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5日，希腊人民昂起高傲的头颅，在全民公投中对债权机构的救助条件说“不”。仅仅一周之后，总理齐普拉斯在布鲁塞尔的马拉松峰会上接受了比一周前拒绝的更为苛刻的条件。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换了其他国的人民，当刺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很可能选择妥协。希腊人则发出“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豪言。尽管最终求生的欲望战胜了英雄气概，但人家在丧权辱国之前过了一把民粹瘾，让欧盟领教了一下希腊式的骄傲。有人可能会说，借钱不还，还有什么骄傲可言？翻开2000多年前的历史，希腊人的辉煌不比中华文明逊色。
倡导东西方通婚的亚历山大
欧洲文明始于古希腊。那时候的希腊人争强好胜，总想领先于别人，与今天的希腊人好像不太沾边儿。他们一边忙着各城邦之间的征战，一边在公元前8世纪发明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6世纪奠定了民主体制。希腊语demos（人民）和kratein（统治）组成了今天的democracy[4]。200多个城邦当中，雅典和斯巴达最牛。雅典的建筑最美，人们最时尚；斯巴达正相反，全民习武，因此战无不胜。斯巴达境内禁止铸造金币和银币，只发行铁币，外面花花世界的奢侈产品无法进口，也就断了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念头。今天德国人如果说某人很“斯巴达”，便是形容他很简朴，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
就在雅典和斯巴达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希腊北部异军突起。那里的马其顿人既不接受民主，也不稀罕城邦，而是建立了王国。不过马其顿的上层完全认同希腊文化，国内官方语言是一种希腊方言。公元前4世纪，腓力二世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希腊各城邦，公元前338年啃下了雅典这块“硬骨头”。至此，他控制了整个希腊。腓力二世马不停蹄，紧接着策划进攻波斯。不过还没有出征，他便于公元前336年在女儿的婚礼上被毒死。据说参与谋杀的有他的前妻奥林匹娅。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年仅20岁。他便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
尽管传说中的亚历山大是一位十分仁慈的君王，但这并不妨碍他从上任伊始便清除了所有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与古代的中国并没什么两样。“每一位统治者都以甩掉家族中的所有其他成员作为防范措施，直到他漏掉的某位亲属找机会把他给干掉。”[5]巩固了王位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公元前333年，他率领的希腊大军在伊苏斯附近击败波斯人。那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亚历山大以寡敌众，统率3万步兵和1万骑兵击溃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30万步兵和10万骑兵。大流士三世险些被俘。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阿尔特多费尔（Albrecht Altdorfer）的巨作《伊苏斯战役》[6]好像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这一事件定了格：身穿蓝、白[7]两色军服的希腊兵在落日余晖中乘胜追击，落荒而逃的波斯军队在崇山峻岭之间若隐若现。山的后面是地中海，塞浦路斯岛清晰可见。阿尔特多费尔继续发挥想象力，把红海甚至埃及一股脑儿画了出来。因此，《伊苏斯战役》分成了两半，下面的一半是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写照，上一半则是一张反过来的地图，暗示亚历山大在伊苏斯战役之后的辉煌。这位征服者确实一鼓作气，占领了叙利亚沿海地带，直取埃及。厌倦了波斯统治的埃及人视亚历山大为大救星，为他戴上法老的王冠，并为他在尼罗河河畔创建的城市取名“亚历山大”。
拿下埃及之后，亚历山大彻底降伏波斯，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巴比伦。远征印度虽然首战告捷，但印度太大，手下兵将也已厌战，因此亚历山大见好就收，打道回府。至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当中，亚历山大征服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国王对他死心塌地，只差中国没有染指。他的帝国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希腊语也成了当时的世界语。
在出征之前，亚历山大像所有希腊人一样以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开化民族，所有非希腊人都是野蛮人。他少年时代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也这样认为。要是他们当时能见识到中国商代的青铜器，恐怕立马就会改变这种想法。不过亚历山大虽与中国无缘，但在埃及和波斯却对当地发达的文化惊叹不已，确信他们不是野蛮人，而是拥有不亚于希腊人的智慧的人。于是亚历山大倡导东西通婚，让1万名希腊人娶波斯人为妻，自己也以身作则，与大流士三世的一个女儿结婚。他指定巴比伦为新的世界帝国的中心。
亚历山大不仅承认帝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还主张尊重女性，为西方礼遇女性的传统开了先河，因此可以说他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位骑士。可惜他英年早逝，公元前323年，他在巴比伦猝死的时候只有33岁。亚历山大帝国的诞生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了近100年。
发明“面包和竞技”的恺撒
秦王嬴政花了10年时间灭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他自称为“始皇帝”，是世界上第一位称帝的君王。秦始皇是位目标明确的政治家。他知道军事统一还远远不够，需要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统一跟进。于是，他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和官僚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纵观这几百年欧洲人为实现统一而前赴后继的历史，不得不佩服秦始皇的远见和果断。从他统一天下之后，在人们的心里深深烙上了“一个中国”的信念。“从此人们就认为，分裂是异常的，统一才是正常的。”[8]
回到古希腊。亚历山大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征战，为以希腊和波斯为主的帝国搭了个架子，但由于死得太早来不及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帝国很快分崩离析。希腊文化对欧、亚、非的影响仍然持续了300年，而希腊本土的城邦在政治上像一盘散沙，很快便被地中海沿岸新兴的罗马吞并。
罗马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两名行政官是最高统治者，相当于两位总统。元老院就好像是今天的议会。元老院会议如同议会辩论一样吵得不可开交。罗马人迅速扩大地盘的秘诀是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们发明了军团，一个军团最多达6000名士兵。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确立了对地中海的统治时，汉武帝的大军在中亚、东亚和远东奠定了一个足以与“罗马盛世”相媲美的“华夏盛世”。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甚至认为，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在为“汉人”这个名字而自豪的话，那实在是因为汉武帝这位统治了中国50多年的伟大皇帝。
最有名的罗马人同时也是罗马最成功的征服者无疑是尤利乌斯·恺撒。为获得民众的支持，他发明了一些竞技比赛，这便是所谓的“面包和竞技”策略。让老百姓吃饱，再给他们娱乐，这样他们就不会对你的施政横竖看不顺眼。恺撒之后2000多年的政治家仍然牢记这个套路。2012年夏天，欧盟政治精英便趁着老百姓沉醉于欧洲杯足球赛的时候，将欧元区的融合推进了一大步。
恺撒最大的军事成就是夺取了整个高卢地区，并跨越莱茵河把日尔曼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就在这位罗马统治者征服高卢的公元前51年，汉人成功制造了匈奴帝国的分裂，两位匈奴首领反目成仇，其中的一位来到长安对汉宣帝俯首称臣，另一位逃入西突厥的大草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公元前35年，一支中原大军袭击了这位匈奴王的营地。他还没醒过味儿来，脑袋已经落地。匈奴人不仅觊觎中原，还打算大举进攻欧洲。汉人的这一大胆行动阻止了匈奴人的扩张，不但为中国赢得了时间，而且也保全了欧洲400年。直到公元347年，恢复了元气的匈奴人才再次开始对罗马帝国和日耳曼的征服之旅。
回到恺撒。与亚历山大一样，他也在矮个子伟人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恺撒身高只有1.55米，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他在女人眼里的魅力。埃及绝代美人克丽奥佩特拉便借恺撒访问之机，使出浑身解数引诱这位罗马强人。据说她身上的中国造丝绸衣袍光鲜照人，可见西汉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当时已经畅行无阻。恺撒在埃及乐不思蜀，与克丽奥佩特拉的缠绵旅行持续了两个月。这引起罗马人的不满。恺撒又学习秦始皇的样子，自封为终身独裁官，更使部分元老感到不安。公元前44年，他们对恺撒行刺成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恺撒遇刺的主要原因是他想独裁，而他的继任却堂而皇之地以君主制取代了共和国。恺撒的义子屋大维于公元前17年称帝，名奥古斯都。此时的罗马歌舞升平，男男女女最喜爱的活动是泡澡。被恺撒征服了的日尔曼人要么在罗马城的建筑工地上打工，要么充当罗马贵族的保镖。据历史学家塔希图斯说，这些人高马大的日尔曼人酒量超群，而且爱把黄油往头发上抹。这大概是德国人讲究护发的最初证明吧。
耶稣是哲学家、革命家还是邪教头目？
就在这些意大利人的祖先享受罗马盛世的时候，在巴勒斯坦伯利恒降生的一个婴儿将改变人类的历史。那是大约2000年前，在今天以色列北部的拿撒勒住着美丽善良的玛利亚。一天夜里，玛利亚做了一个梦：头顶金色光环、背插乳白色翅膀的天使加布里尔对她说：“你将怀孕生子。”玛利亚大蒙：“可我还没有结婚呢。”加布里尔说：“你腹中怀的是上帝的儿子，你给他起名耶稣，他将是未来的国王。这是上帝的旨意。”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夫只有认命。
几个月后，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古斯都心血来潮，想知道在自己的疆域内生活着多少幸福的臣民。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人口普查方法，奥古斯都想出了一个再笨不过的主意：每个人都必须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坐等统计。于是，约瑟夫把即将分娩的玛利亚扶上毛驴，缓缓地向伯利恒行进。140公里的路程走了几天几夜。也许是伯利恒人像浙江青田人一样有背井离乡的传统，这时候为人口普查而返乡的人源源不断，伯利恒的客栈爆满。约瑟夫两口子陷入绝望之时，一家客栈的老板娘看着玛利亚的大肚子生了恻隐之心：“我们虽然没有房间给你们，可是马棚空着。”当晚耶稣降生，马槽成了他的摇篮。
东方的三位智者也得到加布里尔的信息，马上打点行装，带着给耶稣的见面礼，向着星星指引的方向出发。途经耶路撒冷希律王（Herodes）的王宫，多疑的国王把他们拦住。当三位智者回答他们正在寻找上帝给犹太人指定的新国王时，希律王震怒：明明自己是犹太国王，怎么又出了一个？！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让三位智者接着赶路，请他们回程时务必告诉他新国王在哪儿，这样他也可以去朝拜。三位智者刚刚给圣婴献上黄金、乳香等礼品，加布里尔便催促约瑟夫上路：“带玛利亚和耶稣去埃及吧，不然希律王不会放过你们的。”天使当然也不忘记警告三位智者：“千万别泄露圣婴的秘密，希律王不安好心。”
三位智者杳无音信，国王恼羞成怒。他担心不除掉耶稣将后患无穷，于是想出了最狠毒的一招：把伯利恒和附近村镇2岁以下的儿童格杀勿论。可见大救星也可能给人们带来灾难。约瑟夫一家三口等到希律王一命呜呼，才从埃及回到拿撒勒。耶稣才得以在家乡茁壮成长。
有关耶稣事迹的传说数不胜数。他在以色列巡回演讲，宣扬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他以奇迹证明上帝的存在，比如让瞎子重见光明，让瘫痪者健步如飞。耶稣过着既贫穷又潇洒的生活，对清规戒律嗤之以鼻。他的信徒越来越多，很多犹太人认为他就是《旧约全书》中预言的救世主。这使罗马统治者对耶稣恨之入骨，他们一来担心自称上帝儿子的耶稣对自己构成竞争，二来打心眼儿里排斥他宣扬的一种神教，因为罗马人受希腊人的影响信奉的大多是神。大祭司皮拉图斯在希律国王（上面提到的那位国王的儿子）面前恶语相告，说耶稣自封先知，蛊惑人心，不利于社会安定。国王与他的爸爸一样多疑，于是对耶稣下了逮捕令，并判处他绞刑。
狱方为了寒碜这位自称是先知的人，让两名小偷陪他上刑。三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烈日当空，饥渴与手足的剧痛折磨着他们。看守找了块阴凉地儿，掷骰子赢死囚的衣服。正当太阳升至最高点的时候，天空突然漆黑一团。耶稣大叫：“完成了。”他的头垂下时仍在喃喃自语：“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到你的手里。”说完便断了气。
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是玛丽亚·玛格达雷娜。她是耶稣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跟随他巡回演讲，像现在的追星族。她还主动承担了厨娘的角色，自我献身精神要大于追星族。有关她曾经是妓女的说法，《圣经》没有提供佐证，只是说耶稣曾经从她身上驱赶了7个恶魔。心目中的先知谢世三天之后，玛格达雷娜带着香精准备为死者擦拭身体，但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墓前的石头被挪开，棺材盖打开，里面空空如也。正当玛格达雷娜伤心欲绝之时，一个园丁模样的男人朝她走过来。女人问：“是你偷了耶稣的尸体吗？”话刚说出口，她便认出面前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三天前在十字架上咽气的大师。这之后，耶稣又多次在朋友们面前出现，40天后升天。
耶稣是希伯来语“耶和华救主”的意思。犹太人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民族，而且很多人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指的便是他自己，或是他的儿子，因此，耶稣的名字很常见。于是有人称基督故事里的耶稣为“拿撒勒的耶稣”，这样不至于和张三、李四家的耶稣混淆。“基督”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救世主”，是个头衔，所以我们常听到“耶稣基督”的说法，这是耶稣自封的还是别人给他戴的高帽，不得而知。
不管你信不信耶稣是基督，你的生活多多少少与他相关。我们对时间的计算就是从他的生日来的。他降生的那一年是公元前1年，次年是公元1年。公元0年不存在。基督教世界干脆直接称基督后1年、基督后2016年。不过，据历史学家考证，拿撒勒的耶稣不是在圣诞夜来到人世的，而是1月初的某一天。他出生的年份也有误会，很可能是公元前的几年。也就是说，基督教世界每年12月25日隆重地为耶稣祝寿很可能是自作多情，以讹传讹。可以确定的是：约瑟夫不甘只做养父，而是一鼓作气和玛利亚生了至少6个孩子。他因为相信了圣婴的故事，被后来的天主教会封为圣人。
据史料记载，皮拉图斯于公元（或基督后）26年至36年担任巴勒斯坦部分地区的罗马行政长官。他定期巡视所辖地区，处理司法事务。耶稣正是在此期间传教，最多不超过三年。皮拉图斯的死刑判决使耶稣只活到30岁。很多人深信耶稣是被12个信徒之一的犹大以30个银元所出卖，并把犹大等同于犹太人，这让犹太人倒霉了2000年。其实，就算犹大出卖耶稣是真，也不说明犹太人比其他民族更卑劣。首先，每个民族都难免有几个利欲熏心的小人；其次，另外11个信徒加耶稣本人都是犹太人，12:1，正能量占据绝对优势。被基督徒视为先知和救世主的耶稣按照今天的观点可被称为传教士、哲学家或职业革命家，仁者见仁。在罗马当局者的眼里，他则可能是煽动家或犹太邪教组织的头目。
耶稣徒弟的徒弟集体抑郁创作《圣经》
最初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祖先是亚伯拉罕。公元前1900年（中国的夏朝），亚伯拉罕带领族人来到富饶的迦南，就是后来的巴勒斯坦。一场大旱逼迫犹太人逃亡埃及。当时已经会修筑宫殿和金字塔的埃及人打心眼儿里瞧不起这些草原来的牧羊人，把他们当奴隶使唤。法老竟下令将犹太人的新生婴儿扔进尼罗河，以阻止外来族人的数量增长。公元前13世纪（中国的商朝）的某一年某一天，从事了40年牧羊工作的犹太人头目摩西看到一名同胞惨遭埃及人的欺凌，挺身而出，一阵拳脚让那个埃及人归了西。消息很快传到法老的耳朵里，摩西就日夜兼程逃到了红海对岸阿拉伯地区的米甸。在那里，摩西与当地首领的女儿结了婚，接着当起羊倌，乐不思蜀。有一天，他赶着羊群到了何烈山附近，上帝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提醒他不要忘记在埃及的同胞。
摩西肩负重任回到埃及，并上演了《旧约圣经》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犹太人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脱了法老的魔掌，突然，前面是波涛汹涌的红海，后面是闻声追赶而来的埃及人。摩西向大海伸出手杖，红海便分开一条道路，犹太人轻松走过；当埃及人入海时，红海再度波浪滔天，法老的士兵被海水吞噬，无一生还。
《旧约圣经》跨度几百年，写到耶稣诞生前500年，是犹太教经书的主要部分。成书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世纪。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证明，《旧约圣经》内容基本不符合历史事实。摩西离开埃及的记载就很夸张，因为当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犹太人完全可以从陆地逃离埃及，何苦绕道红海？在一些专家看来，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灵的耶和华其实是位于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一座火山，“被上帝选中”的民族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居住在阿拉伯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沙苏（Shasu）。
如果以历史真实性为标准，那么《新约圣经》也不及格。这并不奇怪——《新约圣经》的作者都是耶稣门徒的门徒，不是历史学家。而且第一批作者是带着无限的悲痛和绝望奋笔疾书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没有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的摧毁，也许就没有了这部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著作。为什么这样说呢？
犹太人坚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民族。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任国王时在耶路撒冷修筑圣殿，使该城成为犹太教的圣城。公元前6世纪，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入耶路撒冷，将圣殿连同圣城夷为平地。顽强的犹太民族重建家园，并营造了第二座宫殿。耶稣还曾在那里发表过演说。罗马统治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耶稣之后，继续视其信徒为眼中钉，认为他们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对犹太教区的大屠杀时有发生。在这一点上，罗马人是纳粹的始祖。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批犹太狂热分子组织抵抗运动。这支只有几千人的游击队竟然击退兵临城下的罗马大军，在耶路撒冷负隅顽抗了整整4年。在这期间，他们曾遭到罗马皇帝尼禄的血腥镇压。
尼禄的荒淫无度可与商纣王相媲美，把整个罗马变成了肉欲横流的城市。这让人想起几年前一位精力旺盛的意大利总理。尼禄还是历史上投错娘胎的最有名的例证之一。如果他生在寻常百姓人家，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歌手或演员。可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偏偏是吕后一般政治野心膨胀且不择手段的女人。她先带着儿子尼禄嫁给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接着说服皇帝过继尼禄，使其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克劳狄乌斯的一时神魂颠倒不仅葬送了自己亲生儿子（比尼禄小3岁）的政治前程，而且更要了这个倒霉孩子的命。公元55年，也就是阿格里皮娜毒死克劳狄乌斯、尼禄继位的第二年，克劳狄乌斯的亲生儿子布里塔尼库斯便遭谋杀，年仅15岁。这之后的十几年，尼禄一边清除所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亲戚，包括自己的亲妈，一边练嗓子、驾马车，空余时间处理一下国政。这位年轻皇帝野心不小，用今天的话说，他既想做一级方程赛车的冠军，又想在欧洲热门歌曲大奖赛上得第一名。公元67年，他参加古希腊四大竞技会，获得1800多个奖项。尼禄一高兴，便把希腊人的税全给免了。这使很多希腊人直到今天还不习惯缴税。
不过，尼禄和耶稣的信徒有什么过节呢？这与公元64年7月罗马城的那场大火有关。两千年前的建筑防火性能不佳，火灾时有发生，但那一场大火肆虐6天，让罗马人深信世界末日将至。当时罗马的14个城区中，只有4个幸免于难。[9]尼禄不是像他的前任一样身先士卒投入救火，而是在城外观望，直到自己的宫殿被毁才赶回罗马城。最不可思议的是：皇帝竟把火焰当作舞台背景，放声高歌。这使得当时就有人怀疑纵火犯正是尼禄本人，目的是按照自己的设想重新修建罗马。其实火灾的原因至今不详。
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尼禄决定嫁祸于耶稣的追随者。他在罗马城内下令逮捕他们，将他们钉上十字架之后让恶狗咬死。这里请大家注意：尼禄迫害的是一批狂热的犹太人。他们虽然称得上是耶稣的信徒，但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基督徒，因为当时基督教还没有诞生。基督教概念的形成是在尼禄死后的几十年。而尼禄迫害基督徒的说法早已在欧洲成了铁定事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史书是人写的，一般是为当时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后人应当多开动脑筋，有时候只需要计算一下年份就知道不可能是这么回事。无论如何，尼禄这个暴君加迫害基督徒刽子手的形象维护了近两千年，不管跳进什么河也洗不清了。
尼禄的继任维斯帕先（Vespasian）继续迫害耶稣教派。公元70年，他派遣数万士兵再攻耶路撒冷。由于力量对比实在悬殊，犹太准军事武装决定放弃耶路撒冷城，集中全部6000人誓死捍卫圣殿。罗马人和犹太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一边是视死如归的犹太人，另一边是对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敬畏三分的罗马雇佣军。犹太人以寡敌众，越战越勇。这时，不知哪个罗马士兵一把火点燃了圣殿，也不知哪个犹太人的一声惨叫直冲云霄。游击队员们像泄了气的皮球，斗志丧尽。他们要么直扑罗马人的刺刀，要么冲进火焰。幸存的犹太人任凭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烧杀抢掠，没有反抗，也没有悲伤，好像他们的身体不过是个躯壳，灵魂则与圣殿一同消逝。这一次，再没有人重修圣殿。今天犹太人的哭墙展现的是圣殿的西墙。
公元70年的犹太人陷入集体抑郁状态。只有两个犹太教分支找到了向前看的力量，其中一个便是耶稣运动。核心人物是耶稣门徒的徒弟。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传奇人物，但听自己的老师的描述，耳朵已经磨出了茧子。他们不甘心犹太人的辉煌历史就此结束，于是开始奋笔疾书，把他们听到的耶稣事迹记录下来。这些人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通过写作来治病的抑郁症患者。他们当时不会知道，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日后将成为全世界传播最广、销量最大的作品——《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语写成的，100多年后才有了拉丁语的版本。“基督教”这个概念则大约形成于公元110年。[10]
当时犹太人不但和罗马人不共戴天，而且犹太人内部的分歧也愈演愈烈。特别是坚信耶稣为上帝之子的犹太教分支与犹太教主流越来越格格不入。“仇恨贯穿着《新约圣经》。尽管说《新约圣经》反犹太教有些过分，毕竟作者都是犹太人。但很多耶稣的信徒对犹太教非常失望。”[11]《新约圣经》反映了圣殿被摧毁之后犹太社会的恐惧、绝望和动荡，社会分裂的进程加剧。部分耶稣教派的信徒为了向非犹太世界开放，不惜为罗马人解脱杀害耶稣的罪责，声称上帝之子死于犹太人的内讧。甚至对犹太教相对温和的卢卡斯也将以色列一分为二：耶稣信徒代表善良的以色列，那些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犹太教主流）则是邪恶以色列的象征。
渐渐地，耶稣教派形成自己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只认耶和华，后者则信仰上帝和他在人间的代表耶稣。最大的共同点是两者都是神教。
我们可以说犹太教是母公司，公司守则是《旧约圣经》；基督教是子公司，公司必读是《圣经》。基督教的《圣经》由《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组成。其三大分支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旧约圣经》，东正教对《旧约圣经》的认可度最高，而新教最低。按照我的理解，可以认为三大教派中，东正教最保守，新教最开放。基督教这个子公司很快独立于母公司，并在几百年里传播到全世界。母子之间时而不共戴天，时而又和平共处。
基督教从受气的媳妇儿熬成了婆
就在耶稣派化悲痛为力量创建了基督教的时候，古罗马帝国达到鼎盛。其疆域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到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基督教的信徒越来越多，但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基督徒受到罗马当局者既零星又十分残酷的压制。当基督徒宣布不再是犹太教教会成员的时候，罗马人将他们视为背弃父辈传统的、不信神灵的亡命徒。”[12]
耶稣本人是一个革命者。他对很多犹太教的仪式不屑一顾，公开宣称比仪式更重要的是仁慈。这与我们的先贤孔夫子是多么相似。孔子也认为人们不应被礼仪所束缚，并且将儒学的核心定义为“仁”。两人提出的一些行为准则完全吻合，最典型的例子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耶稣和比他早了500年的孔夫子都是道德高尚并有领袖魅力的人。区别在于，耶稣给自己的身世披上神秘的外衣，后人把对他的崇拜变成了宗教；而孔夫子是名脚踏实地的老师，教弟子怎么做人，并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立下了规矩。弟子传播他的行为哲学，没有把儒学变成宗教。他的三纲五常能起到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作用，因此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很少有排斥儒学的。耶稣就不一样了。他自称天子，挑战了罗马皇帝的地位；他还主张“均贫富”，这又与中国古代的农民领袖有异曲同工之妙。难怪罗马当权者将他视为眼中钉。公元303年，基督徒遭受罗马当局者的大清洗。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那么罗马帝国时代的英雄是“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的殉道士。
不过，最暗无天日的时候往往是黎明前的黑暗。仅仅1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313年，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罗马最高统治者君士坦丁一世（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宣布境内臣民享受宗教自由，停止对基督徒的迫害。[13]这要归功于公元312年10月发生的一个奇迹。当时，君士坦丁一世在罗马郊外与他的死敌马克森提乌斯（Marcus Aurelius Valerius Maxentius）展开决战。罗马皇帝的兵力明显少于对手。交战前夕的一个中午，君士坦丁一世在太阳上方发现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十字架。决战前夜，这位罗马皇帝又梦见了耶稣。大获全胜之后，君士坦丁一世对基督教心怀敬畏和感激。这才有了基督徒的出头之日。有意思的是，他将拜占庭（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建成基督教的中心，因此，该城也被称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一世还减轻教会的税赋，将教士和公务员同等对待（天主教的神甫就是被这么惯出来的），把周日变成了休息日，让大家有时间去教堂。可以说，没有罗马人的迫害，《圣经》和基督教的诞生至少会推迟；而没有罗马帝国的扩张，基督教不会如此迅猛地传播，就像佛教从西汉征服西域中获益一样。
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化，殉道士不再时髦，修士成了新的时代英雄。从4世纪初开始，一批批修士遁入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地带，过起断绝欲念、终日祈祷的生活。不过，修士并非与世隔绝。相反，修道院很快受到政治决策人的青睐。避开尘世的喧嚣，审时度势，理顺思路，与修士海阔天空地交谈，往往会茅塞顿开。修士的人生态度多像道家的“无为”而治。而老子所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不正是道士也可胜任政治顾问角色的证明吗？修士或道士不仅是倾听者，同时也是心理医生，为前来咨询者排忧解难。最有名的修士大概要属生活在6世纪下半叶的本笃派格里高利，后来当选教皇，可见修士也并非断绝所有欲念。这位老兄只活到44岁。这也许与他的悲观不无关系。在他看来，人类已经摆脱不了亚当偷吃禁果的原罪，无药可救。
对《圣经》的阐释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这些修士和教士的手里，因为只有他们懂拉丁文和希腊文。《圣经》最初的语言是古希腊语，后来翻译成拉丁文。东、西欧的两大语言也为基督教日后分裂为东（东正教）、西（罗马天主教）教会埋下伏笔。不管是古希腊语还是拉丁语，做弥撒的时候，信众只见教士们口中念念有词，听天书的感觉更增加了教会的神秘感。越是神秘，就越可信，这是老百姓的逻辑。
至此，书写欧洲历史的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日耳曼人不过是配角，他们虽然人高马大，但缺乏组织和战略，不是罗马人的对手。今天德国的好几座城市当时成了罗马帝国的边陲。德国人的祖先给罗马人当苦力和保镖。公元9年，一位叫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侯爵在被罗马人占领的日耳曼土地上发动起义。他摧毁了3个罗马兵团，这相当于当时罗马部队总兵力的八分之一。罗马人从此对日耳曼敬畏三分，放弃了建立一个从莱茵河到易北河的罗马省份的计划，而是以莱茵河为界河，没有再越雷池一步。德国人后来给阿米尼乌斯起了个很日耳曼化的名字——赫尔曼[14]。19世纪民族主义大泛滥的时候，德国人为他树碑立传，掀起了赫尔曼热。
公元312年，基督教在古罗马一步登天，它不仅受到君士坦丁一世的平反昭雪，还在一夜之间成为国教。罗马人当时也确实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因为他们的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经济危机连绵，土地荒芜，城市萧条。这时候，远道而来的匈奴人和家门口的日耳曼人轮番骚扰，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入侵的日耳曼人废黜了罗马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罗马帝国寿终正寝。严格来说是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您还记得那位笃信了基督的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东边2000多公里的拜占庭建成基督教的中心吗？打不过日耳曼的罗马人于是迁都拜占庭，从此开始了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不过，远离了罗马的罗马帝国没有了原汁原味，再也没有绽放光彩。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对其他的新兴国家构不成什么威胁，结果苟延残喘到了1453年才被土耳其人消灭。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南欧暂时退居“二线”，欧洲重心向西北转移。
用基督教缔造第一个“欧盟”的查理
查理出生于公元742年，据说他身高超过1.9米，高大魁梧，像牛一样健壮。他活了将近70岁，在当时是罕见的高寿。执政时间长达46年，更是独一无二。他是中世纪西欧的第一位加冕皇帝，说他是欧洲中世纪900年里最伟大的帝王也不过分。他身上的“之最”还远不止于此：查理是欧洲第一位请人写传记的统治者，他还是第一个试图以基督教统一欧洲的政治家。这位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在自己的王位宝座上坐不住，大部分时间都在马鞍上。每征服一个民族，就逼迫他们皈依基督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查理大帝也是第一个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当时无论从军事还是从宗教来说，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是萨克森人。他们打游击战，顽强抵抗查理的军队，也抵制基督教。不过，萨克森人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在顽抗32年、死伤无数之后，最终接受了查理的统治，也皈依了基督教。由此看来，近年来德国新兴起的PEGIDA[15]（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偏偏以萨克森为中心，多少有些讽刺意味，不是吗？当时誓死不信耶稣的萨克森人今天自视为基督教最坚定的捍卫者。
经过几十年不知疲倦的征战，法兰克王国的版图覆盖了欧洲大片地区，北至北海，南达意大利中部，西抵比利牛斯山，东到匈牙利，与昔日的西罗马帝国不相上下。难怪查理自视为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并于8世纪末决定将自己的政治中心亚琛变成第二个罗马。为什么看上了亚琛这座小城呢？它的地理位置不错，可以说在查理帝国的中轴线上；距离北海不太远，气候宜人；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亚琛地下有一种少见的、具有医疗效果的温泉，对患风湿病的查理格外具有吸引力。查理在世时已初具规模的亚琛大教堂便是他与罗马帝国皇帝平起平坐的象征。教堂融合了拜占庭式和法兰克式建筑风格之精髓，其拱形圆顶和八角形建筑是天与地融合的象征。
查理早就打起让教皇给他加冕做皇帝的主意。当时的教皇利奥三世生活淫乱。一些大主教看不下去，干脆把他关了起来，据说还要割舌头、挖眼球。幸好一个忠心耿耿的下属把利奥三世放了。教皇绝望之中跑到卡尔堡[16]向查理求救。战略家查理感到梦想实现的机会来了。他表示愿意给利奥三世撑腰，交换条件是教皇给他加冕。公元800年12月25日晚上，查理实现了毕生的最大梦想，在罗马接受皇冠。这样，他正式成了罗马帝国的接班人。
这位军事上的常胜将军和外交高手同时也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求贤若渴，将全欧洲最知名的学者请到帝国首都亚琛，开设学校，让既非神甫也非教士的人们读书、识字。他简化和统一了拉丁文的写法，让境内的臣民都能看懂。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却始终没有学习认字，是个百分之百的文盲。也许这个马背上的将军认为自己只负责指挥，不需身体力行。查理不仅推广教育，还让修士们练习统一的字体，把当时的经典著作重新抄写一遍。这些著作得以流传后世可以说是查理大帝的功劳。当然其中也有《圣经》。我曾在科隆的一家博物馆看到过一部硕大的《圣经》，就是查理下令制作的手抄本，跟印刷的没什么两样。手抄一部《圣经》大概需要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也许是这位君王太传奇、太闪光，自他驾崩之后，欧洲各国竞相充当他的祖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法国人说他出生在今天的法国境内。实际上查理在哪儿降生谁也说不清，只能说在罗瓦尔河和莱茵河之间。德国人更是当仁不让，毕竟查理大帝定都亚琛，是德国的地盘。其实，他是哪国人并不重要。可以说查理大帝是第一个欧洲人，在世时就被称为“欧洲之父”。他还在帝国境内统一了货币，这可以说是欧元最早的前身。
短命的帝国和欧洲的分裂
查理留给儿子路易一世一个完整的帝国。路易一世在世的时候就把帝国分成三份，好让与两个老婆生的三个儿子都不吃亏，皇冠归大儿子洛泰尔一世。路易一世希望至少保持帝国名义上的统一。结果适得其反，三个儿子发生内讧，在父亲咽气三年之后的公元843年，三人在凡尔登正式签署肢解帝国条约。据此，最小的儿子秃头查理得到了帝国的西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法国；东部给了路易（为区别于父亲，他被称为日耳曼人路易），差不多是今天的德国[17]；帝国的长条形中段儿（从北海沿岸经亚琛到罗马）是大儿子洛泰尔的领地，相当于意大利，还包括今天德国和法国的一小部分。洛泰尔死后，他的地盘儿又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儿子，北部成了后来德、法之间的“金苹果”——洛林，归洛泰尔二世；路易二世得到了意大利。而日耳曼人路易[18]的东法兰克分化为萨克森、巴伐利亚和施瓦本。
西法兰克和东法兰克为争夺罗马打得不可开交，因为那里是教皇的驻地，谁得到罗马谁就能接受教皇的加冕，充当罗马帝国的皇帝。东法兰克（也就是德意志诸侯）占了上风，赢得了皇冠，也继承了皇冠带来的烦恼。各路诸侯都想称王，打得不亦乐乎。西法兰克无“冠”一身轻，很快发展为法兰西王国，第一任国王雨果·卡佩在10世纪末成功确立了世袭制。与德意志诸侯为夺皇冠打破头的混沌状态相比，世袭制相对和平。王室权力集中，虽不免专断，但也给了人民安全感，有助于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卡佩王朝不仅统治法国近千年，雨果的后裔也遍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王室。也就是说，欧洲各国多多少少都沾亲带故，而法兰西和德意志两个民族就更是同根而生。
暴力加愚民：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11世纪中叶，拜占庭和罗马正式分道扬镳，基督教会开始有了东、西之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会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在路途中过着禁欲的清苦生活，身体力行着耶稣提倡的价值。他们一般是富家子弟，因为穷人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也用不着刻意过苦日子。朝圣者从耶路撒冷带来了坏消息：整个巴勒斯坦已被穆斯林占据。是可忍，孰不可忍——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1035—1099年）决定用武力夺回圣地。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历史翻开了最为血腥的一页。一路上，这些信奉基督教的骑士烧杀掠抢；到了耶路撒冷，又一口气屠戮3万名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对自己的暴行理直气壮——耶稣在《圣经》里说了：“不背负十字架跟随我的，便不是我的信徒。”骑士们将十字架缝到了自己的战袍上，一路上见到衣服上没有十字架标志的便格杀勿论。可见逐字逐句地理解经书是多么害人！这就像今天的部分穆斯林，把《古兰经》的字句生搬硬套到现实生活，并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是正根儿。“随着十字军东征，欧洲封建社会的残暴特性受到了基督的洗礼，并成为基督教的一部分。”[19]在随后200年的时间里，世俗和宗教的好战分子6次东征，消灭异教徒，传播基督教。
刚刚结束血腥的十字军东征，教会又想出了宗教裁判这一损招儿。如果说东征是惩罚遥远的异教徒，那么宗教裁判便是清除身边的异己。从13世纪起，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刑讯折磨，最高的惩罚是火刑。天主教会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持续了500年。
当时教会的罪恶简直是罄竹难书。除了对不同意见者施以极刑之外，教会还横征暴敛，特别是出售赎罪券的营生使教士们越来越招人恨。想想看，偷窃、抢劫、杀人，各种罪过明码标价，只要肯花钱，你的灵魂就能得救。这样的愚民政策有点儿太明目张胆了。人祸又加天灾——14世纪肆虐欧洲的瘟疫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进入15世纪，先是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一度有三人自称为教皇；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攻占基督教的心脏拜占庭，使基督徒心理严重受挫。社会普遍的沮丧和信众对教会的不满终于在16世纪初孕育了一场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废除了教会的中介费
马丁·路德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是神学博士，后来受聘于维滕堡大学做教授，在当时是少有的学问家。但他说话有时十分粗野，甚至可以说他管不住自己的嘴。他的一句名言是：“你们为什么不打嗝、不放屁，难道吃得不香吗？”这还是相对文明的。他还说过：“一个没教育好的儿子不如一个死儿子。”他一方面诚惶诚恐，害怕魔鬼的困扰；另一方面又胆大包天，敢于挑战教皇的权威。他认为只要相信耶稣，就能得到上帝的怜悯，不需要教会做中介。言外之意——赎罪券完全是骗人的。1517年，他把对赎罪券及其交易的批评写成《九十五条论纲》，寄给美因茨和马格德堡的大主教阿尔布莱希特。
这位大主教值得一提。他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儿子，因此被称为勃兰登堡的阿尔布莱希特。也许因为他是选帝侯的第二个儿子，日后无望继承父亲的职位，因此做了神甫，走“曲线救国”的路线。为什么这么说？选帝侯，顾名思义，是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当时享受这一特权的有7位，其中5位是世俗诸侯，2位是大主教。美因茨便是这样的一个大型教区。既然决定皇帝人选的只有这七位，所以有当皇帝野心的都可劲儿巴结他们。他们的特殊地位就像中国唐朝的节度使。阿尔布莱希特削尖脑袋也要成为选帝侯，世俗路线走不通，就走宗教路线。1514年，他出高价从教皇手里“买”下了美因茨大主教的职位。要说罗马教皇也是个见钱眼开的大俗人。他一边把主教职位拿出来“拍卖”，一边又从赎罪券的生意里提成儿。按照天主教会的规定，出售赎罪券所得的一半儿归罗马教廷。而为买教职欠了一屁股债的阿尔布莱希特拼命加大赎罪券的销量，以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同时也使贪财的教皇喜笑颜开。可以说，教皇在阿尔布莱希特身上实现了“双赢”。
阿尔布莱希特与教皇联手发明的这一套敛钱机制是引发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导火索。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就是针对这位大主教和教皇的。他甚至不承认教皇的半人半神地位。教皇恼羞成怒，将路德逐出教会。阿尔布莱希特也成为反路德的领袖。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要求路德收回其论纲。7位选帝侯的意见不一。有的站在教会一边，要求逮捕路德；也有的支持路德，希望借此压一压罗马教廷的气焰。1521年，路德被请到沃尔姆斯参加帝国会议。面对选帝侯、皇帝和罗马教廷的代表，路德不卑不亢，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大义凛然地说：“我不会昧着良心改变自己的主张。愿上帝帮助我，阿门！”说完昂首挺胸地离开会场。查理五世随后宣布路德为受蔑视的人。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任何权利和保护，谁都可以将他引渡给教廷。同情路德的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将他“绑架”到瓦特堡，实际上是给他提供了庇护。路德的矛盾性这时候又表现出来——刚刚还在帝国会议上慷慨陈词的革命家竟一蹶不振，抑郁得不能自拔。
还记得《新约圣经》的诞生经过吗？没错，是耶稣门徒的门徒患抑郁症之后奋笔疾书的产品。路德给自己开的药方同样是写作：他仅用11个星期便将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了通俗易懂的德文。要知道，长期割据状态使德国当时根本没有规范化的德语。是路德给了德语全新的面貌。他的语言生动形象、引人入胜，今天的德语里有300多个成语是路德发明的。当时正赶上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的印刷机趋于成熟，德文版的《圣经》很快成了畅销书。略有文化的老百姓都能读懂，不识字的则可以在广场上聆听公开的《圣经》朗读。教会再也不能故弄玄虚地糊弄人了。
马丁·路德身上最令人费解的一个矛盾是：一方面，他反对暴力，用他特有的粗野语言臭骂暴动的农民，对某些人将他的宗教改革作为施暴的借口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却对犹太人动用语言暴力，后来被纳粹尊为排犹的始祖。我们来看看路德的原话：“燃烧犹太教堂和学校；同样摧毁他们的住房；禁止他们使用街道；没收他们的钱币和金银。”这简直是清除犹太人的说明书。
路德的排犹言论虽然令人不寒而栗，但他对德国和世界的积极影响延续至今。他的《圣经》译本第一次给了德国人民族意识。他的宗教改革将西欧基督教一分为二——天主教和新教。加上东正教，基督教三足鼎立之势由此形成。新教比较接近民众，没有奢华的教堂，没有等级森严的神职人员，没有教皇，不崇拜圣母，不禁欲，不教条。一句话，新教给基督教带来了生机。马丁·路德是其公认的创始人。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老家是欧洲，不是中国？
新教如星星之火，在德国和欧洲燎原。德国的新教信徒数量很快超过了天主教徒。危机意识推动了天主教会的改革。16世纪中叶，教皇邀请还没有被新教大火点燃的欧洲国家前往意大利特伦托召开会议。教宗要求惩罚新教，查理五世则认为应当通过改革提高天主教的吸引力，使一时糊涂的新教徒回心转意。会议没有马上废除赎罪券的交易，但有所改良，同时要求主教更多地关心教区的信众。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挽回了部分天主教会的名誉，赢回了一些信徒。
加尔文（John Calvin）是马丁·路德在瑞士的翻版。他原本是法国人，后来定居日内瓦。1536年，他发表《基督教要义》，是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翻版。加尔文一方面主张教会民主，神职人员要由选举产生；另一方面容不得不同意见，认为只有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是正解。可见一神论都容易犯偏执的毛病。他的理论可以用“预定论”三个字来概括，把人类分成上帝的选民和弃民，被上帝选中的人必定得救，被上帝抛弃的注定沉沦；至于你是幸运儿还是倒霉蛋，上帝早在创世之前就定好了，这就是所谓的“预定”。这就很让人郁闷了。假如你知道没被上帝看上，也就破罐子破摔了。问题是你不知道。照加尔文的理论，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能够推断他是选民还是弃民。上帝的模范选民不跳舞、不看戏、不穿奇装异服，而是勤俭克己，不虚度光阴。工作是生活的目的。可以想象，当时的日内瓦到处都是工作狂，只知道积累财富，不屑于享受人间快乐。瑞士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富得流油的贸易国。加尔文不反对放贷牟利，只是鄙弃放高利贷。换句话说，钱不咬手。这使加尔文与犹太人较为接近。这也许是加尔文与反犹的路德之间最大的区别。因此，凡是加尔文主义比较流行的国家，比如英国、荷兰和美国，反犹、排犹没有民间的基础；而反犹一度成为条件反射的国家，比如德国、法国、西班牙、波兰和俄罗斯，则都是加尔文主义没有生根的地方。[20]加尔文的理念流传到英国，变成了清教。清教后来再传播到美国，对那里的道德观影响至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加尔文主义对18世纪的英国、荷兰、瑞士和德国部分新教地区的工作道德产生了影响，并为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加尔文主义和清教的势力范围内，基督教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加尔文的入世和工作态度与儒家思想有可比性。韦伯对此有精辟的论断。在他看来，儒教与清教都是理性主义的，区别只在于：儒教主张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则鼓吹理性地把握世界。[21]清教造就了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而儒教则赋予了中国人成为君子的品质。这也是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于欧洲而不是在中国的原因。17世纪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曾经试图将儒教与基督教融合。科隆人汤若望甚至充当了正因爱妃董小宛被毒害而心灰意冷的顺治皇帝的心理医生。在耶稣会教士看来，儒家“天”的概念与基督教的“上帝”有相似之处，“礼仪”也可看作对圣贤的崇拜，与基督教教义没有任何冲突。康熙皇帝也曾持这样的态度。但一些死脑筋的教会人士坚决反对礼仪，被激怒的康熙于是在1717年宣布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这是题外话。
被路德和土耳其人搅了局的查理五世
在历史学家看来，尽管查理大帝在8世纪末用基督教统一了今天的西欧，但现代欧洲的概念当时还根本不存在。“当这块土地上的国家不再自视为罗马帝国的后裔、不再自认为肩负着在全世界传教的重任时，我们才能谈论欧洲。”[22]照此说法，欧洲概念的形成应当是在中世纪末期，也就是东罗马帝国衰亡的15世纪中期。政治上的欧洲概念刚刚诞生，16世纪上半叶便有一位君王差一点儿步入查理大帝的后尘，以基督教名义统一西欧。他的头衔可多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西西里国王、那不勒斯国王、尼德兰君主，当然流行最广的称号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我前面提到，西罗马帝国已经于5世纪灭亡。查理大帝自视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此史学家一般认为公元800年查理加冕也是神圣罗马帝国诞生的时刻。实际上，在“罗马帝国”前面加上“神圣”二字是12世纪一位皇帝的主意，打算再突出一下君权神授的意思。不过，这对觊觎皇冠的诸侯来说，似乎没有起到震慑的作用，他们依旧为争夺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打得头破血流。说它华而不实，是因为它没有给戴皇冠的人带来什么实权。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个虚名，或是个空壳，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根本不沾边儿。从13世纪开始，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成员，其辖境虽有伸有缩，但总离不开奥地利和德国的部分地区，因此，罗马帝国的名称越来越名不副实。不过，决策者没有一步到位地更名为“德意志帝国”，而是于15世纪又加了个前缀，变成“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越来越烦琐。因此，尽管严格来说德国的诞生是在1871年，但我对“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漫长时期也简称德国，否则太啰唆了。也许正因为这个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个怪胎，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因此，它直到1806年才在拿破仑成立莱茵联邦之后寿终正寝，好歹也算是个千年帝国[23]。
回到查理五世，我们看他的那些头衔就能大概知道他当时统治的地区幅员多么辽阔：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查理大帝的版图相比，多了西班牙（因为他是西班牙人），少了法国。法国不服他的领导，并与查理五世数次交锋。这位西班牙人曾经生擒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不过那时候杀人不眨眼的中世纪已经过去。他不但放了法国国王，而且还与他签署了君子协定。
查理五世是狂热的天主教徒，抱着将天主教传播到全欧洲的理想，但偏偏马丁·路德是他的同代人，把天主教会的地盘夺走了大半。查理五世也曾经因此对路德百般刁难，但毕竟宗教裁判已成为历史尘埃，他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教会分裂。查理五世放路德一马的另一个原因是土耳其人的骚扰。他们于1453年攻占拜占庭，使东罗马帝国从地球上消失。在那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当然不会停止扩张。西进的土耳其人使查理五世分身乏术，让他顾不上打压新教。因此，马丁·路德的追随者们欠了土耳其人一份人情。
教会分裂使查理五世悲痛欲绝，并在万般无奈之中提前退位，去一家修道院安度晚年。他在退位时发表的讲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动。这位曾经统治欧洲四分之一人口的君王说：“我这辈子曾经犯了很多错误。但有一点可以保证：我从未有意伤害过任何一位臣民，对他们施以暴力或不公。如果真有这种情况，我感到很遗憾，并请求原谅。”心灰意冷的查理五世深知没有自己的权威，帝国难以为继，于是将自己苦心经营的欧洲帝国分给了弟弟和儿子。16世纪在基督教名义下的欧洲融合又是昙花一现。
欧洲基督教大战：三十年战争
马丁·路德和查理五世都已名垂千古之后，欧洲各国仍然为新教还是天主教打成一团，那可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作为新教徒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处死天主教徒、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路诸侯也分成两派，并分别成立了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不过，这些诸侯往往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争夺地盘。大致上，信奉天主教的诸侯是保皇派；信奉新教的诸侯则反对皇权，因此遭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打压。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拿波希米亚[24]开刀，禁止布拉格新教徒的宗教活动，拆毁教堂，焚烧新教书籍。布拉格的新教徒冲进王宫，把皇帝的钦差从窗户里扔出去。这一“掷出窗外事件”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波希米亚人推举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做波希米亚国王。刚刚在美丽的海德堡修筑了宫殿、准备与英国公主伊丽莎白安居乐业的腓特烈五世这下犯了难。直觉告诉他：乱世之时，不能离开自己的根据地。伊丽莎白噘嘴了：她一直对嫁了一个选帝侯而耿耿于怀，因为丈夫上面有皇帝，还有6个拥有选举皇帝权利的侯爵与他平起平坐；现在丈夫终于可以当国王，和自己门当户对了，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腓特烈五世在娇妻虚荣心的驱使之下，忐忑前往布拉格。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正确的。只过了一个冬天，皇帝便撤了腓特烈五世的职。他因此而得到“冬王”的绰号。这外号听起来挺浪漫，实际是讽刺他短暂的国王生涯，不过一个冬天而已。被废黜的腓特烈五世也丢了普法尔茨的地盘，被流放到荷兰，可谓鸡飞蛋打。唯一令他欣慰的是：英国公主表示愿跟随他到天涯海角——也许她为自己的馊主意害了丈夫而愧疚。两人在流亡地闲着也是闲着，便生了十几个孩子。子女们通过婚姻遍及欧洲王室，也算间接为父亲出了口恶气。这是三十年战争的一个插曲。
这场战争是德国皇权与诸侯之争，是天主教与新教之争，同时也是欧洲列强借宗教展开的权力斗争。法国看到德国为宗教、为皇权打得不可开交，于是趁火打劫，想把水搅得更浑，目的是自己称霸欧洲。尽管法国从上到下信奉天主教，国王却站到了德国信奉新教的选帝侯一边，以削弱皇权，让德国更加分裂。当然，卷入战争的不只是法国，支持新教同盟的还有瑞典、英国、俄罗斯等国；为天主教同盟撑腰的则是西班牙、波兰等国。在这场欧洲大战中，德、法第一次成为敌对双方，或者更确切地说，信奉天主教的一半德国与法国交火。
三十年战争是在德国土地上展开的一场欧洲大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历时最久的战争之一。主战场的德国可被折腾惨了，有的地区甚至锐减三分之二的人口。当时的人均寿命只有17岁。也就是说，很多在战争初期或中期出生的德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和平是什么样子。1644年，参战各方打得资源耗尽、兵源枯竭之时，各国使节在德国的明斯特开始和谈。为什么选择德国西北部威斯特伐利亚的这个小城做会址？因为它的位置比较有利，距离北欧和西欧的王室诸侯都不太远；此外，明斯特是当时德国少数几个还没有被战争伤及的城市之一。成为和谈会址之后，明斯特彻底变成一块和平的绿洲，因为打仗不伤使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上百名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在那里拿出人性最丑陋的一面讨价还价。怪不得有人说当时的地狱肯定是空空如也，因为“魔鬼”都聚集在明斯特了。不过，正是这些“魔鬼”给明斯特的服务业带来可观收入。今天，明斯特是德国最富饶美丽的城市之一，还是德国最环保的城市，享有“自行车城”的美誉，曾被评为世界上生活质量最高的中等城市。
回到17世纪。1648年，参战各方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制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因此可以说是第一部国际法。和约承认德意志众多诸侯国和瑞士、荷兰的主权，确认主权国家的平等，打破了罗马教皇的神权体制。这也是欧洲世俗统治者第一次以会议的方式解决争端，当然是在各方都打不动了的前提下。战争的直接结果：天主教与新教打了个平手，诸侯战胜皇权。这意味着，诸侯们可以决定自己领地里的臣民追随教皇还是马丁·路德，德国在宗教上成了一块花花绿绿的拼图。
政教分离打破宗教统一梦
我上面没少说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会在历史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一个原因是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勾结，最好的证明就是教皇给皇帝加冕，给皇帝的权力带上了一层天授的色彩，有点儿像中国的皇帝；作为交换条件，皇帝给予教皇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有了军队的支持，教会里谁还敢向教皇挑战。有时候神权和君权干脆融为一体。我前面提到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掌握实权的7位选帝侯中，一度有两位大主教。怪不得中世纪那么暗无天日：君主、教会互利互惠，一起搜刮百姓。君王理直气壮地征税，教会则发放“心灵贷款”（赎罪券）。最先是16世纪的马丁·路德打乱了政教的和谐。在他看来，人可以直接与上帝联系，用不着那么多中介。没了中介，也就没了中介费，天主教会的恼羞成怒可想而知。断了一个重要财源不说，天主教会的信众也被路德抢走了。16世纪下半叶，大多数德国人皈依了新教。天主教会不甘心失败，于是有了宗教改革之后的反改革，有了17世纪的宗教战争。打了30年，两大教会平分秋色。战争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今天的德国。北部联邦州新教教徒居多，也是社民党传统选民的聚居区；南部联邦州（特别是巴伐利亚）则是天主教会的老巢，因此也是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重镇。
三十年战争也为政、教分离拉开了序幕。世俗统治者不愿卷入两大教会的互相残杀，但又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臣民成为教会争夺“真理权”的牺牲品，于是一面开始与教会保持距离，一面将武力的使用权据为己有。言外之意：你们怎么对骂都可以，但发动战争不是你们的事情。诞生于英国，以法国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主张理性思维和宗教宽容，中世纪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所取代。那时候空气中弥漫着对科学的饥渴，很多欧洲家庭晚上聚在一起不再读《圣经》，而是读《百科全书》。在德国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家埃尔克斯看来，法国哲学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是以中国的《永乐大典》为样板的。启蒙时代的最重要思想家莱布尼茨、伏尔泰、赫尔德尔和歌德都对中国，特别是儒家学说做了深入研究。谁能说这些欧洲人强调的理性原则、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不是受了孔夫子的影响呢？
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基础，法国大革命又彻底完成了政教分离。信什么教，投什么教会的门，完全成了个人的事情。直到今天，法国仍然是西欧政、教界限最清晰的国家。政、教分家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政治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不说，教会通过慈善工作还能为国家缓解社会矛盾；教会不再与政治这桩普遍被视为肮脏的交易沾边，这大大改善了教会的形象。德国政教分离的过程比较漫长，而且拖泥带水。19世纪初，国家与教会签约答应替两大基督教会征税，其实也就是承认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直到1919年魏玛共和国宪法才正式为国家和教会办了“离婚手续”。不过，名义上离婚了，实际上双方的关系仍然暧昧。宪法前言里仍有“上帝”的字眼，财政局继续为教会辛勤敛钱，国家开办的学校保证有天主教和新教两套宗教课，国家对教会开办的学校、医院等利民设施提供财政援助，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离婚不彻底”使得德国今天在处理与伊斯兰关系的时候也有些棘手。随着穆斯林占德国人口比例的不断提高，平行社会的问题日趋严重。有些清真寺公开宣传与德国背道而驰的价值观。迄今德国有关部门对清真寺的运作撒手不管，一来担心背上干涉宗教自由的罪名，二来德国政界对管理的具体操作存在争议。如果真想减少沙特和土耳其对德国清真寺的控制，就必须不惜血本，资助清真寺建设，自己培养伊斯兰神职人员。有人建议干脆依照教会税的模式，也向穆斯林征税，不过这意味着提升伊斯兰的地位，保守党派坚决不答应。这是题外话。
在德国历史上推动政教分离的还有希特勒。他在攫取政权之初曾经利用教会，之后撕毁了与教会的协定。这样一个有统治世界野心的狂人怎么会容忍教会的指手画脚。而教会在最初的绥靖之后，与希特勒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斗争。除了教会内部涌现出一批积极抗争的教士和基督徒之外，教会的机构还为遭纳粹通缉的政治家提供庇护，后来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就是一个最知名的例子。与阿登纳并称为“欧洲之父”的法国外长舒曼和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也对教会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
偏偏这三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成为战后欧洲大陆三个主要国家的掌舵人。这是上帝的安排吗？在他们看来，在基督教的价值观基础上实现欧洲统一是这个古老大陆重现辉煌的唯一途径。
不过，虽然基督教仍是欧洲信徒最多的宗教，《圣经》也仍然是很多欧洲人的共同语言，但欧洲世俗化的潮流势不可当，那三位天主教政治家的梦想也便没有了成真的可能。今天，基督徒在欧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定期去教堂的基督徒更是越来越少。已经有第一批教堂改为清真寺。而《欧盟宪法条约》的前言根本就没有“上帝”这个字眼，原因是多数成员国不同意该宪法和基督教发生任何关系。[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