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办驿运的实际营运中，经营区域辽阔，川东、川西甚至湖北的建始、恩施，涉及热闹的城市与偏僻的农村，面对各色人等，情况亦颇为复杂。因此四川省办驿运在所经各地由各县县长兼任各分段段长，以协助省办战时驿运工作。新渝支线总段在开运之初，即呈文四川省驿运管理处，要求委派泸县县长为泸县驿运分段段长，以利运输。据其呈文所称：“查本总段航线起讫，上自新都，下达重庆，中间航程，千有余里。在此远长航程中，泸县适当其中，兼之泸县又为沱长两江之合流地，中间转载类多在此。因是万一事件之处理，或有时船只之雇用，难免不与地方政府发生关系。用特拟请钧处转请委派泸县现任县长袁守成兼任泸县段段长。”这一请求即成为制度，四川省办驿运各线所经各县，多由该县县长兼任段长职务，利用地方政府人员的力量以实现促进驿运发展之目的。
但由县长兼任段长职务，仅属名义性质，并未参与实际驿运工作，驿运机构仅为借用其名壮大声势，实际驿运工作则由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委派的副段长负责，因而在驿运工作中遇到的诸多实际问题，解决起来有困难。正如新渝支线总段泸县段副段长张庆潭所言：“泸县船帮昨转运新都第一批军米五千双市石，不肯服帖，以致各事都难冀就范，百般迁就，始克运出，此后续办，似有长筹之必要。就已往所经，最感困难之处，即属未有地方力量之后援。”因而新渝支线总段认为：“本总段系属创办，在此人力未周，及本身交通工具尚未建立期中，对于推动业务，似不无借助地方力量之必要。”四川省办驿运更需要一些与传统运输业密切相关之人士来协助，所以除了委派地方县长为分段段长职务之外，更应聘用与传统运输业密切相关的、且在民间具有威望的民间人士为驿运顾问，协助运输，参与征集动力与工具，处理与驿运有关的突发事件。新渝支线总段基于上述认识，随即聘任了泸县船业公会主席苏华蒸为总段顾问，认为苏华蒸“代本总段雇用船只，尚具热心，且在泸县船帮中，亦有相当信仰”。四川省驿运管理处随即同意了此一请求，给苏华蒸发了聘书：“兹聘请台端为本处新渝支线总段顾问，此致苏华蒸先生。”
像苏华蒸之类的地方势力人士，其既为船业公会主席，又为船帮中人，具有实质性的地方威信，如聘其为顾问，则可由其代雇工具与动力，从而既可减少驿运工作中的地方阻力，又能促进营运业务顺利开展。因此，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及其所属各驿运区段，在实际营运中，大部分聘请了民间传统运输业中地方势力人士为顾问。1941年4月4日，就渝广水陆联运线聘请文绍祥为顾问一事，四川驿运管理处下发指令：“令渝广总段，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呈一件为呈请聘文绍祥为本总段顾问，乞鉴核由。呈悉。准予聘请文绍祥为该总段顾问，月支夫马费六十元，在业务费项下段站费用第五节其他内列支，附发聘书一件，仰遵照查收，转交为要。此令。”文绍祥为成都人力板车业同业公会主席，“为本市人力板车界权威”，聘其为顾问，有利于渝广水陆联运线征雇工具与动力。亦在1941年4月4日，据渝广水陆联运线总段成都分段呈称：“查成广间统制管理，业于今日开始施行。惟成广间大多数工具为兽力板车，故本线开办之初，再再（原文如此，笔者按）需要长途兽力板车业公会之协助。职是之故，拟请准予聘该会会长王长龄为本总段顾问，以利工作。”4月10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同意聘请王长龄为渝广水陆联运线总段顾问，并下发了聘书。王长龄为此也呈文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略表心意：“兹抗战正殷之际，后方交通关系甚宏，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敢不勉为努力，共同研讨。”此呈文虽含礼节性的意思，但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至少也表达了民间人士意欲为后方交通运输出力的愿望。
1941年5月，新渝支线总段根据具体情况，又聘请了内江船业公会主席易洪盛为顾问，“查本总段航线起讫，上自新都，下迄重庆，中间航程千有余里，在此远长航程中，内江适当沱江之中心，对军米运输，不无转载情事，兼之广汉军米已定于此转载，安岳军米亦由此起运泸，因是万一事件之处理或民船之雇用，难免不与地方发生关系”，所以拟请“聘任内江船业公会主席易洪盛为顾问”，并且聘请了张忠麒、刘炳华、洪炳荣三位民间人士为“督运员”，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亦随即同意了此等请求。内江船业公会主席改选后，“为招雇民船，便于接洽起见”，又聘请新当选的主席洪炳荣为顾问，而易洪盛则为名誉顾问。
此外，新渝支线总段还聘请了金堂县赵镇船业公会主席巫克智、赵镇船业公会沱帮代表严金山为该总段顾问，1941年5月赵镇船业公会主席改选后，则聘请新任主席邓津廷为顾问，巫克智为名誉顾问。
上述从民间有威望的、并且与运输有密切关系的人士中聘请顾问，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之目的是利用民间人士协助驿运，因此其顾问可称为运输顾问。再如渠万支线总段，由于其需要大量征集运夫，因此为征集运夫也聘请了顾问。因其主要为征集运夫服务，这种顾问就称为征夫顾问。有如前述，据1942年1月17日渠万支线总段的呈文中，要求延聘征夫顾问，“使其协助征夫工作，联络地方感情，则征夫前途必愈益顺利，而运夫来源可不虞匮乏”。同年5月6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同意了渠万支线总段的请求，延聘“地方闻人”李增禄为梁山分段征夫顾问。
延聘民间人士为顾问，有利于四川省办驿运营运及征集驿运动力与工具，其驿运顾问在实际营运中，确也具有某些作用。在各驿运支线总段请求为在驿运工作中表现出色的人员予以奖励的呈文中，其中就有为运输顾问请求奖励的呈文，以此可以说明驿运顾问在战时驿运中确有实际意义。据新渝支线总段呈文所称：“查本总段此次代运购运处新都军米第二批七千五百双市石，适值毗河水位枯落，由新赴赵，颇感不易，幸有新都二江沱沱帮代表严金山不辞劳苦，移住二江沱码头附近，协助本总段运输人员调配船只，并鼓吹各船户尽力赶运军米，遂将所有军米提前运竣。”又据新渝支线总段呈文称：“查本总段顾问巫克智，热心驿运事务，为抢运新都军米，多方协助，颇有成效。似此急公尽瘁，殊属难能。恳请钧处，予以令奖，以资慰勉而励来兹。”聘请驿运顾问，利用民间人士参与驿运，其效果彰彰明矣。
$第三节 政府与民间的利益冲突及其原因探析
四川省举办战时驿运，承担大宗军公物资运输，在支援前线的抗战和满足后方民众的生活需求方面，应具有不可否认的战时意义。然而，在实际营运中，确也损害了部分民间运输组织与运输从业人员的利益，政府与民间在此方面的冲突迭起。
如前所述，早在奉建支线开办初期，因运夫待遇太差等原因，就有运夫携带公物潜逃之情事发生，此即蕴涵政府与民间利益发生冲突的意味。对于携带公物潜逃，四川省驿运管理处请求四川省政府并函请湖北省政府饬令奉建巫三县按照潜逃运夫所拐带公物数量表，“追赔拐逃各物，以利驿运而重公物”。《驿运车驮管理规则》公布以后，四川省办各驿运机构对民间传统运输力量实行管制，统一编号，统一编组，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此即引起民间运输商行与运输从业人员的不满。1942年5月3日，新都驿运站因驿运管制，发生了人力板车车夫殴打驿运管理人员的事件。此事在处理上，首先由新都县警察局将闹事人力板车车夫“缉获归案”，“本当将肇事人依法严办”，但渝广水陆联运线总段考虑再三，认为“人力板车统制伊始，各方难免发生误会，偶生事端，势所不免。为便于驿运进行及使受惩知戒计，故责令肇事人将魏站长所受损失完全赔偿并具结，嗣后再不生此暴行”。这在驿运营运管理一节中有过讨论，此处不再过多赘述。在此所需明白的一点是，四川省办驿运与民间运输业已存在利益冲突，但这种冲突，仅为局部的，非组织性的，带有很强的偶发性。车夫殴打驿运管理人员事件处理之后，也就不见有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的记载，矛盾基本上还是处于隐伏状态。至1944年秋天，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行将结束之时，此种矛盾冲突才日益明显。
1944年秋天，抗战胜利渐露曙光，日本战败已为时间问题，盟国对华援助份额加大，战略物资包括汽车已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汽车数量大增，汽油及零配件供应渐趋增多。因此国民政府对驿运的依赖渐为减弱，有意撤销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结束驿运干线的营运，而对于各省办驿运，则由各省自行决定结束时间。对于战时驿运机构，中央的裁撤意图十分符合民间运输业人士之利益，四川民间传统运输业相关人士则乘机提出要求，撤销省办驿运机构。
1944年8月25日，成都名人李璜等人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三位委员，明确要求撤销省办驿运机构，针对的对象其实即为四川省办各级驿运机构。其信函中声称：“顷阅报载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对于全国驿运管理处加以调整等语。查驿运管理处自设置以来，弊窦丛生，民情愤恨。约言之如次：一、查驿管处之设置系为政府运粮商民运货，而其本身并无运输工具，粮运货运均系向粮食机关及货主承揽，复转招车辆运输，从中扣取运费，其性质与民间无车转运商无异，此种办法，不但剥夺无车转运商之利益，且剥削车主之利益，政府与民争此小利，似觉大可不必。至其主要任务为政府运粮，然粮食机关甚多，如专靠此一驿运机关，呼应不灵，必致延误，故事实上政府运粮从来均系各仓库自行觅车办理，多与驿管处无关。二、我国劳工管制尚属初步，驿管处成立不啻为劳工居间者，最易引起误会，下层社会莫名其妙，自不免弊窦丛生，纠纷时起，例如成都外南驿运管理站，于本年七月十八日向板车征税，唆使站丁凶殴板车中杠夫刘继明，以致当时弊命一案，本处曾据板车业公会诉愿前来，经派员查明属实，正函请省府核办中，即为明证。基于以上两点，全国各省所设驿运管理处实无设置之必要。”其中所言，“政府与民争此小利”，实点明了四川省办驿运机构与民间运输业主间的利益冲突，指出省办驿运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在四川省办驿运自身工具与动力不多的情况下，驿运营运，其运输业务主要是先向政府或货主承揽，再招雇工具与动力运输，从中收取类似中介费的“管理费”；而不是民间运输业主直接向政府或货主承运。如直接承运，则可不需驿运机构的“管理费”，运输成本相应减少，民间运输业主所得利润则可能增加。这就是民间运输行业人士反对驿运的根本所在。
时至1945年，因四川省办驿运而形成的政府与民间的矛盾冲突更趋具体化。自贡市骡车运输业同业公会呈文行政院，控告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在川中驿运区实行强迫性运输管制的行为不当。在其呈文中，首先强调该同业公会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文称，“去年国防工程建筑机场，商等曾征派车辆多部运送泥石，效力至巨，对于地方运输亦低价揽载，务使米盐无缺，供洽相求，于公于私，裨益至大”，为抗战运输军公物品，有所作为，为控告建立合法性基础。“不料去年有驿运站在白马庙强迫登记，苛扰征税，几经交涉，自行撤去。延至今年，又有四川驿运管理处川中区复派人员，在本市大山铺等处，次第成立车站，强迫登记，横加管制”。然而，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法令所载掖奖运输事业，福利运输商人”，以奖励扶助为宗旨，实行强迫管制有违驿运法令，并且，“本市办理驿运登记者，独向骡车板车登记，强迫管理，庶非行政失平”，因而“拟请通令川中废止驿运管理，以恤商艰而利运输”。
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奉令于1945年3月底结束，各省驿运管理处大部分于1945年底结束营运业务，而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则最迟于1946年5月底才最终结束。“查全国驿运机构均于本年底先后裁撤，唯有四川保留延长继续推行”。然而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保留延长继续推行”，却使早有意见的民间运输业人士更为不满，使隐藏的矛盾进一步表面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