”那一刻，陈冯富珍很是感动。
“当然，总干事是世界有名的流行性疾病的防控专家，你来帮助我们，我的国家就有救！你知道，我的国家一直被内战所困扰，加上流行性疾病不断，百姓生灵涂炭，苦不堪言……如今这埃博拉又肆无忌惮，上帝对塞拉利昂不公啊！”科罗马是位社会保险学专业出身的总统，他期待更多的是国家民生安全和社会发展，在会见陈冯富珍之前，对这位世卫组织的总干事的背景做了详细了解。当他得知在2003年香港“非典”大流行时，就是这位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东方女性执掌全局，抵御了“非典”对香港的袭击，顿时满怀敬意又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冯富珍了。
陈冯富珍受感动的是像科罗马这样如此热爱自己国家和人民的非洲国家总统并不是太多，她重重地点点头：“义不容辞！尽力而为！”
数日前，也就是2014年8月1日这一天，陈冯富珍携世卫组织数十位官员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与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4国首脑进行了紧急会谈，并当即在会上启动了1亿美元的实施埃博拉病疫强化响应方案。她在当日的会上声称，在发现埃博拉病毒近40年的历史中，当前西非埃博拉疫情在感染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及受影响地区范围三方面衡量均为历史最大规模。陈冯富珍警告说，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其造成的死亡、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她继而说，伴着前所未有的疫情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如缺乏对疫情准确详尽的评估、医护人员严重不足、部分医疗设施甚至缺乏基本水电供应等。“而最可怕的是，随着全球人口的频繁流动，疫情很难固定在西非一个地区……那是最可怕的后果。”她的这一警告让全世界感到紧张。
美国随即派了三四千人的全副武装军人开赴几内亚，以确保他们在那里的医务人员的安全；法国和英国等派出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与人员再度进驻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地方；在日本，连一些邪教组织都在声称要“以求天意”，到西非那里“豪取最高级人体生化武器”……芸芸百态，足见埃博拉病毒的厉害和它的除病毒疫情之外的其他国际性危害之险情。而这是普通世界公民所不能见的，人们所见的是自己的生命会不会受到侵袭与危害。
身处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塞拉利昂人，当时他们的感受是：你不知道何人何时会突然倒下，倒下后只有两种选择：上医院是死，强制性地打针与隔离是死；逃离人群躲起来自然死，因为一旦被人知道你患上了埃博拉就有可能被群魔乱舞的棍棒打死。开始政府动员所有的疑似患者上医院治疗，后来医院并不真正欢迎患者了，因为他们的医生几乎都被感染上了病毒，并多数死亡，而且被感染的医生再感染患者和亲友与家人，他们再去感染与其接触的其他社会上的人，整个塞拉利昂的疫情暴发链就是这样联结起来的，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直至失控……
阴沉的云笼着星期天，
每时每刻都是无涯的无眠。
最亲爱的人啊，包裹着我的重重阴影，
已是无际无边。
纵是那雪般洁白的点点香花，
也再难唤醒你。
在那个地方，
黑色的死亡之车已经带走了你。
天使们也不会有意为我还回你……
2014年的夏季，在非洲，在塞拉利昂，无论是首都弗里敦的酒吧里，还是乡村斯里本的草棚内，人们都在哼唱着这首匈牙利犹太钢琴家查理斯于1933年创作的《黑色星期天》。这首被称为“世界最悲歌曲”和“自杀之歌”，后来经黑人女歌唱家Billie Holiday演唱后风靡世界，甚至创造过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因人们唱它而出现了百人以上的连续自杀现象。一度，这首歌在欧洲被禁令不让唱。直到作者查理斯和作曲者也双双自杀后才算给这首歌的命运画了个句号。现在——2014年的7至9月，这首歌在Billie Holiday祖先居住的塞拉利昂又一次成为牵动万众人心的悲情之源，据说在弗里敦街头，就有过一对青年恋人因为惧怕彼此患上埃博拉而唱着《黑色星期天》之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双双割腕自尽于家中。在他们的葬礼之后，又有几位年轻人相继自杀。
《黑色星期天》的忧郁旋律，如魔鬼般的声音回荡在西非大地上，让很多村庄与街道变成了葬礼的场所。这种情形在塞拉利昂尤为严重和触目惊心。
2014年9月16日的早晨。一轮红日刚刚露出大西洋海岸线，便被厚厚的一片乌云所笼罩，并且严严实实地锁在天际之上。而乌云之下的塞拉利昂则在疫魔的折磨下迎来又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与纪录：
整个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数已超过2万，其中塞拉利昂独占7749人；死亡人数共有4663人，塞拉利昂约占2000人之多。“而实际的死亡人数将超过这个数字。”世卫组织的人说。
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疫情本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西非记者张威伟报道：在这场与“死神较量”的战场上，一些愚蠢的西非人认为，埃博拉是西方人制造的阴谋，因此在一些村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埃博拉医疗宣讲团队竟然被当地的村民绑架后用刀子割喉而死，其中三名是记者。“他们的尸体是在厕所里被发现的。”张记者还透露：埃博拉痊愈者的血液目前在黑市上疯狂交易，“因为它具有抗疫能力”。
“痊愈者又被杀害的事也已出现……”总统科罗马听说这样的事后，哭了。那些日子，哭的何止是科罗马总统，整个塞拉利昂都在哭泣。
然而，这仅仅是塞拉利昂饱受埃博拉灾难之苦的开始……
原载于《中国作家·纪实》201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