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言眉州眉山县，记有“鱼蛇”镇名。明曹学佺《蜀中广记？蜀中名胜记？仁寿县》载：“鱼蛇水在其北。”又青神县：“鱼蛇水在县东南二十里，源出仁寿县界之木梓山，流经县境，入大江。以水中有鱼似蛇，因名。”《后汉书》卷四八注引载：“犍为郡南安县有渔涪津，在县北，临大江。《南中志》曰：渔涪津广数百步。”南安即今乐山。《路史》卷二九载：“犍为有鱼凫津，广数百步。”
清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四记叙州府（治所在今宜宾）：“鱼符津，在治北（县西）三十里。”《蜀中广记》卷一五《南溪县》：“鱼凫津。按《郡国志》云：南溪县西三十里有津。”清嘉庆《四川通志》永宁县又记：“鱼凫关，在叙永厅东三里，又作鱼浮关。”这些地方都在川南。
沿长江东下，也不缺少地名线索。唐《元和郡县图志》符县（今合江）有巴符关；四川大学张勋燎教授发现南方方言里“巴”就是鱼，所以巴符关也就是鱼符关。现在的奉节，汉代称为鱼复。《逸周书？王会解》记周成王大会诸侯，靠近长沙的鱼复古国送上贡品“鼓钟钟牛”，可见西周初年还有鱼凫古国存在。湖北沔阳县东十五里有鱼复古城，载于《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四；卷一四六又提到松兹县还有个巴复村，可读为鱼复村。
遗留有这么多带“鱼凫”音的地名，不可能是偶然巧合。这里显示出当年鱼凫一族沿岷江南下，到达川南；再顺长江东去，直至鄂西。但这条地名连线，会不会反过来是鱼凫族由鄂西进入川南，再进至成都平原？因为一条线路是可下可上的。
笔者思之再三，觉得上行的可能性较小。古蜀人虽有行舟技术，但仍须顺应水流条件。从成都平原向南、向东，完全是顺流而下，无论是行进速度和航行难度都居有利地位；如果逆水行舟，需要额外承担一些未卜的风险。再者，举族南迁，是众人瞩目的悲壮事件，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是鱼凫族闯江湖，前进目标不会很明确，难以有意识地留下特殊地名。因此这些地名线索，仍应视为鱼凫族向南、向东迁徙为妥。
（二）考古结果
据成都市考古所1999年温江鱼凫城发掘报告：古城原建在台地上，城内地面明显高于城外，城墙筑在台地边缘，故属平原台城型。目前断续分布在地表以上的城垣，一般高约两米，宽15～20米，仅南垣较为完整，长约600米；北垣与之基本平行；西垣约370米；东北垣约280米；东南垣与西北垣基本平行。以前没有发现东垣，1999年在与西垣平行的方向，找到了残存长50米的东垣，其走向为正北。因此整个城区的平面形状，是个规则的六边形，在众多长方形古城中显得十分独特。
城内北部有一条大致东西向的低洼地带，长700米，宽15～30米，最深处达到2米，应该是古代河道。另一条旧有河道自北向南流经城区东缘，长400米，宽70～190米，深约1.5米。推测古城被毁，主要是洪水穿城成灾。发现南垣东段墙底垫有卵石层，城墙外侧还斜筑一层卵石；墙体内也掺有细小卵石，这些都与其他城址不同；土墙仍取斜坡夯筑方式，断面略呈梯形，很像防洪堤。
考古人士发现，在城区中心有一些房屋遗迹，还有许多倾倒垃圾的灰坑、灰沟。房屋建筑有基槽式和干栏式两种；而基槽又有泥土墙基和卵石墙基两类。东南部不仅有灰坑、灰沟，还发现了窑址和祭祀坑；南部则是墓葬区。这些迹象表明，鱼凫城内当时人口较为集中，城市使用时间较长。古城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6世纪，废弃于公元前18世纪，历时3期。前两期结束于公元前23世纪，由此证实，这里确是鱼凫邦国的都邑。
古城址出土石器、陶器和一些竹片。石器以小型为主，通体磨光，多斧、锛、凿这些常见组合；还有制作精致的石矛，应属礼器。陶器多平底器、圈足器，而无三足器。其中高圈足上都有镂孔，陶罐盛行口沿有花边装饰，呈现出距今4000年以上的蜀器特色。
（三）发现逸史
《蜀王本纪》逸文历史信息过少，蒙文通教授认为《山海经》的《海》、《荒》等经，可能是蜀人或近蜀者的作品，其中存有更多古蜀信息。果然，在《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记“鱼妇”神话中，发现有“鱼凫”族一段轶事，而且与黄帝族的颛顼挂上了钩，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又：“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两段，是西汉刘向父子校正不同来源经文时，并存下来的两个版本。核心内容是有条半枯的鱼，或者说半截是蛇、半截是鱼，名叫“鱼妇”，此名应等同于“鱼凫”。由于下文紧接着说一种鸀鸟，鸟名由“蜀”和“鸟”组成，可以判断它出在蜀地。
两段话实际讲述同一件事。鱼妇的形象奇特，而造成她鱼蛇混合的原因，是有风从北边刮来，带来暴雨洪水；这一神话极富象征意义。后段讲颛顼死后，她才恢复原状，意味着鱼凫族受到颛顼族的迫害。这是《蜀王本纪》漏记的历史，补充了鱼凫“仙去”的缘由。
今人或读“颛顼死，即复苏”为另一段，认为颛顼有死而复苏的本领；这一看法显然不对。因为两段原文“颛顼死，即复苏”六字完全相同，如果这是另外一段，就应该放在下文，不必要重复两次。正因为这话与上文不能分开，这才有不同版本的两段记录。
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鸿烈》，摘录了《海》、《荒》二经材料。《大荒西经》那两段话的前后文，书中摘成这样：“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所谓“其人”，指的不是颛顼，而是“半鱼”的鱼妇。“在其间”，是讲鱼妇居地在“后稷垅”和“建木”之间。古书里的“垅”是指坟墓。《山海经》卷一八《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墓地所在是个出产“膏菽膏稻”的坝子，还是“百谷自生”、“百兽相群”的乐土。蒙文通教授以为，那便是今天的成都平原。《淮南鸿烈》卷四《坠形训》上文说过，“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若木在建木西”。而若木，与颛顼的老家若水也不无关系。可证其地皆在蜀。
《海内西经》又指出：“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这话的上文，写在它前面的《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面而鱼身。”原来氐人的徽记也是一种“半鱼”。由此可见，鱼凫族应该属于古氐族系统。
鱼凫邦国的地理位置，可以从“后稷垅（成都平原）—鱼妇—氐人国—建木”的方位次序，得知其位于成都平原与氐人国之间。知道氐人国的位置，鱼凫国自可定位。
《汉书？地理志》记录西汉时“氐道”属于陇西郡，在今甘肃天水与宕昌之间；“甸氐道”和“刚氐道”属于广汉郡，在今甘肃文县西南和四川平武一带；“湔氐道”属于蜀郡，即今四川松潘。这些都在岷山山系之中。上古的氐人国，应该在岷山范围之内。这块地方与平原重心地带之间，则是“鱼妇”的领地，那里恰恰就是湔山和现今都江堰到温江一带。
归结起来，鱼妇应该就是鱼凫国的末代蜀王，译音用“妇”，意在表示那是一位女王。她的象征是半鱼半蛇，开明时期青铜兵器和印章上，常刻有尖桃形带蛇尾的巴蜀文字。这个字学术界众说纷纭：心脏？花蒂？巴蛇？白海螺？大禹？现在弄清了鱼妇的原形，才知道，这个鱼头蛇尾的字，反映着蛇和鱼的综合体，亦即晚期鱼凫族徽记，或称“鱼妇”。
《史记？五帝本纪》记有黄帝次子昌意，降居若水，即今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流域，与蜀山氏通婚。《山海经》卷一八《海内经》称：“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又卷一八《海内经》说：“颛顼母，浊山氏之子。”蜀、淖、浊这三个汉字，古音完全相似。可见颛顼先辈皆与蜀山氏联姻，而蜀山氏居地是在蜀境西部。
前《汉书》卷二一下《帝系》载：“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夏王朝始于公元前21世纪，开国之君夏启，是禹的儿子，上溯到颛顼有七辈人。若按每辈平均28年计算，其间历时就有200年之久，那么上推到颛顼，就该是公元前23世纪了。推测末代鱼凫王时代也在公元前23世纪，与此恰相重合，因此鱼凫族受到放逐，肯定与颛顼有关。
《山海经》多处提到颛顼的陵墓，《海外北经》说在务隅之山，《大荒北经》说在附禺之山，《海内东经》所附古《水经》说在汉水发源地鲋鱼之山。务隅、附禺、鲋鱼字虽不同，音却一样，显然是一个地方。奇怪的是这山名竟是“鱼凫”的倒读。蜀语里常有正倒一致的现象，如热闹与闹热，公鸡与鸡公，都广与广都，所以凫鱼之山，也可视为鱼凫之山，那里被颛顼占据。汉水发源地远古即在岷山北段，难道那里原是氐系鱼凫族的老根据地？
古蜀人对颛顼族的反感，还有民俗方面的遗存。东汉王充《论衡》书中《解除》《订鬼》两篇都讲到颛顼有三个短命的儿子，后来都成为传染疫病的恶鬼。一个是江水上的“虐鬼”，让人打摆子；一个是若水上的“罔两”，碰上就要倒霉；还有一个躲在人家屋角惊吓小孩。江水、若水是蜀地河流，而且都是颛顼前辈发迹的地方。王充说，那些话是从《礼》书上抄来的，可见确是上古传说。
三、社会转型
综上所述，鱼凫时代是个可歌可泣的时代。前代平静的采集渔猎生活，被农耕制度的入侵所打破。古蜀先民渴望利用成都平原的富饶，过一种相对定居的生活，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宗教或血亲为纽带，团结众多迁徙无定的游团，而要重新画分部落地盘，建立一个个古城。这就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的动荡。在洪水成灾之际，西边的颛顼族乘虚而入，与鱼凫族对抗，最后鱼凫族惨遭放逐。
鱼凫时代正处在落后的渔猎经济步入先进的农耕经济过渡期。也许正由母系氏族制转变为父系氏族制，私有财产和继承权逐渐建立，等级制度日渐分明，外族入侵和自相残杀日益加剧。鱼凫族适应不了客观现实，不能不被淘汰出局。然后才有强大的杜宇王朝的建立，但古蜀已经在颛顼族的统治下俯首多年了。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